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受限环境下患者对智能手机临床摄影的视角:一项横断面研究

《Annals of Medicine and Surgery》:Patients’ perspectives on smartphone-based clinical photography in resource-constrained setting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8日 来源:Annals of Medicine and Surgery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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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智能手机在临床摄影中的使用非常普遍,尤其是在缺乏专用临床摄影设备的情况下。本研究旨在了解患者在资源受限环境中对使用智能手机进行临床摄影的看法。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于2024年7月至9月在尼泊尔一家三级转诊医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进行。对196名

  

**背景:** 智能手机在临床摄影中的使用非常普遍,尤其是在缺乏专用临床摄影设备的情况下。本研究旨在了解患者在资源受限环境中对使用智能手机进行临床摄影的看法。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于2024年7月至9月在尼泊尔一家三级转诊医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进行。对196名在研究期间就诊于门诊且同意参与研究的16岁及以上患者分发了12题的自填问卷。问卷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既往临床摄影经历、知情同意、偏好的摄影者、可接受的临床摄影用途以及拒绝拍摄的原因。

**结果:** 196名参与者中,144人(73.47%,95%置信区间(CI),66.9–79.2%)愿意接受智能手机拍照,且偏好由主治医生拍摄(119/144,82.64%)。145名参与者(73.98%,95% CI,67.4–79.6%)表示为此目的需要知情同意。拍摄完成后,113名参与者(78.47%)希望查看照片。女性(54/62,87.10%)的这一偏好显著高于男性(59/82,71.95%,95% CI,61.4–80.5%)(P = 0.047),且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为显著(P = 0.002)。患者更愿意接受不可识别的照片(109/144,75.69%),而非可识别的照片(102/144,70.83%)。如果可识别照片被认为有利于治疗而非商业使用,则接受度更高。

**结论:** 在本资源受限环境中,大多数患者接受基于智能手机的临床摄影,前提是获得知情同意并由主治医生拍摄。患者偏好不可识别的图像以及使用的透明度,强调了临床环境中道德和尊重的摄影实践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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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临床摄影是记录患者治疗过程中临床状况不可或缺的工具,有助于临床决策[1,2]。其用途还延伸至非治疗领域,如医学教育、研究和出版物[1],从而提升了其在研究中的价值[3]。

**要点摘要**

- 本横断面研究旨在了解患者在资源受限环境中对使用智能手机进行临床摄影的看法。
- 在本资源受限环境中,大多数患者接受基于智能手机的临床摄影,前提是获得知情同意并由主治医生拍摄。
- 患者偏好不可识别的图像以及使用的透明度,强调了临床环境中道德和尊重的摄影实践的重要性。

发达国家的医院配备有医院专用相机和经过培训的医学摄影师,用于照片记录和图像存储[1]。然而,随着现代智能手机集成了高质量数码相机,智能手机在临床摄影中的使用已成为必然趋势[4]。智能手机被认为便捷高效,便于与其他医生沟通,也便于将来个人参考[1]。

根据加拿大整形外科协会103名外科医生和44名住院医生的调查结果,89.1%承认使用智能手机拍摄患者照片[5]。葡萄牙一家医院的不同专科医生中,也有93%存在类似做法[3]。这一做法日益普遍,尤其是在COVID-19大流行之后,使用健康状态的图像进行虚拟问诊成为常态[2]。

与标准相机相比,使用智能手机拍摄临床照片可能显得不够专业,且图像质量较低,如受光线不佳影响[1]。尽管如此,在缺乏专用临床摄影设备或团队的欠发达国家的资源受限环境中,使用智能手机仍然是可行的选择。

尽管使用智能手机进行临床摄影十分便捷,但关于知情同意、数据存储和保密泄露的担忧可能会引发伦理或医疗法律问题[6]。通常,这些照片往往被存储在医生的个人设备上,并通过移动应用程序传输,这可能导致照片意外泄露给非目标接收者[4]。

