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ies）：迈向公正农业食品转型（just agri-food transitions）的路径？——基于香港梅窝（Mui Wo）农业社区的案例研究

《Local Environment》：Constructing community economies: a pathway toward just agri-food transitions?

　　

摘要：探索通向公正农业食品转型（just agri-food transitions）的路径已在政治话语和公民行动中日益受到关注。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ies）关注替代性经济实践、互惠和伦理承诺，与公正转型（just transition）目标相一致，即防止农业食品系统（agri-food systems）中出现新的或加剧的不公正。本文构建了一个分析农业食品系统中社区经济构建的概念框架，并批判性考察经济异质性（economic alterity）、表演性干预（performative interventions）和日常实践（everyday practices）如何促进公正转型。基于对香港梅窝（Mui Wo）农业社区的深入案例研究，本研究考察社区经济模型如何出现、如何被构成，以及如何与强势行动者和更广泛结构性力量互动。研究结果显示，梅窝社区经济为公正农业食品转型创造了有意义的开放空间，特别是在承认（recognition）、社区价值链（community value chains）和能力建设（capacity-building）方面。然而，政府对农业的漠视、土地所有权（land ownership）等结构性约束、支持系统不足，以及利益相关者参与土地利用决策的正式机制缺失，削弱了社区经济在转型农业食品系统中的有效性。这些发现凸显，转型干预需要重新审视政策框架（policy frameworks）并直面结构性决定因素（structural determinants），从而赋能社区经济路径以推进公正和可持续转型。关键词：社区经济；公正转型；农业食品系统；替代性食物网络（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可持续性转型（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社区建设。

研究背景与问题：主导生产主义农业食品系统面临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公共卫生关切及持续社会不平等，向可持续农业食品系统转型日益紧迫。常见回应或侧重改变生产，鼓励农民脱离生产主义心态并采用可持续、气候智慧型耕作；或侧重改变消费，推动有机食品或植物基饮食。前者可能将转型成本转嫁给农民，后者可能排斥低收入消费者和脆弱农民。因此，农业食品转型不仅是技术或行为过程，也涉及承认、分配和参与。公正转型（just transition）概念已受关注，并借助食物体制和食物公正研究揭示权力不对称如何复制或产生不公正；但识别不公正不足以解释如何主动构建更公正农业食品关系。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ies）方法可显现被资本中心主义遮蔽的多样经济逻辑与实践，但社区经济与公正农业食品转型的联系仍研究不足，且社区经济不应被视为天然公正或具有转型性。研究人员据此提出：社区经济如何在农业食品系统中被构建？社区经济模型在推进公正农业食品转型中有何可能与局限？并以香港梅窝（Mui Wo）农业社区为深入案例。

研究人员开展研究，构建概念框架，结合社区经济方法、表演性（performativity）理论和社会实践活动理论（social practice theories, SPT），考察替代性经济形式、表演性干预、日常实践以及结构性和情境性条件如何共同塑造公正结果。研究结论指出，梅窝社区经济为公正农业食品转型创造了有意义的开放空间，尤其通过承认、社区价值链和能力建设；但政府漠视农业、土地所有权、支持系统不足、利益相关者参与土地利用决策的正式机制缺失，削弱其转型有效性。其意义在于：将社区经济与公正转型讨论相连接，表明在农业被社会与制度边缘化时，承认工作可作为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开放空间的重要前提；同时凸显社区行动者能动性，并批判性揭示地方化行动的尺度限度。

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研究采用质性案例研究。样本来源为香港大屿山东部梅窝农业社区，含七村，因其活跃农耕、社区建设、替代经济实践和公众参与而具信息丰富性，同时受土地、市场、多层级治理和政策约束。数据三角互证：二手数据来自新闻、调查报告、研讨会、政策、书籍、宣传材料，以及社区行动者在 Instagram、Facebook、YouTube 发布的内容；一手数据来自半结构化访谈和现场访问，2024年9月、11月及2025年1月、3月共18次访谈，2026年2月、5月对两名前学徒两次随访；受访者包括项目发起者、农民、学徒、社区企业家、活动参与者、居民和顾客，采用目的性抽样。现场观察农耕活动、社区场所、学徒培训等。采用定性内容分析，围绕发展轨迹、表演性干预、社会实践变化、多维公正评估及使能机制与结构约束编码。

