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亚国家级“一体化健康”人畜共患病优先排序工具的本土化改造：基于疾病严重性与治理导向路径的比较分析

《One Health》：Adapting the One Health zoonotic disease prioritization tool for subnational One Health implementation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sease severity and governance-driven approaches

　　

专业术语翻译的论文摘要 背景：人-动物-环境界面上的人畜共患和环境驱动型健康威胁日益增多，凸显了以预防为导向和以社区为中心的一体化健康（One Health）方法的必要性。本研究对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U.S. CDC）开发的一体化健康人畜共患病优先排序（OHZDP）工具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使其适用于泰国亚国家级应用，整合了环境和社会科学视角，并扩大了社区参与，以确保优先排序结果具有情境特异性和操作相关性。 方法：研究人员在泰国两个府——乌汶叻差他尼（Ubon Ratchathani）和楠府（Nan）——开展了一项比较性混合方法案例研究，于2025年举办了为期四天的多部门参与式研讨会。每府约70名参与者分别代表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卫生、地方治理和民间社会等部门。采用全危害方法识别健康危害。通过多部门共识对六项决策标准进行加权，并使用结构化多准则框架对危害进行评分，辅以定性审议以产生基于共识的优先排序。 结果：由于标准权重的差异，两府的优先排序结果不同。乌汶叻差他尼强调生物医学严重性和跨部门影响，优先考虑了新发传染病、狂犬病、非传染性疾病及其他高死亡率感染，反映出灾难性风险防范的特征。相比之下，楠府则优先考虑治理能力和政策可行性，导致排名前列的主要是环境和治理依赖型危害，包括PM2.5空气污染、露天垃圾焚烧、流浪狗管理、农业化学品暴露以及与气候相关的灾害。 结论：社区主导的优先排序工具改造加强了亚国家层面的一体化健康行动。将治理、环境和社会决定因素纳入生物医学框架，有助于增强多部门参与、支持以预防为重点的实施、加强早期预警系统，并建设社区应对人畜共患疾病出现的韧性。

论文主体部分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人畜共患疾病占新发传染病的60%-75%，这凸显了在一体化健康（One Health）体系内采取预防导向和社区驱动策略的必要性。全球框架如“预防人畜共患疾病出现倡议”（PREZODE）及其在东南亚实施的子项目“全球南方PREZODE行动”（PREACTS）-ASAMCO项目，旨在通过减少溢出驱动因素、加强综合监测并将社区参与嵌入预防路径，推动向预期行动的转变。然而，现有的优先排序工具，如美国CDC开发的一体化健康人畜共患病优先排序（OHZDP）工具，在应用于亚国家层面时存在显著局限：地方利益相关者代表性不足、环境和社会科学输入极少、依赖可能掩盖地方疾病动态的国家级数据集。因此，有必要通过参与式、社区包容性的机制对现有工具进行改造，融入共同创造研讨会、地方生态知识和多部门标准加权，以确保优先排序结果具有情境合法性、社会正当性和操作相关性。

研究设计与实施

研究人员在泰国选择了两个生态、社会文化和治理背景迥异的府——乌汶叻差他尼和楠府作为比较案例。2025年10月和11月，分别在两地各举办了一场为期四天的高强度参与式研讨会，每场约70名参与者，涵盖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卫生、农业、野生动物保护、地方政府、社区组织和学术机构等多元部门。研究采用了混合方法设计，将定量多准则决策分析（MCDA）与定性群体审议相结合。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对OHZDP工具进行了三项核心改造：第一，将优先排序范围从传统人畜共患病扩展至全危害，纳入环境危害（如PM_2.5、洪水）和非传染性疾病；第二，扩大利益相关方类别，吸纳社区代表、地方生态专家和原住民知识持有者；第三，引入参与式加权机制，允许地方行动者通过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对六项共识标准（可能性、严重性、影响、脆弱性、控制可行性和政策支持）进行成对比较，从而赋予符合本地情境的相对权重。最终优先排序采用加权求和公式计算总加权得分并归一化为百分比。

