《Land Use Policy》：Behavioural limits of market-led flood-risk allocation: Loss normalisation, investment discounting and planning-led land-use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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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对29个中国省级行政区中面临洪水风险（flood risk）的505名城市购房者（urban home buyers）进行了调查。反复洪水（repeated flooding）使购房者将洪水损失（flood loss）视为可容忍的，而非将其作为回避住宅
研究人员对29个中国省级行政区中面临洪水风险（flood risk）的505名城市购房者（urban home buyers）进行了调查。反复洪水（repeated flooding）使购房者将洪水损失（flood loss）视为可容忍的，而非将其作为回避住宅的理由。当住房被视为投资品（investment）时，购房者以预期价格收益（expected price gains）抵补洪水风险（flood risk）。研究结果支持规划主导型工具（planning-led tools），例如区划（zoning），而非依赖购房者需求（buyer demand）引导开发远离洪水暴露土地（flood-exposed land）。
研究人员围绕市场主导型洪水风险配置（market-led flood-risk allocation）的行为限度，考察反复洪水、住房资产属性与规划主导土地利用治理的关系。研究背景是，城市洪水风险正在塑造沿海城市可增长空间，海岸沉降、海平面上升和不透水扩张提高复合洪水事件概率与严重度；已有综合评估显示，中国沿海土地开发决策可能比海平面上升本身更影响未来洪水暴露，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辽河三角洲和渤海湾是主要脆弱热点。既有土地利用规划研究主要沿两条线展开：未来土地利用不确定性与评估尺度，以及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但二者多将土地需求视为给定，反复洪水是否改变需求尚未回答。规划实践长期期待需求侧承担部分土地配置任务，依赖英美式洪水风险披露—价格折价—居住分选逻辑；但洪水带资本化证据常较小、脆弱或缺失，风险感知异质性会阻碍有效资本化。中国城市住房市场有三项特征：城市土地公有、家庭持有使用权；住房以中层和高层公寓为主，洪水风险多表现为地下室和底层淹没、电梯和电力中断、通行丧失；房产搜索高度数字化，平台展示内容塑造家庭所见信息。若家庭面对反复洪水仍认为洪水暴露土地可接受，则披露政策隐含依赖的市场纪律难以移植，风险敏感土地配置将更多依赖限制性区划、灾害叠加要求等规划工具。研究人员据此建立住房购买意向结构模型，聚焦损失正常化（loss normalisation）和投资折现（investment discounting）两项机制，并将其纳入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的近端链条。调查覆盖2023年和2024年29个省级行政区505名城市居民，故意过度代表沿海高洪水风险带，并以多组分析考察机制在洪水经历、年龄、家庭收入和住房成本负担间的差异。论文贡献包括：识别损失正常化作为反复洪水削弱而非增强需求侧纪律的行为渠道，为堤坝效应提供微观测量基础；引入并检验投资折现作为独立路径；发现态度—意向路径在联合设定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两项机制后不显著，主观规范主导意向；将中国沿海城市洪水风险治理重新定位为规划主导问题。
关键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研究人员通过Wenjuanxing在线调查平台招募中国城市成年居民，调查期为2023年11月至2024年4月，回收712份，经多阶段筛查后最终分析样本N=505，保留率70.9%，覆盖29个省级行政区；沿海高洪水风险带（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海南）占52%。测量采用11个潜变量的五点Likert五项量表，经双回译和30人预试；另设10项客观洪水知识测试。分析遵循Anderson和Gerbing两步策略，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和协方差基础结构方程模型（covariance-based SEM, CBSEM），间接和总效应用5000次bootstrap，多组分析按洪水经历、年龄、家庭收入和住房成本负担分层，并以Harman单因子和标记变量评估共同方法偏差。
研究结果如下。4.1 描述统计、信度与效度：所有量表Cronbach's α为0.84—0.88，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为0.84—0.87，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为0.52—0.58；最大构念间相关为0.48。感知损失可容忍性（perceived loss tolerability, PLT）均值3.71、投资折现（investment discounting, IDRD）均值3.75，感知洪水风险（perceived flood risk, PFR）均值2.21，符合反复洪水、资产导向市场中的损失正常化与风险折现。CFA拟合良好：χ