研究结果：4. 社区经济形成中：通过概念框架，考察梅窝农业食品社区经济如何经替代性经济形式、表演性干预和日常实践互动而出现。4.1 背景：农业社区的衰退与复兴：自1980年代起，梅窝从二战后繁荣农业中心衰退为被忽视农村地区。2014年政府提出东大屿都会，后纳入2018年施政报告“明日大屿愿景”；2017年可持续大屿办公室强调休闲康乐。政策争议引发居民动员。土地教育基金会（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LEF）2017年加入，2018年起推出生态农场游、蔬菜箱计划，并受日本“一村一品”（One Village, One Product, OVOP）启发，转向地方品牌和扩大农民支持者基础。4.2 社区经济的构成：由三个相互关联部分组成：Good Old Soil、OVOP、Made-in-Lantau学徒计划。4.2.1 Good Old Soil：2021年LEF建立该社区枢纽，既是农夫市集也是本地品牌，连接农村委员会成员、地主、生产者、居民、新定居者、学徒、访客和外部伙伴；非等级互动，生产者可免租销售或寄售有机、环保或手作本地产品。4.2.2 OVOP：LEF启动梅窝农业社区与风土复兴项目，识别特色产品，尤其菠萝和 wampee，建设社区价值链，开发品牌和增值加工品。遵循生态可持续、公正和团结原则，发展果树农林业（agroforestry）系统；农民、加工者、零售伙伴共同参与定价和利润分享；组织香港本地商店形成替代分销渠道。4.2.3 Made-in-Lantau学徒计划：招募热情个人向本地导师和社会企业家学习，通过现场培训和参与社区价值链，将学徒转为农民支持者和社区变革者。2022年起每年春秋两季，筛选后交押金，三个月学习互动，毕业后两个月内组织社区农夫市集并协助销售。2024年转为农业伙伴孵化计划，培训包括与本地农民共同开发可销售产品。至2024年9月，社区有超过十家合作农场和社区企业家、135名学徒和1000多名志愿者。三者构成混合社区经济，非纯非资本主义，市场交换、品牌和销售仍重要，但通过免租市场准入、互惠和志愿劳动、NGO协调、地方叙事、有机农耕和农林业、协商价值分享重新组织。4.3 表演与稳定社区经济：通过访谈和二手资料，研究发现LEF采用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方法，绘制社区资产并创造新经济语言；将农民重构为有知识和主动的经济主体，通过媒体传播和公共叙事将梅窝菠萝品牌化为地方历史、农耕技能和生态知识体现；通过档案、杂志、社交媒体、地图、书籍、视频等更多-than-human行动者和跨尺度网络扩大集体行动，并形成政策提案，将南大屿包括梅窝定位为再生农业枢纽，连接邻近农村社区并接触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但其制度影响依赖正式规划和政策行动者承认。新规范和实践在利益相关者中出现：学徒承诺替代社区发展，保持与农民联系、志愿、合作开发产品并成为社区企业家；本地生产者更愿与年轻志愿者合作、在社交媒体分享产品和故事，邻近村民开始更环保地种植水果并寻求Good Old Soil协助营销。表明替代经济形式、表演性干预和日常实践相互强化，表演性工作尤其关键。5. 梅窝社区经济模型的公正契机与限度：证据表明，该模型在承认、社区价值链和能力建设方面产生有意义的公正开放空间，但进展部分且不均衡。5.1 承认公正：社会重估与薄弱制度化：访谈和二手资料显示，农民和可持续农业在参与居民、学徒、消费者、志愿者、访客和在线公众中获得更多尊重；有机农夫得到志愿者帮助、餐厅和居民送厨余、游客问候和购买；社交媒体使市民追踪作物并参与志愿。部分居民从漠视转向支持。但承认进展不均衡且制度化薄弱：农业未牢固进入正式规划或政策框架；政府社区发展计划仍优先旅游；可持续农业未完全纳入大屿保育政策；2024年底农业优先区（Agricultural Priority Area, APA）土地用途计划仅将梅窝两村农地指定为APA，其他五村活跃优质田地被排除，农民和社区团体称未获咨询。基于 Fraser 对承认作为社会地位的理解，案例显示农民和可持续农业地位有新兴改善，但未转化为土地利用规划、农业政策或正式治理机制中的稳定制度承认；地方重估亦具矛盾性，若缺乏农田保护和社区主导治理，可能易受旅游主导地方品牌或农村商品化影响。5.2 分配公正：价值创造与未解决的生计不安全：通过访谈，研究发现社区经济为部分生产者扩大销售渠道、支持网络和收入机会；指导、生态农场游、增值产品开发使收入多样化；免租市集、OVOP品牌、替代分销和产品开发支持减少销售担忧；消费者愿为高品质环保产品支付溢价；社区网络提供学徒、NGO和志愿者劳动及再生农业技术支持。但这些是分配公正开放空间而非完全保障。增值由农民、加工者、LEF、学徒、零售者和消费者共同生产，现有证据不足以全面评估价值分配；生产者定价权仍受消费者支付意愿、廉价进口食品竞争和伦理食品市场有限规模影响。分配公正仍由市场中介而非结构保障。模型为学徒创造可能生计路径，但长期分配效应不确定，尤其高生活成本、农地使用权不安全、伦理食品市场有限；志愿和学徒劳动可减轻负担和支持能力建设，但若无偿或低偿劳动成为模型生存必需则可能成问题。这些限度指向社区价值链无法解决的结构性决定因素，如土地所有权和关键资源获取。5.3 程序公正：社区能力建设与尺度限制：访谈显示，早期战略决策多由LEF领导层作出，生产者自愿参与。一位菜农感到在优先从蔬菜箱转向品牌水果时被边缘化，称未参与决策，但也承认LEF作为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受资金约束；个人在社区层面决策影响有限，但意见被征询，并可选择不参与。生产者决策权更多体现在生产决策、具体合作定价和学徒培训设计。后期LEF逐步分权，鼓励社区企业家和生产者发展自身价值链并谈判合作条款，LEF转为网络连接者。能力建设对程序公正核心；Mui Wo案例表明能力建设不应限于生产者，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社区/社会企业也需加强研究、政策和农业推广支持能力。然而城市层面，社区进程未匹配正式参与机制；APA案例说明社区行动者在正式土地利用规划中代表薄弱。面对正式参与弱，社区行动者动员非正式和表演性影响，如参与全市农地保护运动、与WWF-HK合作将梅窝设为自然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案例、公共教育传播气候变化和再生农业知识，以推动制度变化。但这些不能替代正式程序机制。尺度限制与 Runhaar 等和 Leitheiser 等发现一致：再生农业常依赖自组织集体行动而远离国家；政府仍关键，决定合法性、资金、权威和专业知识，但更密切制度参与可能带来支持，也可能使社区经济倡议被旅游主导发展或地方营销议程收编。