患者的舒适度和看法很少得到应有的重视。了解患者的观点对于改善患者体验和维持良好的医患关系至关重要[7]。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患者在此背景下对使用智能手机进行临床摄影的接受程度和偏好,识别相关的顾虑,并探讨其在临床实践中的意义。鉴于目前缺乏独立的、正式的本地医院关于使用智能手机进行临床摄影的指导方针,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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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横断面研究于2024年7月至9月在一家三级转诊医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ENT)门诊进行。研究开始前已获得机构审查委员会的伦理批准[340(6–11)E2 078/079]。

样本量使用Cochran公式计算为196人,置信水平为95%,总体比例为50%,误差限为7%,考虑到评估比例和百分比的横断面研究设计。由于招募时间和资源有限,选择了7%的误差限。采用便利抽样法,纳入研究期间就诊于门诊、16岁及以上且同意参与研究的连续患者,不论其是否有临床摄影经历。本研究中的临床照片指使用智能手机相机拍摄的头、颈、耳或鼻等可见解剖区域的静态彩色图像,用于各种目的,如获取另一位医生的第二诊疗意见、医院记录、向患有类似疾病的其他患者展示、医学教学、医学期刊、公共意识网站和商业使用。

由通讯作者从所有入组参与者处获得书面知情同意。对于18岁以下的参与者,还获得了监护人的额外同意。

使用的自填12题书面问卷改编自Nair等人[7]的研究,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此前因临床摄影目的被拍摄的经历、知情同意、偏好的摄影者、可接受的临床摄影用途以及拒绝拍摄的原因。问卷使用正反向翻译法从英语翻译为尼泊尔语:两名独立的具有双语能力的研究人员分别进行正向翻译,第三名独立的具有双语能力的研究人员进行反向翻译。在前30名患者中进行了预试验,以确保问题易于理解。

同意参与研究的参与者需完成一份自填12题书面问卷(补充数字内容材料,网址:https://links.lww.com/MS9/B393)。对于不识字的患者,由通讯作者朗读问题并记录其回答。对于有多个选项的问题,允许选择多个答案。存在缺失数据的回答被排除在研究之外。

**数据分析**

使用SPSS 24版进行统计分析。尼泊尔语翻译问卷回答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表明其具有可靠性。分类变量使用卡方检验、Fisher精确检验或Monte Carlo精确检验进行比较。95%置信区间(CI)使用Wilson得分法计算,关联的效应量以Cramér's V报告,解释基于Cohen的标准(自由度=1时:小效应≥0.10,中等效应≥0.30,大效应≥0.50)[8]。未对多重比较进行校正(如Bonferroni校正),因为分析主要是探索性和假设生成性的,而非确证性的。P值小于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本研究按照STROCSS 2025标准报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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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有196名患者纳入本研究。

**人口学特征**

196名患者年龄从16岁至84岁不等(平均34.9 ± 14.65岁),其中男性117人(59.69%),女性79人(40.31%)。大多数为印度教徒、已婚且受过教育(表1)。

**表1** 参与者的人口学特征、知情同意及对临床摄影的抵触情况(N = 196)

| 人口学特征 | n (%) | 需要知情同意 | 不需要知情同意 | P值 | Cramér's V | 接受临床摄影 | 抵触临床摄影 | P值 | Cramér's V |
|---|---|---|---|---|---|---|---|---|---|
| 性别 | | | | | | | | | |
| 男性 | 117 (59.7%) | 85 | 32 | 0.726? | 0.025 | 82 | 35 | 0.254? | 0.082 |
| 女性 | 79 (40.3%) | 60 | 19 | | | 62 | 17 | | |
| 年龄 | | | | | | | | | |
| ≤45岁 | 161 (82.1%) | 127 | 34 | 0.002? | 0.225 | 118 | 43 | 1.000? | 0.000 |
| >45岁 | 35 (17.9%) | 18 | 17 | | | 26 | 9 | | |
| 宗教 | | | | | | | | | |
| 印度教 | 159 (81.1%) | 120 | 39 | 0.203? | 0.150 | 120 | 39 | 0.260? | 0.144 |
| 佛教 | 25 (12.8%) | 19 | 6 | | | 16 | 9 | | |
| 基督教 | 9 (4.6%) | 4 | 5 | | | 7 | 2 | | |
| 伊斯兰教 | 3 (1.5%) | 2 | 1 | | | 1 | 2 | | |
| 婚姻状况 | | | | | | | | | |
| 已婚 | 113 (57.7%) | 78 | 35 | 0.118? | 0.150 | 84 | 29 | 0.911? | 0.057 |
| 未婚 | 81 (41.3%) | 66 | 15 | | | 59 | 22 | | |
| 丧偶/离婚 | 2 (1.0%) | 1 | 1 | | | 1 | 1 | | |
| 教育水平 | | | | | | | | | |
| 不识字 | 16 (8.2%) | 5 | 11 | <0.001? | 0.363 | 9 | 7 | 0.182? | 0.132 |
| 中学水平 | 114 (58.2%) | 80 | 34 | | | 83 | 31 | | |
| 本科及以上 | 66 (33.6%) | 60 | 6 | | | 52 | 14 | | |

