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患者中心沟通与制度信任对数字健康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HINTS 7的路径分析

《Health Communication》：Examining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Patient-Centered Communi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on Digital Health Engagement Behaviors

　　

本研究考察了感知的患者中心沟通（patient-centered communication, PCC）、制度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与数字健康参与行为（digital health engagement behaviors）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研究人员检验了患者中心沟通是否与下列数字健康参与行为相关：a）查看检查结果，b）阅读临床记录，c）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共享健康数据，以及制度信任是否与这些关系相关。所用数据来自2024年健康信息全国趋势调查（Health Information National Trends Survey, HINTS）第7周期。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采用R软件中的lavaan包进行。在3,475名参与者中，感知的患者中心沟通显著预测了健康数据共享行为。患者中心沟通通过制度信任间接影响患者使用在线医疗记录查看检查结果，提示信任可能在特定健康参与行为中发挥选择性作用。研究结果为设计沟通策略提供了实践启示，强调人际沟通与制度信任在促进主动数字健康参与中的重要性。本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患者如何与数字医疗系统互动的影响因素，并为沟通体验和制度信任如何塑造数字健康参与提供见解。

**研究背景与问题**
有效沟通是高质量医疗和积极健康结局的基础。随着医疗体系日益强调以患者为中心，患者被期望主动访问数字健康记录、参与决策并理解临床信息，沟通也因此从医生单向传递转向医患协作的共同实践。既有研究已证明患者中心沟通（patient-centered communication, PCC）对患者体验和健康结局有重要影响，但较少关注感知PCC与数字健康参与行为的关系；同时，多数研究聚焦于人际信任，对制度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的考察不足。此外，健康参与行为概念宽泛，若将其视为单一整体，可能掩盖不同行为背后的差异化机制。因此，本研究利用健康信息全国趋势调查（Health Information National Trends Survey, HINTS）第7周期数据，考察感知PCC、制度信任与三种数字健康参与行为——查看检查结果、阅读临床记录、共享健康数据——之间的关联，并检验制度信任是否中介这些关系。研究发现，感知PCC显著预测共享健康数据，而制度信任显著预测查看检查结果，且制度信任在PCC与查看检查结果之间起中介作用；这说明不同数字健康参与行为可能由不同的关系性与制度性因素驱动。该研究将数字健康参与视为多维度行为，为理解患者如何参与数字医疗系统提供了更细致的视角，也为沟通策略设计提供了实践启示。

**研究人员开展的研究与意义**
研究人员基于2024年HINTS 7数据进行了二次分析，采用路径分析同时估计感知PCC、制度信任与三项数字健康参与行为的关系。研究结论的重要贡献在于：数字健康参与并非单一维度，人际沟通体验与对医疗体系的制度信任会选择性影响不同行为；这提示干预措施应针对具体参与行为分别考虑沟通质量与系统信任的作用。

**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使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开展的2024年HINTS 7数据，最终纳入3,475名全国代表性成人参与者。PCC采用7条目4点李克特量表测量（α=0.94）；制度信任由单一题项二分化为低信任与高信任；三个结果变量分别为过去12个月使用在线医疗记录或患者门户查看检查结果、阅读临床记录，以及向医务人员共享来自智能手机或电子监测设备的健康数据。分析采用R软件lavaan包进行路径分析，因结果变量为二分变量，使用加权最小二乘均值和方差调整（WLSMV）估计；模型饱和（df=0），并控制年龄、性别、种族、收入、就诊频率和自评健康状态。

**结果**
**参与者特征**：分析样本平均年龄为53.28岁（SD=16.99），63.7%为女性，70.7%为白人，94.6%有健康保险，自评健康为很好和好的比例分别为34.9%和38.0%。

**数据分析模型**：路径分析模型中，制度信任的R²为.204；查看检查结果、阅读临床记录和共享健康数据的R²分别为.111、.046和.095。

**RQ1结果：感知患者中心沟通与数字健康参与行为**
结果显示，感知PCC显著正向预测共享健康数据（β=.077, SE=0.041, p=.003），但未显著预测查看检查结果或阅读临床记录。这表明PCC可能更多作用于需要患者主动向医务人员传递个人或设备生成健康信息的互动性行为。

**RQ2结果：制度信任的中介作用**
中介分析显示，感知PCC通过制度信任对使用在线医疗记录查看检查结果产生显著间接效应（IE=.037, p=.028, 95% CI=[0.006, 0.111]），但制度信任在PCC与阅读临床记录、共享健康数据之间无显著中介作用。这说明制度信任选择性地解释了PCC与特定制度性数字健康行为之间的关联。

**RQ3结果：制度信任的直接作用**
制度信任显著正向预测查看检查结果（β=.114, SE=0.048, p=.026），但对阅读临床记录和共享健康数据无显著直接效应。这提示对医疗体系的信心可能与涉及机构化平台和敏感医疗信息的行为更相关。

**讨论总结**
研究结果表明，感知PCC和制度信任对不同数字健康参与行为的作用并不一致。PCC主要与需要医患交互和自愿披露的共享健康数据行为相关；查看检查结果和阅读临床记录作为门户存取行为，可能更多受到数字素养、健康动机或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制度信任仅显著关联查看检查结果，可能是因为该行为涉及访问由医疗机构维护的敏感信息，因此更依赖对医疗系统的信心。研究还结合技术接受模型指出，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不足以完全解释制度性数字健康参与，医患沟通质量和制度信任也发挥重要作用。事后亚组分析显示，黑人参与者比白人参与者更少共享健康数据，且制度信任与PCC因种族而异；这提示数字健康参与中的不公平可能不仅源于技术可及性，还与沟通体验和制度信任有关。局限性包括横断设计不能推断因果、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回忆偏差、制度信任和结果变量均为单项或简化测量，以及结果不能推广至远程医疗、移动健康应用等更广泛的数字健康参与形式。

**结论**
本研究利用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考察了PCC、制度信任与不同类型数字健康参与行为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数字健康参与是多方面的，沟通实践与制度信任对具体行为有不同的关联。研究结果有助于在当代医疗环境中更细致地理解数字健康参与；在患者日益需要同时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机构化数字系统互动的背景下，研究强调了同时考虑关系性因素（如医患互动中的沟通质量和感知支持）与制度性因素（如对医疗机构和数字记录系统的信心）的重要性。总之，关注这些不同维度可能有助于制定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数字健康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