讨论与结论翻译：社区经济可为农业食品系统公正转型创造有意义的开放空间。基于梅窝案例，本研究表明社区经济通过三个相互强化过程出现：重组农业食品关系的替代性经济形式、重新评估农业和农村社区的表演性干预、以及随时间稳定这些意义和关系的日常社会实践。这些过程可在社区尺度重构农业食品关系并部分挑战主导想象。然而，社区经济的形成并不必然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物质配置的完全解体；其公正效应仍由运行所处的结构性和情境性条件塑造。通过整合异质性、表演性和社区经济的实践性，本研究从两方面推进公正转型学术讨论。第一，回应公正维度如何优先和平衡的争论，本研究表明，在农业被边缘化情境中，表演性干预需先重新框架和重估可持续农业食品系统，替代性、更公平经济关系才能获得更广泛支持并稳定；这确立承认公正为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开放空间的重要前提。第二，本研究强调社区行动者能动性，回应将生产者视为积极行动者而非被动变革接受者的呼吁，展示其构建社区经济并主动重新掌控食品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的努力；同时通过批判性介入尺度辩论，经验性说明地方化行动的结构性限度，揭示这些倡议转型能力常受更广泛资本主义市场和正式治理结构中的尺度错配限制，因此公正农业食品转型最终需要多尺度制度支持。这些发现也回应社区经济学术，将可持续性转型识别为社区经济扩展分析和实践影响的重要场域，同时强调需考察其如何与结构性约束和制度权力互动。未来研究可沿三个方向：跨社会政治和地理背景比较社区经济如何应对不同结构性决定因素；更深入实证研究农业食品系统中社区经济动态，尤其是价值如何在社区行动者间创造、捕获和分配；探索社区转型路径如何转化为支持性政策和治理安排而不被现有体制或增长导向发展议程收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