?卡方检验。?Monte Carlo精确检验。

**对临床摄影知情同意的看法**

在全部研究患者中,145人(73.98%)表示需要为基于智能手机的临床摄影获得知情同意。年轻患者(<45岁)(卡方检验P = 0.002,Cramér's V = 0.225,小效应)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本科及以上)(Fisher精确检验P < 0.001,Cramér's V = 0.363,中等效应)更倾向于此观点。然而,基于性别、宗教或婚姻状况未发现统计学显著差异(表1)。

**对使用智能手机进行临床摄影的接受度**

196名参与者中有40人(20.41%)在医院的门诊或诊所环境中因医疗原因被智能手机拍摄过照片。在所有参与者中,144人(73.47%;95% CI,66.9–79.2%;使用Wilson得分法计算的误差限为±6.2%)愿意接受智能手机拍照(表1)。在此情境下,偏好的摄影者通常是主治医生(119/144,82.64%),其次是护理人员(24/144,16.67%),最少的是医学生或临床助理(1/144,0.69%)。

拍摄完成后,113名参与者(78.47%;95% CI,71.1–84.4%)希望查看照片。其中,女性(54/62;87.10%;95% CI,76.6–93.3%)的人数超过男性(59/82;71.95%),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卡方检验,P = 0.047;Cramér's V = 0.165,小效应)。教育水平也是查看偏好的显著预测因子(Monte Carlo P = 0.002;Cramér's V = 0.299,小效应)。不识字参与者希望查看照片的比例明显较低(3/9,33.3%;95% CI,12.1–64.6%),相比之下,中学学历者(65/83,78.3%;95% CI,68.3–85.8%)和本科学历者(45/52,86.5%;95% CI,74.7–93.3%)的意愿更高。

进行了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以评估接受的独立预测因子。在控制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和既往摄影经历后,没有变量独立预测临床摄影的接受度(表2)。

**表2** 多变量分析

| 变量 | 类别 | n (%) | 粗比值比(95% CI) | 调整后比值比(95% CI) | P值* |
|---|---|---|---|---|---|
| 年龄 | 连续变量 | 196 (100.0) | 1.02 (0.99–1.05) | 1.00 (0.98–1.03) | 0.769 |
| 性别 | 男性 | 117 (59.7) | 1.00 [参考] | 1.00 [参考] | – |
| | 女性 | 79 (40.3) | 1.56 (0.80–3.03) | 1.73 (0.87–3.43) | 0.119 |
| 教育水平 | 不识字 | 16 (8.2) | 1.00 [参考] | 1.00 [参考] | – |
| | 中学 | 114 (58.2) | 2.08 (0.71–6.07) | 2.08 (0.64–6.74) | 0.223 |
| | 本科及以上 | 66 (33.7) | 2.89 (0.91–9.13) | 2.99 (0.77–11.58) | 0.113 |
| 既往摄影经历 | 无 | 156 (79.6) | 1.00 [参考] | 1.00 [参考] | – |
| | 有 | 40 (20.4) | 2.37 (0.93–6.03) | 2.40 (0.92–6.26) | 0.073 |

