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中CPTED与可持续管理对居民感知居住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基于中国长春的实证研究

《Buildings》：Investigating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CPTED)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in Urban Regeneration: Residents’ Perceived Quality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Changchun, China

　　

本研究考察中国长春城市更新地区中，犯罪预防通过环境设计（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CPTED）、可持续管理（sustainable management, SM）与居民感知的居住环境质量（perceived quality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QLE）之间的关系。2026年4月至6月开展的实地调查获得710份有效问卷。研究人员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和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检验一个整合框架，该框架连接第二代CPTED、第一代CPTED、可持续管理与感知居住环境质量。社区凝聚力（community cohesion, CC）、社区活动（community activity, CA）和社会信任（social trust, ST）与第一代CPTED空间条件显著相关；自然监视（natural surveillance, NS）、自然访问控制（natural access control, NAC）、领域强化（territorial reinforcement, TR）和维护（maintenance, M）与可持续管理呈正相关。Bootstrap分析确认四个空间构念均通过可持续管理产生显著间接效应。直接路径比较显示，四个附加直接关联均无统计学显著性，并且纳入这些路径并未显著改善整体模型拟合。尽管如此，四个通过可持续管理的间接效应仍保持统计学显著。这些发现突出可持续管理作为连接CPTED相关空间条件与居民对更新后邻里评价的重要中间组成部分。

论文围绕中国长春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地区展开，核心是犯罪预防通过环境设计（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CPTED）、可持续管理（sustainable management, SM）与居民感知的居住环境质量（quality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QLE）之间的关系。城市更新研究已从狭义物质更新转向关注既有城区的质量、管理与日常使用。更新地区常同时存在基础设施老化、高密度建成环境、公共空间退化与社区需求变化，因此更新结果评价不能仅关注工程完成，还需关注居民对空间秩序、可达性、维护、邻里服务和整体居住环境的感知。既有研究虽已讨论CPTED、邻里社会条件、环境质量与城市更新，但仍存在三方面整合不足：第一，第一代与第二代CPTED常被作为相关但分析上分离的视角，社区社会条件与居民对第一代空间条件评价之间的实证证据有限；第二，更新后管理作为连接空间条件与居民总体评价的中间过程关注不足；第三，第一代CPTED条件究竟直接关联QLE，还是主要通过可持续管理关联QLE，尚未被充分区分。基于此，研究人员在长春城市更新地区考察三个问题：第二代CPTED社会条件如何关联第一代CPTED空间条件；第一代CPTED空间条件如何关联可持续管理与QLE；在同时考虑直接路径时，可持续管理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第一代CPTED条件与QLE的关系。研究意义在于提出居民中心的整合框架，连接社会、空间与管理维度，区分当前空间维护与长期管理连续性，并比较直接与间接路径。

研究人员采用基于场地、非概率拦截调查，样本来自中国长春市朝阳、南关、二道、宽城、绿园等老城核心区内2023年市政城市更新项目相关居住小区及周边邻里；调查期为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回收763份问卷，最终710份有效。测量框架含9个构念、29个观测指标，采用五点Likert量表。统计上使用Cronbach’s α检验信度；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评价测量模型，以χ²/df、RMR、RMSEA、GFI、CFI、NFI、TLI等评估拟合，以AVE、CR、Fornell–Larcker准则和HTMT评估效度；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估计路径，以5000次Bootstrap偏差校正95%置信区间检验间接效应，并比较基线模型与附加直接路径模型的拟合和Δχ²。分析软件为IBM SPSS Statistics 25和IBM SPSS Amos 29。

研究结果如下。3.1 受访者特征与信度（Respondent Characteristics and Reliability）：通过官方招标公告选点，710份有效问卷中，男320人、女390人，40岁及以上占74.9%，80.0%居住至少5年；九个构念Cronbach’s α为0.835–0.893，平均项间相关为0.627–0.678，信度可接受。3.2 测量模型评估（Measurement Model Assessment）：CFA显示模型拟合可接受，χ²=699.483（df=341），χ²/df=2.051，RMR=0.044，RMSEA=0.039，GFI=0.927，CFI=0.969，NFI=0.941，TLI=0.963；标准化因子载荷0.737–0.864，AVE为0.632–0.679，CR为0.837–0.893；Fornell–Larcker准则和HTMT均支持区分效度。3.3 结构模型结果（Structural Model Results）：SEM显示，社区凝聚力、社区活动和社会信任与自然监视、自然访问控制、领域强化和维护均呈显著正相关；社会信任与领域强化、维护的关联较强。四个第一代CPTED空间构念均与可持续管理显著正相关；可持续管理与QLE显著正相关（β=0.570，C.R.=13.680，p<0.001）。R²分别为自然监视29.1%、自然访问控制29.9%、领域强化35.2%、维护33.2%、可持续管理45.3%、QLE 32.5%；H1、H2、H3得到支持。3.4 可持续管理的中介作用（Mediating Role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Bootstrap显示，自然监视、自然访问控制、领域强化和维护经可持续管理对QLE的标准化间接效应分别为0.111、0.144、0.148、0.148，95%置信区间均不含零，间接效应显著。3.5 直接路径比较分析（Direct-Path Comparison Analysis）：附加四条直接路径后，自然监视（β=0.079，p=0.070）、自然访问控制（β=0.034，p=0.455）、领域强化（β=?0.001，p=0.975）、维护（β=0.043，p=0.329）均不显著；间接效应仍显著，分别为0.092、0.123、0.129、0.126。基线模型χ²=725.561（df=357），χ²/df=2.032，CFI=0.968，TLI=0.963，RMSEA=0.038；直接路径模型χ²=719.642（df=353），χ²/df=2.039，CFI=0.968，TLI=0.963，RMSEA=0.038；Δχ²=5.919，Δdf=4，p=0.205，AIC分别为881.561和883.642，R²分别为0.325和0.321。因此H4未获支持，H5获支持。

