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terinary Sciences》：Implementation of African Swine Fever Biosecurity and Post-Outbreak Recovery in Vietnam,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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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 ASF）持续扰乱东南亚的生猪生产。不同生产体系下的防控措施与恢复条件存在差异。本研究采用定性多案例研究方法，对越南（n = 8）、马来西亚（n = 12）和菲律宾（n = 4）中经目的性选择的24个生产单元进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 ASF）持续扰乱东南亚的生猪生产。不同生产体系下的防控措施与恢复条件存在差异。本研究采用定性多案例研究方法，对越南（n = 8）、马来西亚（n = 12）和菲律宾（n = 4）中经目的性选择的24个生产单元进行了考察。政府及合作机构协助研究团队接触上述生产单元。研究团队于2025年8月至2026年2月期间开展面对面访谈并记录田野笔记，同时结合政策文件进行分析。国家统计数据描述了生猪存栏量与产量的变化。在越南，2024年生猪活重产量超过2018年水平，但全国生猪存栏量仍低于此前水平。样本中各生产单元的恢复情况不一，一体化企业的结构性投资高于家庭农场。在马来西亚，9个样本农场处于运营状态，其中多个正在进行大规模升级，另有3个农场仍处于清群状态，等待补栏批准。在菲律宾，1个商业化生产单元报告实施了协调一致的防控措施及家庭层面措施，3个与项目相关的 backyard 生产单元则依赖家庭措施和项目支持。运输、报告、病死猪处理及补栏程序方面的缺口限制了各案例中农场层面措施的实际覆盖范围。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 ASF）由非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ASFV）引起，可感染家猪和野猪，病死率可接近100%。该病于2018年传入亚洲，2019年扩散至东南亚，持续对区域生猪生产造成严重冲击。世界动物卫生信息系统（WAHIS）记录显示，家猪和野猪中仍有持续暴发。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FAOSTAT）数据显示，2024年东南亚生猪存栏约6590万头，猪肉产量699万吨，其中越南和菲律宾分别占区域猪肉产量的53.8%和19.3%。东南亚生猪生产体系涵盖一体化企业、独立商业农场、家庭农场和 backyard 养殖户，不同生产者在设施条件、资金资源、兽医服务可及性以及与贸易商和屠宰场的联系方面差异显著。小农户在多个国家仍占重要地位，2025年菲律宾小农户持有全国生猪存栏的78.3%。
既往研究已识别出农场结构、动物移动、野生动物接触、监测和生物安全是影响ASF传入和传播的因素，也有研究考察了越南和菲律宾ASF暴发的时空格局及中国的经济影响，但农场层面的证据仍显不足，尤其是防控实践变化、机构支持与生产恢复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尚缺乏系统考察。生产者对疾病风险的认知、报告疑似病例可能导致的扑杀和经营中断后果，以及补偿和补栏安排对报告决策的影响，均需深入研究。本研究基于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结合外部性与激励相容概念，对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24个生猪生产单元开展定性多案例研究，旨在考察不同生产体系下生物安全措施的实施情况、投资与支持的变化，以及生产恢复的状态，识别尚未解决的农场层面和制度层面问题。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多案例设计，以生猪生产单元为分析单位。研究团队在越南选取8个生产单元，涵盖5个一体化或商业企业和3个家庭农场；在马来西亚选取12个单元，其中9个运营农场（6个商业农场和3个家庭农场）分布于雪兰莪、槟城和霹雳州，另3个位于马六甲的清群农场用于考察补栏等待状态；在菲律宾选取4个单元，包括3个参与社区ASF生物安全干预项目（Community ASF Biosecurity Interventions, CABI）的 backyard 养殖户和1个大型家庭经营的商业化 farrow-to-finish 农场。研究团队于2025年8月至2026年2月期间对24个生产单元进行了面对面访谈，同时收集田野笔记和政策文件。分析框架涵盖八个生物安全领域：周界与分区、人员进入、车辆与进场物资、猪只移动与补栏、饲料与泔水、清洁消毒与害虫控制、尸体粪便废水与环境管理、监测报告培训与机构支持。
三、研究结果
（一）国家生产背景与样本恢复情况
