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埃博尼州成年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的知识、健康信念及筛查实践：一项社区横断面研究

《Diabetes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Knowledge, health beliefs, and diabetic retinopathy screening practices among adults living with diabetes in Ebonyi state, Nigeria: a community-based cross-sectional study

　　

摘要 背景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是糖尿病患者中视力障碍的主要可预防原因之一，然而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推荐的眼底筛查的接受率仍然较低。本研究评估了尼日利亚东南部埃博尼州成年糖尿病患者的相关知识、健康信念、行为实践及DR筛查的接受情况。方法 在埃博尼州选定的社区中，对经医生诊断的成年糖尿病患者开展了一项社区为基础的横断面研究。参与者完成了结构化访员问卷，内容包括DR知识、基于健康信念模型的健康信念、糖尿病相关行为实践以及既往DR筛查情况。知识通过预设评分系统进行评估，健康信念则通过五点李克特量表题项进行测量。采用描述性统计总结研究结果。结果 在300名参与者中，183人（61.0%）为男性，201人（67.0%）居住在农村社区，283人（94.3%）拥有手机。对DR的认知有限：111人（37.0%）知道糖尿病可导致眼部问题，114人（38.0%）知道DR可引起视力下降或失明，112人（37.3%）认识到DR可能在无症状的情况下发生。仅122人（40.7%）知道即使视力正常也需要定期进行眼部检查。对筛查的健康信念总体较为积极，其中189人（63.0%）认为定期筛查很重要，156人（52.0%）认为筛查值得花费时间和金钱。仅36人（12.0%）在过去12个月内接受过糖尿病专项眼部检查，259人（86.3%）从未接受过筛查。在从未接受筛查的参与者中，最常见的原因是缺乏医生的建议（49.7%），其次是费用问题（23.0%）和缺乏相关知识（11.7%）。结论 埃博尼州的成年糖尿病患者尽管对筛查总体持有积极的健康信念，但其DR知识存在明显缺口，DR筛查接受率极低。加强患者教育、常规化的医生建议以及便捷的社区筛查服务，可能有助于改善早期发现并减少可避免的视力丧失。

引言 糖尿病（DM）是日益重要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其疾病负担在中低收入国家（LMICs）尤为快速增长。国际糖尿病联合会估计，2025年约有5.89亿20至79岁的成年人患有糖尿病，预计到2050年全球患者数量将增至8.53亿[1]。疾病负担的增加伴随着因慢性微血管和宏血管并发症所导致的实质性发病率、致残率、过早死亡及医疗费用[1]、[2]。糖尿病负担的增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尤为令人担忧，该地区人口老龄化、城市化、膳食模式改变、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以及医疗基础设施的局限性，与非传染性疾病疫情的扩大同时发生[1]、[2]。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也是劳动年龄成人可预防视力障碍的重要原因[3]、[4]。慢性高血糖导致视网膜微血管进行性损伤，可能引起视网膜缺血、血管渗漏、新生血管形成以及糖尿病黄斑水肿[3]、[5]。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可能无症状，但进行性疾病可导致威胁视力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VTDR），包括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糖尿病黄斑水肿，若未及时发现和治疗，均可导致不可逆的视力丧失[3]、[5]。全球范围内，约三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DR，相当比例的患者会发展为需要及时干预的威胁视力疾病[4]、[6]。

DR相关的视力丧失在很大程度上可通过适当的筛查、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加以预防。来自临床试验和现有筛查项目的证据表明，系统的视网膜筛查加上适当的治疗可显著降低严重视力丧失的风险[7]、[8]。因此，定期视网膜检查是全面糖尿病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筛查建议基于糖尿病类型、病程及个体风险因素而定[7]、[8]。数字眼底摄影技术也推动了可扩展筛查项目的发展，尤其是在专科眼科服务有限的地区[9]。然而，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DR系统化筛查的实施仍不足[10]、[11]。

尼日利亚在这方面面临尤为重要的挑战。此前尼日利亚的研究已记录了糖尿病患者中DR的实质性疾病负担，报告的患病率估计值根据人群和研究环境的不同，从约20%到超过40%不等[12]、[13]、[14]。尽管存在这一负担，视网膜筛查并未被一致纳入常规糖尿病诊疗路径。因此，部分糖尿病患者可能直到出现视觉症状后才寻求眼科评估，此时预防和治疗的最佳时机可能已经错失[12]、[13]、[14]。

筛查的接受率不仅仅取决于眼科服务的可及性。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先前证据表明，患者的知识、认知、信念、既往经历和就医行为可能影响其参与DR筛查的程度[15]、[16]。对DR的不充分认知、对其无症状性质的有限了解、对视力丧失的低感知易感性以及对早期发现获益的有限理解，都可能降低参与筛查的动力[16]、[17]。相反，认识到DR可在无视觉症状的情况下发生，且早期发现可预防可避免的失明，可能有助于患者参与筛查服务[17]。重要的是，知识并不必然直接转化为预防行为；个体可能对筛查持有积极态度，却仍未接受推荐的眼底检查。