*Wald检验。

**可识别照片与非可识别照片**

根据临床摄影的目的,144人中有109人(75.69%)偏好不可识别的照片,而102人(70.83%)对可识别照片持开放态度。对于不可识别的照片,50%或以上的参与者愿意将其用于医学教学、医学期刊和公共意识网站。同样,对于用于获取另一位医生第二诊疗意见、医院记录和向患有类似疾病的其他患者展示的可识别照片,大多数人也持开放态度(表3)。

**表3** 在愿意接受临床摄影的患者中,按预期用途划分的接受度(N = 144)

| 用途 | 可识别照片 (%) | 不可识别照片 (%) |
|---|---|---|
| 医院记录存档 | 66 (45.8%) [37.9–54.0%] | 52 (36.1%) [28.7–44.2%] |
| 获取另一位医生的第二诊疗意见 | 77 (53.5%) [45.3–61.4%] | 59 (41.0%) [33.3–49.1%] |
| 医学生和卫生专业人员教学 | 44 (30.6%) [23.6–38.5%] | 85 (59.0%) [50.9–66.7%] |
| 医学期刊/学术报告/研究 | 42 (29.2%) [22.4–37.1%] | 72 (50.0%) [41.9–58.1%] |
| 公共意识医疗网站 | 35 (24.3%) [18.0–31.9%] | 76 (52.8%) [44.7–60.8%] |
| 向患有类似疾病的其他患者展示 | 68 (47.2%) [39.2–55.3%] | 69 (47.9%) [39.9–56.0%] |
| 商业用途/广告宣传 | 25 (17.4%) [12.0–24.4%] | 71 (49.3%) [41.3–57.4%] |

**对临床摄影的抵触**

抵触临床摄影的患者占26.53%(52/196;95% CI,20.8–33.1%),其中35人(67.31%)为男性,17人(32.69%)为女性,大多数人(n = 43;82.69%)年龄在45岁以下。大多数受过教育,其中31人(59.62%)完成了中学教育,14人(26.92%)为本科生。已婚者最多,共29人(55.77%)(表1)。

导致对临床照片犹豫不决的主要顾虑是隐私或保密可能丧失(42/52,80.77%)以及照片在社交媒体上传播(32/52,61.54%)(表4)。按性别、年龄组和教育水平对抵触原因进行了分层分析(表4)。性别和年龄无显著差异。然而,教育水平与对未来职业生涯产生不良影响的担忧之间存在显著关联(P = 0.017)。

**表4** 抵触临床摄影的原因(n = 52)

| 抵触临床摄影的原因 | 数量 (%) | P值* |
|---|---|---|
| 照片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 32 (61.5%) | |
| 性别 | | |
| 男性 | 21 | 1.000 |
| 女性 | 11 | |
| 年龄(岁) | | |
| ≤45 | 27 | 0.719 |
| >45 | 5 | |
| 教育 | | |
| 不识字 | 4 | 0.950 |
| 中学教育 | 19 | |
| 本科及以上 | 9 | |
| 心理/情感影响 | 21 (40.4%) | |
| 性别 | | |
| 男性 | 15 | 0.765 |
| 女性 | 6 | |
| 年龄(岁) | | |
| ≤45 | 18 | 0.724 |
| >45 | 3 | |
| 教育 | | |
| 不识字 | 2 | 0.790 |
| 中学教育 | 13 | |
| 本科及以上 | 6 | |
| 隐私/保密丧失 | 42 (80.8%) | |
| 性别 | | |
| 男性 | 28 | 1.000 |
| 女性 | 14 | |
| 年龄(岁) | | |
| ≤45 | 35 | 1.000 |
| >45 | 7 | |
| 教育 | | |
| 不识字 | 5 | 0.736 |
| 中学教育 | 25 | |
| 本科及以上 | 12 | |
| 对自己或他人患者临床照片不当使用造成的不良印象/经历 | 18 (34.6%) | |
| 性别 | | |
| 男性 | 13 | 0.758 |
| 女性 | 5 | |
| 年龄(岁) | | |
| ≤45 | 14 | 0.702 |
| >45 | 4 | |
| 教育 | | |
| 不识字 | 4 | 0.265 |
| 中学教育 | 11 | |
| 本科及以上 | 3 | |
| 对未来/职业生涯产生不良影响 | 20 (38.5%) | |
| 性别 | | |
| 男性 | 15 | 0.383 |
| 女性 | 5 | |
| 年龄(岁) | | |
| ≤45 | 15 | 0.280 |
| >45 | 5 | |
| 教育 | | |
| 不识字 | 4 | 0.017 |
| 中学教育 | 15 | |
| 本科及以上 | 1 | |

