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环境质量与目的特异性步行行为的关系：来自中国二线城市工作年龄成年人的证据

《Journal of Transport & Health》：Perceived environmental qualities and purpose-specific walking across neighborhoods: Evidence from working-age adults in a second-tier city in China

　　

摘要 引言：可步行的邻里环境是公共卫生议程的核心，然而邻里环境如何影响日常步行行为仍缺乏一致的理解和不均衡的证据。现有研究主要依赖客观空间指标，集中于研究充分的特大城市，并忽视了工作年龄成年人。本研究通过考察非西方、非特大城市背景下工作年龄成年人对环境质量的感知与目的特异性步行之间的关系，填补了这些空白。 方法：研究在中国东部二线城市宁波的四个经目的性选择的居住社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招募了811名19-59岁的成年人。采用有序逻辑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了感知建成环境质量（26个项目，涵盖四个维度：可达性accessibility、舒适性comfort、美观性aesthetics和安全性safety）与三种步行目的（通勤commuting、家庭差事household errands和休闲leisure）之间的关联。 结果：不同步行目的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感知舒适性和美观性与通勤步行的关联具有情境依赖性；感知可达性与家庭步行呈正相关，而感知安全性的关联则较少表现出情境变化。休闲步行与感知可达性和美观性的关联最为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建成且服务相对完善的社区中，尽管居民对环境评价更高，但其休闲步行水平却更低，这表明在现代封闭式小区中存在一种“感知-行为差异”（perception-behavior discrepancy）。 结论：本研究提供了一种基于比较和感知的方法，为其他特大城市证据可能不适用的中型亚洲城市环境提供了可迁移的见解。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划应超越统一的基础设施标准和物理供给，转向更具诊断性和针对特定出行目的的干预措施，以应对不同邻里环境的情境约束。

论文解读：感知环境质量与工作年龄成年人目的特异性步行行为的关联——来自中国二线城市的证据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身体活动不足已成为快速城市化地区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久坐的工作模式、时间压力和机动化出行日益主导日常生活。在后疫情时代，许多成年人经历了更高的压力水平和被打乱的常规，进一步减少了规律的身体活动。在此背景下，步行作为一种最易获得和最具包容性的锻炼方式脱颖而出。《健康城市》和《可步行城市》范式将建成环境视为身体活动的关键驱动因素，联合国人居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指南也将邻里设计和服务可达性列为促进可持续出行的实用工具。然而，实证证据表明，建成环境对步行行为的影响在不同城市环境中差异显著，这种不一致性凸显了对基于特定地方情境而非普遍假设的证据的需求。

现有研究存在三大局限。第一，地理分布不均。现有证据仍集中在数据资源和研究能力更强的特大城市，而中型或非典型城市由于更新进程较慢，其邻里条件往往呈现更大的内部变异，公交系统成熟度较低，服务供给不均衡，社区层面的环境质量可能在步行行为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城市的研究相对不足。第二，测量方法局限。许多研究过度依赖客观地理信息系统指标，忽略了居民如何感知和解读其周围环境。新兴跨学科研究表明，建成环境不仅通过客观物理条件影响步行，还通过调节行为反应的感知品质发挥作用，这解释了为何物理特征相同的邻里可能导致不同的出行结果。第三，人口群体失衡。当前步行性研究常聚焦于老年人或学龄人群，而工作年龄成年人（19-59岁）的代表性不足。然而，这一群体在日常出行中扮演核心角色，面临复杂的需求和时间预算约束，且是最难通过政策干预触及的人群之一。理解他们的步行模式对于探究环境因素如何塑造不同活动目的下的行为至关重要。

为填补这些空白，本研究旨在考察中国东部中型城市宁波中，邻里环境质量如何与工作年龄成年人（19-59岁）的目的特异性步行相关联。研究选取了四个具有对比性的邻里，通过结构化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分析感知可达性、舒适性、美观性和安全性与通勤、家庭差事和休闲步行频率之间的关联。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

研究人员采用了比较研究设计，在中国浙江省宁波市的两个健康单元试点街道（东柳和首南）内，依据建设时期（老建成vs.新建成）和客观服务覆盖水平（相对高覆盖vs.相对低覆盖）两个分类轴，构建了一个2×2的社区类型框架，最终选取了四个居住社区：东柳坊（老建成&高覆盖）、安居（老建成&低覆盖）、永城（新建成&高覆盖）和合众（新建成&低覆盖）。数据收集于2025年10月至11月进行，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模式，最终获得811份有效问卷。研究通过改编IPAQ-E和NEWS-A等广泛使用的步行性和身体活动感知量表，开发了包含26个项目的感知环境模块，涵盖可达性、舒适性、美观性和安全性四个维度，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统计分析采用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分别检验三个步行目的下感知环境维度与步行频率的关联，并将社区作为分类固定效应纳入模型。

三、研究结果

1. 通勤步行

感知舒适性和美观性与通勤步行的关联具有情境依赖性。在相对低覆盖的社区中，感知舒适性越高，通勤步行频率越高；而在高覆盖社区中，这种关联不显著甚至方向相反。感知美观性在高覆盖的老旧社区中与通勤步行正相关，但在其他社区中不显著。感知可达性和安全性与通勤步行的关联较弱或不一致。

2. 家庭步行

感知可达性与家庭步行频率呈正向关联，且这种关联在不同社区间相对稳定，情境变异有限。感知安全性与家庭步行的关联也较为一致，但强度弱于可达性。舒适性和美观性对家庭步行的独立影响较小。

3. 休闲步行

休闲步行与感知可达性和美观性的关联最为一致和强烈。在两个维度评分较高的社区，居民报告更高的休闲步行频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建成且服务相对完善的永城社区，尽管居民对环境的感知评分最高，但其休闲步行水平反而最低，揭示了现代封闭式小区中存在的“感知-行为差异”。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研究发现揭示了感知环境质量与步行行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关系因步行目的和社区情境而异。通勤步行受舒适性和美观性的影响具有情境依赖性，可能是因为通勤者受时间和路线刚性约束较强，环境感知的作用被削弱或调节。家庭步行与可达性的稳定关联表明，日常差事对目的地便捷性的敏感度高。休闲步行对可达性和美观性的高度依赖，反映了其自愿性和体验导向的本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新建成高覆盖社区中的感知-行为差异：这可能源于封闭式小区的设计特征，如围墙和大门限制了实际步行路径选择，以及居民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导致更多私家车替代步行。

结论部分：本研究提供了一种基于比较和感知的方法，为其他中型亚洲城市环境提供了可迁移的见解。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划应超越统一的基础设施标准和物理供给，转向更具诊断性和针对特定出行目的的干预措施，以应对不同邻里环境的情境约束。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感知-行为差异背后的机制，并考虑纵向设计以建立因果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