健康信念模型（HBM）为理解此类预防性健康行为提供了成熟的框架。该模型提出，健康相关行为受到个体对疾病易感性的感知、严重程度感知、预防行为的获益感知、感知到的障碍、行动线索以及自我效能的影响[18]。将其应用于DR筛查，这些构念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以理解糖尿病患者是否认为自己面临糖尿病眼病的风险、是否认识到延迟发现的后果、是否理解筛查的获益，以及是否觉得自己有能力获取并完成筛查。社会生态系统模型（SEM）通过认识到健康行为还受到人际关系、医疗保健提供者、社区环境、组织结构以及更广泛的卫生系统背景的影响，提供了互补的框架[19]。两者结合，为研究DR筛查相关的知识、信念和行为实践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路径。

这一证据缺口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埃博尼州尤为突出。该州以农村人口为主，面临重要的地理和卫生系统挑战，包括专科眼科服务和视网膜筛查设施的可及性有限，尤其是在主要城市中心以外地区[10]、[20]。尽管尼日利亚先前的研究已为DR的患病率和临床负担提供了重要信息，但关于以埃博尼州农村社区为代表的成年糖尿病患者的知识、健康信念及筛查实践的证据相对较少。理解这些患者层面的维度非常重要，因为旨在提高筛查接受率的干预措施不仅需要筛查技术的提供，还必须解决个体是否理解筛查目的、是否认为自己面临风险、是否认识到其获益，以及是否愿意参与现有服务等问题。

在考虑基于社区的DR筛查方法的环境中，生成此类证据尤为重要。有关现有知识、信念和筛查实践的信息，可以为未来干预措施的效果评估提供基线，并为设计符合文化和当地背景、提高视网膜筛查水平的策略提供依据。此类策略可能包括社区健康教育、加强糖尿病与眼科服务之间的沟通、改善转诊路径，以及将视网膜筛查整合到可及的初级卫生保健平台中。

因此，本研究评估了尼日利亚埃博尼州成年糖尿病患者的DR知识、对DR筛查的健康信念以及与筛查相关的行为实践。通过描述该人群现有的知识、信念和实践，本研究旨在提供具有本地相关性的基线证据，为改善糖尿病视网膜筛查、预防可避免的糖尿病相关视力丧失的策略提供信息支持。

段落片段 研究设计与设置 本研究采用基于社区的解析性横断面设计，在尼日利亚东南部埃博尼州实施。本研究是更大规模的基于社区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项目中的基线部分。

埃博尼州分为三个参议院区，包含十三个地方政府区（LGA）[20]、[21]。该地区以农村为主，约70%的人口从事自给农业[20]。虽然初级和二级卫生服务

参与者特征 表1展示了受访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共有300名成年糖尿病患者参与了本研究。参与者以老年人为主，最大年龄组为60至69岁（100人，33.3%），其次为50至59岁（70人，23.3%）。男性参与者占183人（61.0%），女性117人（39.0%）。大多数参与者已婚或同居（270人，90.0%）。关于教育程度，116人（38.7%）完成了中学

讨论 本社区研究发现，尼日利亚东南部埃博尼州成年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的知识和筛查情况存在显著缺口。尽管对筛查的健康信念总体较为积极，但仅12.0%的参与者在过去12个月内接受过糖尿病专项眼部检查，而86.3%从未接受过筛查。这一差异表明，认识到筛查的价值并不一定转化为

结论 总之，参与本社区研究的糖尿病患者尽管对筛查总体持有积极信念，但其DR知识有限且筛查接受率低。研究结果凸显了医生建议的重要性、常规糖尿病诊疗中的结构化教育、便捷的社区筛查服务、经济负担得起的服务以及可靠的转诊和随访路径。加强这些组成部分可能有助于将认识和积极信念转化为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Onyekachi Jane Ireka：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验证，监督，资源，项目管理，方法学，调查研究，资金获取，形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化。Chukwuemeka Okpara：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监督，方法学，调查研究，资金获取，形式分析。Okoro Uchenna Okoro：撰写——初稿，可视化，监督，软件，方法学。Nneka Ogbu：

伦理声明 已获所有参与者或其法定代表签署书面知情同意，同意参与本研究并发表文章。已遵守参与者的隐私权。

人类研究 本研究按照研究所在地相关的法律、监管框架和指南进行。

本研究已获埃博尼州卫生部、卫生研究与伦理委员会以及戴维·乌马利联邦卫生大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编号：EBSHREC/2026/0014；DUFUHS/UREC/2025/0014）。

作者贡献 Onyekachi J Ireka：概念化，形式分析，调查研究，资金获取，方法学，项目管理，软件，验证，可视化，初稿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所有作者均审阅了文章，参与了对结果的讨论，批准了最终提交和发表版本，并对研究结果的完整性承担责任。

资助信息 本研究获得戴维·乌马希联邦卫生大学（乌布尔）TETFUND机构基础研究基金资助。

数据可用性 支持本研究结果的数据可从通讯作者Onyekachi Jane Ireka处索取。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文所报告工作的已知竞争性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作者谨向戴维·乌马希联邦卫生大学（乌布尔）管理层以及埃博尼州卫生部表达感谢与敬意，感谢其在伦理审批过程中的协作。作者还感谢研究开展所在各卫生设施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参与本研究的所有糖尿病患者，感谢他们抽出时间参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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