研究结果

3.1 乌汶叻差他尼：优先考虑生物医学严重性

在乌汶叻差他尼，多部门共识将最高权重赋予“严重性”（0.33）和“多部门影响”（0.32），两者合计占总风险得分的约65%。这一权重分配导致了以潜在灾难性后果为导向的优先排序策略。最终排名前十的危害清单中，新发传染病（“X疾病”）位列首位，其次是狂犬病、各类癌症（汇总）、糖尿病、跨境武装冲突影响、道路交通事故、高血压、洪水、类鼻疽和炭疽。该清单反映了对量化健康指标和可测量经济后果的关注。

3.2 楠府：治理导向型的转型

楠府最初也赋予了“严重性”较高权重（0.39）。但在全体审议环节，利益相关者提出地方威胁的规模主要由地方领导能力和政策执行力决定，而非单纯由生物医学严重性驱动。因此，小组实施了“治理决定论”调整，将“严重性”权重大幅降至0.03，同时将“领导力/政策支持”提升至0.39。这一转变彻底改变了优先排序性质，最终清单由需要强有力政策协调的环境和持续性行为问题主导：PM_2.5因需要林业、环境和农业等多部门协调而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流浪狗与狂犬病、农业化学品危害、结核病与广泛耐药结核病、洪水/滑坡/水相关灾害、废物管理与焚烧，以及猪链球菌病。

3.3 标准加权与战略驱动因素的比较分析

两府在标准加权上的差异被量化对比。乌汶叻差他尼聚焦于生物医学后果（严重性+影响），而楠府聚焦于治理可行性（领导力/政策）。这种差异导致最终优先清单截然不同：乌汶叻差他尼的清单体现了对国家公共卫生挑战的系统评估，纳入了非传染性疾病和地缘政治威胁；楠府的清单则突出了环境压力源和市政治理挑战。研究确认，多准则决策分析的标准加权是决定优先排序产出究竟是灾难风险地图还是操作可行性计划的最关键变量。

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将国家层面的优先排序框架应用于亚国家层面，需要超越简单缩放的实质性方法论转变。改造后的OHZDP工具成功解决了先前研究的局限性，增强了捕捉地方疾病动态、社区脆弱性和社会生态复杂性的能力。研究发现揭示了生物医学方法与治理导向方法之间的生产性张力：前者优先考虑量化健康指标，后者则关注社会公平、环境正义和参与式决策。楠府采纳的“治理决定论”表明，当参与者能够重新加权标准以反映治理可行性时，优先排序可以从以医院为中心的防备计划转变为省级发展议程，使那些在严重性加权框架下可能被边缘化的议题（如PM_2.5、流浪狗管理、农业化学品安全）获得应有的重视。研究特别强调了社区参与的认知包容性——承认社区成员是合法的知识生产者，其经验见解对于理解人畜共患风险至关重要。混合方法中的审议成分不仅是验证步骤，更是将技术分析转化为集体行动的关键机制。

结论翻译：本研究表明，当通过参与式混合方法并结合灵活的工具开展亚国家层面的一体化健康优先排序时，它可以成为多部门伙伴关系和预防导向行动的强大基础。研究结果挑战了单一优先排序框架应统一应用于所有情境的假设，转而支持适应性方法论，允许地方利益相关者定义反映其操作现实的标准和权重。通过修改以生物医学为中心的工具以容纳治理和社会决定因素，并将定量结构与定性审议相结合，该方法为不同部门识别其在一体化健康体系中的角色创造了空间。这些经验对于落实PREZODE PREACTS-ASAMCO所设想的以社区为中心、以预防为重点的一体化健康愿景尤为关键，该愿景旨在解决健康威胁的上游驱动因素，而非仅仅为应对疾病出现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