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Bank Competition,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and Systemic Risk: Evidence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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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利率市场化（IRL）重塑银行的定价行为与竞争动态，银行集中度与竞争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值得进一步审视。本研究考察了中国银行集中度、银行竞争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检验了IRL的调节作用。利用2010—2024年37家A股上市中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本
随着利率市场化（IRL）重塑银行的定价行为与竞争动态，银行集中度与竞争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值得进一步审视。本研究考察了中国银行集中度、银行竞争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检验了IRL的调节作用。利用2010—2024年37家A股上市中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本研究采用基于GAS的动态高斯Copula-ΔCoVaR方法度量系统性风险。结果表明，银行集中度和银行竞争均与系统性风险呈显著的U型关系，即在集中度和竞争水平相对较低时系统性风险下降，而一旦超过相应转折点后系统性风险上升。此外，IRL显著削弱了上述两种U型关系，表明更高程度的IRL降低了系统性风险对银行集中度和竞争变化的敏感性。这些发现调和了关于竞争—稳定关系的对立观点，并强调了制度环境在塑造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中的重要性。
本研究基于2010—2024年37家A股上市中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考察银行集中度与银行竞争对系统性风险的非线性影响以及利率市场化（IRL）的调节作用。研究背景方面，银行部门的系统性风险始终是金融稳定与宏观经济韧性的核心关切，而银行市场结构与竞争条件的持续变化引发了对其金融稳定影响的新担忧。现有文献存在竞争—脆弱观与竞争—稳定观两种对立观点：前者认为竞争加剧侵蚀银行特许权价值与利润空间，从而激励过度风险承担并放大系统性脆弱性；后者则认为竞争增强可降低贷款利率与借款人融资成本，从而降低违约风险并促进银行稳定。这些竞争性理论预测表明，银行竞争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可能无法由简单线性框架充分刻画，且市场集中度与竞争行为是相关但不同的维度，需在统一框架中加以区分。中国持续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改变了银行的定价自主权、利差、竞争策略与风险管理激励，为研究制度环境如何塑造上述关系提供了重要场景。
研究人员利用2010—2024年37家A股上市中国商业银行构成非平衡面板，共394个银行—年度观测值。样本限定于上市银行，因其需要连续可靠的市场数据以度量系统性风险；剔除了2021年及以后上市的5家银行。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及样本银行年报。系统性风险采用基于广义自回归得分（GAS）的动态高斯Copula-ΔCoVaR（GAS-Copula-ΔCoVaR）作为主要度量方法，具体通过AR(1)-GARCH(1,1)模型估计边际分布，以GAS(1,1)过程刻画银行与银行体系间时变相依性，进而计算压力状态与基准状态下的CoVaR之差。稳健性检验采用分位数回归ΔCoVaR（QR-ΔCoVaR）、DCC-GARCH-ΔCoVaR和DCC-GARCH-边际期望损失（MES）等替代指标。银行集中度以基于全部中国商业银行计算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衡量，涵盖资产、负债、存款和贷款四个市场，稳健性检验使用六银行集中率（CR6）。银行竞争以Lerner指数（COMP_LI=1?Lerner指数）作为基准度量，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估计边际成本，替代指标包括效率调整Lerner指数（EALI）、Boone指数和Panzar-Rosse H统计量。IRL采用涵盖实际利率水平、利率波动幅度和利率决定自主性三个维度的综合指数衡量。控制变量包括资本充足率（CAR）、杠杆率（LEV）、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非利息收入占比（NII）、银行规模（lnTA）、存贷比（LDR）、贷款占比（LR）、GDP增长率（GDPG）和CPI增长率（CPIG）。实证模型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并通过滞后解释变量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处理内生性。
研究结果方面，基准回归结果显示，银行集中度与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资产、负债、存款和贷款四个市场的HHI线性项系数均显著为负，平方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转折点分别为0.0755、0.0761、0.0723和0.0720；银行竞争（COMP_LI）的线性项系数显著为负、平方项系数显著为正，转折点为0.6601。稳健性检验中，采用替代集中度指标（CR6）、替代竞争指标（COMP_EALI、COMP_BI、COMP_H）、替代系统性风险指标（QR-ΔCoVaR、DCC-GARCH-ΔCoVaR、DCC-GARCH-MES）、剔除2020年COVID-19年份、随机子样本、增加额外系统性风险控制变量、加入灵活时间趋势以及分段线性样条估计，均支持U型关系的稳健性。内生性检验中，滞后一期解释变量与SYS-GMM估计结果与基准一致，且AR(2)与Hansen检验支持模型设定。调节效应检验显示，IRL与集中度/竞争线性项的交互项显著为正，与平方项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IRL显著削弱了集中度和竞争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U型关系，使曲线变得更加平缓；条件转折点随IRL分位数变化幅度有限，且均落在变量观测范围内。
讨论部分指出，U型关系表明集中度和竞争并非无条件地稳定或破坏稳定，其边际效应随水平变化而改变符号；这一结果调和了竞争—脆弱观与竞争—稳定观，说明两种观点分别刻画了同一关系的不同区段。研究还强调了结构性集中度与非结构性竞争行为是互补但不同的维度，制度环境（IRL）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研究结论方面，基于2010—2024年37家A股上市中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本研究考察了银行集中度和银行竞争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IRL的调节作用，得到三个主要发现：第一，银行集中度与系统性风险呈显著U型关系，低于转折点时集中度上升降低系统性风险，超过转折点后集中度进一步上升则提高系统性风险；第二，银行竞争与系统性风险也呈显著U型关系，在竞争水平相对较低时竞争增强降低系统性风险，一旦竞争超过转折点，进一步竞争则与更高系统性风险相关；第三，IRL显著削弱了银行集中度与系统性风险之间以及银行竞争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U型关系，从而使两条非线性曲线均趋于平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