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尽管多柔比星仍然是抗癌治疗的基石，但其临床应用受限于剂量依赖性心脏毒性。目前用于早期检测多柔比星诱导的心脏毒性（DIC）的工具仍然不尽如人意，这使得人们开始关注microRNA（miRNA）作为机制调控因子和循环生物标志物的潜力。天然心脏保护化合物，特别是多酚类和黄酮类化合物，也因其调节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障碍、炎症、自噬和程序性细胞死亡的能力而备受关注。然而，此类证据的机制基础与临床转化价值存在较大差异。本批判性叙述性综述基于截至2026年8月14日的PubMed针对性文献检索，并结合相关原始文献和综述的选择性参考文献列表筛查。本文献检索并非旨在全面穷尽，所讨论的研究是为了展示不同层次的机制证据。研究miRNA介导的DIC机制的研究与循环生物标志物研究进行了区分，而植物化学证据则被归类为直接与miRNA相关、miRNA关联但缺乏因果验证、或通路汇聚型三类。在所选实例中，紫杉醇内酯提供了涉及miR-200a/核因子红细胞系2相关因子2（NRF2）通路的直接与miRNA相关的证据，并在H9c2细胞中验证了miR-200a的功能性抑制作用。蓝莓提取物提供了miRNA关联证据；研究了miR-140-5p的表达水平以及Sirt2和Nrf2的表达情况，但miR-140-5p的因果作用未得到功能性验证。对于其他所选化合物，现有证据主要为通路汇聚型。尽管miRNA和植物化学物质为DIC机制和心脏保护提供了互补视角，但其临床应用仍为时过早。未来的研究需要进行功能性miRNA验证、标准化生物标志物评估、药代动力学评价，并确认心脏保护不会损害抗肿瘤疗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