2(1375)=1585.9，χ
2/df=1.15，CFI=0.984，TLI=0.982，RMSEA=0.017，SRMR=0.031，标准化载荷0.67—0.81，均p<0.001；共同方法偏差有限。4.2 结构模型：模型拟合良好，χ
2(1402)=1737.9，χ
2/df=1.24，CFI=0.974，TLI=0.973，RMSEA=0.022，SRMR=0.041。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 SN）主导购买意向（purchase intention, PI），β=0.387，p<0.001；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ural control, PBC）β=0.119，p=0.023；PFR对PI有残余负向直接效应，β=-0.162，p=0.005；态度（attitude, ATT）到PI不显著，β=0.054，p=0.279。IDRD提高ATT，β=0.198；PLT直接提高PI，β=0.108；PFR压低ATT和PBC；社区便利性（community convenience, CC）提高ATT和PBC；洪水信息显著性（flood-information salience, FIS）提高ATT和PBC。乐观偏差（optimism bias, OB）和反复事件习惯化（recurrent-event habituation, HAB）提高IDRD与PLT，并压低PFR；OB还提高FIS。4.3 多组分析：四个分层中，主观规范均最强，ATT—PI均不显著。高洪水经历者中OB→IDRD更强，低经历者中FIS→ATT更明显；年轻组SN更强，PFR压低ATT更明显，老年组OB→IDRD略强；高收入组PFR对PI有负向关联，低收入组不明显，但低收入组样本小；高住房成本负担者中HAB→PLT更强，SN对PI的权重较低。总体机制在高风险、长周期住房承诺中更明显，但属探索性比较。4.4 区域分析：沿海高洪水风险带与内陆的构念均值和结构路径大体相似，主观规范主导与态度—意向不显著在两区域一致；机制并非沿海独有，泛城市规划工具面对相似行为条件，但内陆也不能忽视需求侧纪律失败。4.5 客观洪水知识不调节机制：知识得分均值5.0，标准差1.7，范围0—10；高低知识组中PLT对PI的正向关联、IDRD、PFR效应和HAB→PLT均几乎相同，知识基本不相关于PFR、PI和HAB。损失正常化并非知识缺陷，信息工具单独难以恢复需求侧纪律。4.6 稳健性检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接近；PFR完全中介设定结论相同；高低知识子组符号一致；加入人口控制未实质改变系数；反向设定拟合更差。
讨论部分认为，从买家认知到土地配置的因果链包括买家认知、需求、市场和规划四步，模型直接识别前两步，后两步为土地利用后果。损失正常化风险吸收由IDRD和PLT共同发挥作用，OB与HAB提供认知基质；在反复洪水、资产导向市场中，购房者将残余洪水风险视为可承受损失和可折现交易属性，并可能预期制度兜底，这为堤坝效应提供微观基础。福利影响主要通过价格和土地配置而非购买数量退出，需求对洪水信息大体无弹性，风险可能在交易价值中定价不足，因此享乐价格分析比陈述偏好更相关，但识别仍有难度。住房市场自2021年以来处于下行期，调查在此间进行；IDRD不要求持续涨价，PLT也不依赖资产框架，机制在下行期仍强，说明并非单纯牛市假象，但资产框架具时变性，需跨周期复制。态度—意向不显著且主观规范主导，意味着只改变态度的风险沟通影响有限，应触及社区微信群、居委会和代际讨论等社会参照网络。FIS对ATT和PBC有正向关联，其更大效应通过控制感，但住宅洪水风险尚不满足标准化、认证和专业交易对手显著等条件。研究人员提出五项规划工具：限制性区划与灾害叠加层；平台搜索界面灾害叠加；有界市政保护信息；通过社会参照网络开展风险沟通；纠正习惯化和乐观偏差。实施可分阶段：先平台灾害叠加和有界保护沟通，再纳入法定规划的区划，再推进社会参照沟通，最后在具备物业级洪水历史后处理习惯化与乐观偏差。三角洲热点中，样本覆盖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渤海湾，辽河三角洲不足；机制稳定但工具权重可能因平台渗透、围垦低地扩张和住房存量差异而不同。局限包括横截面关联非因果、购买意向不等于实际购买、在线招募非概率抽样、沿海—内陆划分依赖IP位置较粗。未来需面板或实验、跨市场周期复制、链接交易记录与行政微观数据、享乐价格分析、物业级洪水记录，并比较东京、首尔、台北和香港等东亚市场。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基于对中国29个省级行政区505名城市居民的调查，设计上过度代表沿海高洪水风险带，本文检验了反复洪水风险下住房购买意向的结构模型。感知损失可容忍性和投资折现吸收残余洪水风险信号，前者直接作用，后者通过态度作用，因此洪水风险使购买意向基本保持不变。反复事件习惯化和乐观偏差滋养两种机制并压低感知风险，这为堤坝效应提供了可测量的微观基础。主观规范主导意向，态度到意向路径不显著，客观洪水知识不改变这些结果。因此，在密集、平台中介和资产导向市场中，需求侧响应本身不太可能引导开发远离洪水暴露城市土地。风险敏感土地配置的重心落在规划上，通过限制性区划、平台搜索界面灾害叠加层、有界市政保护信息、社会参照网络风险沟通以及习惯化和乐观偏差纠正来实现。在这些条件下，随着气候变化，规划主导配置比市场主导居住排序更可能使中国沿海城市开发避开洪水暴露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