*卡方检验/Fisher精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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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智能手机在临床摄影中的使用非常普遍,尤其是在缺乏专用临床摄影设备的情况下。本研究旨在了解患者在资源受限环境中对使用智能手机进行临床摄影的看法。

**对使用智能手机进行临床摄影的接受度**

本研究中大多数患者(73.47%)接受使用智能手机进行临床摄影。这一高接受度与Nair等人[7]在眼整形外科门诊进行的调查结果(68%)相呼应。

大多数参与者认为智能手机临床摄影对于记录他们的医疗状况、医学教育(89.3%)以及更好地理解自身病情和治疗方案(67.9%)是有用的。在该研究中,40岁以下人群及智能手机用户的接受度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当今数字时代,患者普遍对智能手机在医疗服务中的应用——包括临床摄影——持开放态度。Wyatt等人[10]发现,患者并不在意临床摄影是使用移动设备还是专业相机。事实上,74%的患者愿意将临床摄影推荐给他人,67%的患者认为临床照片支持了他们的临床治疗。

知情同意

在我们的研究中,大部分患者(n = 145,73.98%)表示需要使用智能手机拍摄临床照片时必须获得知情同意。这在年龄较轻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患者中尤为显著(P < 0.001)。该结果与在文化背景不同的环境中开展的研究相一致。Nair等人[7]也观察到72%的患者倾向于在照片被使用前获得知情同意,84%同意首次使用时需要知情同意但后续使用时不需要。在一项对美国明尼苏达州患者(曾被不同科室拍摄过照片)的调查中,79%表达了需要知情同意的意愿,仅27%倾向于书面知情同意,而21%认为不需要任何特定的知情同意程序[10]。这表明大多数患者在不同的研究中都意识到需要某种形式的预先知情同意,体现了他们对自主权的理解。然而,部分患者似乎并不在意。这可能是因为她们不了解照片可能被公开的风险,尤其是在开放获取医学期刊上发表时[11]。

Cura等人[3]注意到,医生根据目的不同对知情同意的感知存在差异。当照片用于研究、发表或医学会议时,会获得正式的知情同意(仅书面或书面加口头同意),而对于临床目的(如记录临床进展或寻求第二诊疗意见),则较为宽松,仅要求口头同意。临床医生采用非正式方式(通常是口头同意)并不少见,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与患者照片学术发表相关的数字化后果的认识[11]。

尊重患者自主权非常重要[12]。在拍摄照片前获得书面知情同意被视为良好的临床实践。知情同意应明确说明照片的用途及潜在使用方式,包括在医学期刊、书籍、演示文稿、网站和患者信息手册中的使用[2,13]。还应考虑知情同意方面的文化差异——例如某些情况下女性患者需要丈夫许可才能被拍摄[12]——以及与识字障碍和理解所提供的信息相关的问题[14]。此外,知情同意应涉及这些图像被公开的风险,以及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无法完全撤回的事实[13,15]。有趣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尽管存在这一风险仍然选择同意[13]。Amirian等人[12]注意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患者更有可能参与,并将其归因于患者可能对其权利的理解有限。