讨论部分总结：居民对更新后居住环境的评价应由社会背景、空间条件与长期管理共同理解。CPTED相关空间属性并非独立经验，而是通过日常社区关系、空间使用与地方管理互动被解释。第二代CPTED与第一代CPTED的关系应解释为更新地区内的情境关联，而非因果或时间先后。维护反映居民对当前可观察环境状态的评价，可持续管理反映长期管理、修复与改善的连续性，二者相关但概念不同。直接路径比较中，纳入可持续管理后四条直接关联均不显著，而四条间接关联仍显著，且增加直接路径未显著改善模型拟合，说明可持续管理是连接CPTED空间条件与居民评价的重要中间组成部分，但横断面设计不能建立因果或时间中介。间接效应中领域强化和维护最大，自然访问控制和自然监视次之。研究还表明，CPTED应用可超越狭窄犯罪中心视角，但不把犯罪发生率或感知安全作为独立结果。实践上，更新程序应超越工程完成和物理验收，优先关注公私界面、清晰边界、共享空间责任、设施修复、清洁与被忽视区域；纳入更新后管理计划、责任组织、维护周期、专项预算、检查程序和问题响应期限；嵌入居民报告、共同检查、社区咨询和反馈机制；监测应从一次性完工指标转向设施修复响应时间、未解决维护事项、清洁与损坏状况、居民参与率和重复居民评价等纵向指标。局限包括横断面设计、依赖主观评价、长春特定样本、未将感知安全建模为独立结果；未来应结合纵向调查、环境审计、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测量、观察指标及多城市多地点研究。

结论部分翻译：本研究考察了中国长春城市更新地区第二代犯罪预防通过环境设计（CPTED）、第一代CPTED、可持续管理与居民感知居住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基于710名居民的调查数据，研究人员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和结构方程模型（SEM）评价一个连接社会条件、空间条件、可持续管理与感知居住环境质量的整合框架。第一，社区凝聚力、社区活动和社会信任与自然监视、自然访问控制、领域强化和维护四个第一代空间构念显著相关。这些发现表明，社会和空间维度可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以考察居民对更新后邻里环境的感知。第二，自然监视、自然访问控制、领域强化和维护均与可持续管理显著相关，而可持续管理与居民感知居住环境质量正相关。中介分析识别出四个空间构念通过可持续管理的显著间接关联。然而，附加直接路径比较显示，在纳入可持续管理后，四个空间构念均未与居住环境质量保持统计学显著直接关联。此外，添加这些直接路径未显著改善整体模型拟合。这些发现支持更简约的基线设定，并突出可持续管理作为连接空间条件与居民对更新后居住环境评价的中间组成部分的重要性。第三，本研究通过将社会关系、空间条件、可持续管理和居民对居住环境的评价整合在同一分析框架中，扩展了犯罪预防通过环境设计在城市更新中的应用。该框架并未将更新评价局限于物质改善，而是为考虑邻里空间条件及持续管理与居民日常环境体验如何共同关联提供了基础。政策层面，这些发现表明城市更新应被视为持续管理过程，而非一次性物理干预。可特别关注领域强化和维护，因为它们通过可持续管理与居住环境质量表现出最大的标准化间接关联。市级更新项目因此应将更新后维护计划、明确管理责任、居民参与机制和定期监测纳入项目评价。如此可能有助于将环境设计原则整合到更新后居住邻里的长期治理中。若干局限应予承认。第一，横断面设计限制时间关系解释，不能就所提路径得出因果结论。第二，研究主要依赖居民自我报告感知，未纳入客观环境指标。第三，样本来自长春选定的城市更新地区，可能限制发现对其他城市和更新情境的推广。此外，感知安全未被建模为单独结果，发现不应解释为犯罪减少或感知安全改善的直接证据。未来研究可通过纵向设计考察更新前后变化，整合地理信息系统（GIS）可达性评估、环境审计和观察指标等客观空间测量，并在多个城市和更新类型中检验该框架。尤其应关注具有不同物理条件、社会经济构成、社区凝聚力水平和治理安排的区域。多地点和多群组分析可帮助确定结构关系在不同城市和社会情境中是否稳定。未来研究还可将感知安全和客观犯罪指标作为单独结果，以更直接地考察环境设计、可持续管理、居住环境质量与安全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