首选摄影师的选择

在我们的研究中,首选摄影师的选择存在差异,大多数参与者倾向于选择主治医生。Nair等人[7]的研究也报告了类似发现,即相比医护人员(如医学生、实习医生、护士甚至专业医疗摄影师),患者更偏好由主治医生担任摄影师。同样,大多数患者批准医生和住院医师访问他们的照片,而非其他医护人员。Amirian等人[12]也指出,患者信任直接参与他们治疗的医生访问其数字照片。这可能是为了避免敏感图像被未授权人员不必要地接触。大多数患者(n = 113,78.47%)表示希望查看照片,且女性人数多于男性。这表明患者需要了解自己在临床摄影中的呈现方式,以获得保障。在寻求知情同意时,向患者展示拟发表的照片是最佳实践[11,16]。

对可识别与非可识别照片的偏好

在我们的研究中,102名患者(70.83%)仅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同意可识别照片,主要是寻求第二诊疗意见时(n = 77,53.47%)或临床记录时(n = 66,45.83%),对商业用途或广告的意愿则较低(n = 25,17.36%)。然而,对于非可识别照片,患者对面向更广泛受众的用途持更开放态度,如教育、公众意识提升、公共卫生网站、医学教学和医学期刊。这表明,当可识别照片有利于其治疗时,患者愿意允许使用,而对商业用途则可能感到被暴露或被利用——其他研究也记录了类似发现[6,10]。这种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旦发布到公共领域便不可逆转,此类照片可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重复使用,因此在使用这些照片时必须匿名化身份信息。然而,由于缺乏相关标准指南[16],这很难做到,而且在某些专科中可识别性是不可避免的,如皮肤科、牙科和美容外科[11,17],在这些情况下,如果获得了充分的知情同意,匿名化可能并非必要[11]。

对医疗实践的启示

在数字时代,智能手机在医疗系统中的应用已不可避免,并已被患者广泛接受。使用医院配发的手机、不同医院环境中的安全移动应用程序或工作手机,可以是解决隐私担忧的替代方案[4,18]。在使用个人设备的情况下,应配备严格的电子安全措施,并尽早删除照片[18]。

有趣的是,即使是医疗专业人员也很少意识到获取书面知情同意以发表临床摄影的重要性。此外,即便是期刊指南也缺乏一致性[19],对于在线医学期刊更是如此[11]。需要制定清晰的伦理指南,以保护患者尊严、制定符合文化背景的知情同意程序[14],并规范临床图像的处理、存储和传播以保护患者保密权[4]。确保这些措施的责任在于负责拍摄照片的医疗专业人员[3,11]。因此,需要对医疗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和意识教育,尤其是在新的医院网络或体系中的入职培训[18],以维持专业素养并保护患者的隐私权[19]。这将有助于建立对医疗技术应用的信任。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这是一项在耳鼻喉科使用便利抽样进行的单中心研究,限制了研究结果向其他临床环境的推广性。由于当地文化敏感性,采用了二元性别框架,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在对性别多元性接受度更高的国家中的适用性。本研究易受选择偏倚和非应答偏倚的影响,因为未记录拒绝参与的患者数量,也无法统计可能因不喜欢临床摄影而选择退出的患者。这可能导致接受率被高估。数据收集的局限性也引入了潜在偏倚;由于识字障碍,研究人员需要协助部分不识字患者填写问卷,导致访谈者偏倚。本研究缺乏对当地文化背景的深入讨论,而这可能与患者对隐私和知情同意的态度相关。然而,本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即这些患者如果被拍摄,通常需要拍摄部分或全部面部,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引起犹豫。这可以为未来涉及不同专科患者的研究以及相关协议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基础。

结论

在本资源受限的环境中,大多数患者能够接受基于智能手机的临床摄影,前提是在获得知情同意的情况下由主治医生进行。患者的偏好强烈倾向于非可识别图像和使用透明性,突显了临床环境中伦理和尊重患者尊严的摄影实践的重要性。为确保伦理实践,建议:制定符合文化背景的知情同意程序,确保由主治医生担任摄影师,尽可能对临床照片进行匿名化处理,允许患者在拍摄后查看图像,确保临床照片的安全存储和传输以避免数据安全泄露,制定并实施机构和国家层面的指南,并对医疗专业人员提供关于伦理摄影实践的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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