越南生猪存栏量从2018年的2820万头降至2024年的2650万头，降幅约6%，但活重产量从约380万吨增至518万吨，增幅约36%。马来西亚生猪存栏量从2020年的约187万头降至2024年的116万头，猪肉产量从22.06万吨降至13.65万吨。菲律宾生猪存栏量从2020年1月1日的1280万头降至2025年12月31日的879万头。样本中，越南一体化企业报告了需要较大资本投入的防控措施，VN5和VN6的存栏量分别约为此前水平的55%和不足30%；家庭农场主要报告低成本常规措施。马来西亚9个样本农场运营中，多个已完成结构性升级，MY10–MY12仍处于清群状态等待补栏批准。菲律宾商业农场报告了协调一致的防控措施，3个CABI关联的 backyard 单元使用家庭措施和项目支持。
（二）越南农场层面生物安全措施
越南各生产单元在农场布局和进入程序上差异显著。VN1在首次ASF暴发后分离了居住区和生产区，限制家庭成员以外人员进入，离场返回者需清洗消毒并隔离一天。VN2采用传统猪舍，居住区与生产区未物理分离，猪只出售时贸易商进入农场。VN3内部道路未硬化，人员与车辆路线交叉。商业和一体化企业则报告了多种物理和程序性分离措施：VN4安装了淋浴更衣设施、材料干燥室、自动化车辆清洗消毒设备和五阶段进入隔离系统；VN7和VN8采用三区分离系统、丹麦式更衣室和防鼠结构，但现场发现防护网部分破损。所有8个越南单元均报告了常规或强化消毒措施，VN1在2025年疫情后每日施用石灰和化学消毒剂，VN2在2025年全国疫情暴发期间消毒频率从每周一次增至每周三次。车辆和物资管理方面，VN5在农场外设置 breeding 猪和育肥猪交接点，分别距农场超过2公里和约500米；VN7和VN8的车辆消毒主要针对轮胎，底盘和部分设备未纳入处理。疫苗接种方面，8个单元中有2个报告使用ASF疫苗，3个家庭农场均未使用。VN5报告政府支持项目提供前100剂免费ASF疫苗，但20头猪随后死亡；VN6报告对母猪、仔猪和育肥猪接种主要产自越南的疫苗，补栏后出现类似ASF的疫情。病死猪处理方面，VN1和VN5报告隔离出现临床症状的猪只；一个家庭单元报告以低价出售患病或疑似ASF猪只，另一个报告在农场内掩埋后补栏并再次发病。VN5报告用石灰掩埋疑似ASF死亡猪只，将存活猪只的熟肉用作鱼饲料，并以折扣价出售连续三天停止进食的猪只。
（三）马来西亚农场层面生物安全措施
马来西亚9个运营单元均报告了常规或强化清洁消毒措施。MY6–MY9中的家庭经营单元在2022年ASF后增加了全场消毒频率和临床观察频率。商业单元报告了多项清洁消毒基础设施投资：一个单元花费约36万林吉特购置消毒设备，约70万林吉特建设清洁消毒中心；另一个单元投资约20万林吉特升级消毒池，并耗资约100万林吉特建设废水分离池。MY3–MY5中的两个家庭经营单元报告采用封闭管理，禁止外来访客进入生产区，其中一个在ASF后投资约200万林吉特进行封闭猪舍升级；商业单元在2023年扑杀后进行了全面升级，报告支出约600–700万林吉特，并减少工人数量、增加培训频率。MY1和MY2不允许外来访客进入，员工需隔离三天后方可入场，入场前淋浴更衣；两个生产者均报告在ASF发生后减少了访问其他农场和与其他养猪生产者的直接接触。车辆管理方面，MY6–MY9中的家庭经营单元在ASF后购买了两辆自有车辆替代外部运输；MY1和MY2在农场边界外设置交接点，外部运输车辆不进入主农场区域，其中一个单元安装了约70万林吉特的车辆干燥设备。马来西亚实地调查期间ASF疫苗尚未商业化，12个受访生产者均未报告使用ASF疫苗。MY3–MY5中的两个家庭经营农场没有官方ASF暴发记录，但受访者描述了疑似ASF的疾病并报告当时未通知当局，其中一个损失约半数猪群并在农场内掩埋尸体，随后以约每头200林吉特出售存活猪只。MY3–MY5中的商业农场报告2023年扑杀了9336头猪。MY10–MY12在2022年疫情暴发时已完全清群，实地调查期间未运营，生产者表示若获准补栏，计划建造封闭猪舍并采用更新的生物安全程序。
（四）菲律宾农场层面生物安全措施
PH1采用 farrow-to-finish 生产模式，在2020年和2023年报告ASF暴发后引入封闭访问管理和人员进出限制。实地调查期间，车辆、进场物资和场区每日消毒两次，报告成本约每头猪每次10菲律宾比索，约为疫情前水平的三倍；附近报告ASF时，PH1还施用石灰并进行额外环境消毒。PH1拥有自有运输车辆，不依赖外部运输工具。PH2饲养3头猪，采用独立猪舍，不使用泔水饲料。PH3饲养13头猪。PH4经营小型 farrow-to-finish 系统，饲养9头猪，参与社区ASF培训后，进入猪舍区域时使用专用拖鞋和工作服，报告程序包括洗手、消毒和淋浴，工作服每三天消毒一次。消毒剂成本约每升720菲律宾比索，一瓶可用约四个月，首批由CABI项目提供，后续由生产者自行购买。PH2和PH3均使用当地种植的高蛋白牧草作为饲料来源。疫苗方面，4个菲律宾单元均报告对其他猪病进行常规疫苗接种，PH1还报告使用政府支持项目提供的ASF疫苗，接种计划因猪只类别而异。PH4描述了一次疑似ASF疫情，涉及4头病猪，受访者报告这些猪被私下屠宰并将猪肉分发给邻居，其余看似健康的猪以约每公斤150比索出售，低于约170比索的市场价格。
（五）跨国比较与残余风险
清洁消毒是记录最一致的措施，而猪只移动、尸体与环境管理、报告、补偿和补栏的记录一致性较低。越南一体化企业和马来西亚运营农场报告了重大结构性变革，越南家庭农场和菲律宾 backyard 单元更多依赖低成本常规措施。报告的外部支持包括VN5的政府支持疫苗接种安排、PH1的疫苗接种以及PH2–PH4的CABI培训与物资。马来西亚受访者主要将公共干预描述为监管、检查和补栏审批，而非有记录的资本补助。残余风险包括贸易商和车辆进入、人员与车辆路线交叉、整车消毒不完整、防护网破损、患病猪只的非正式出售或掩埋、私下屠宰和猪肉分发、对ASF疫苗接种结果的不确定性、集中化的农场与屠宰场交通、可能的野猪接触，以及补栏要求和审批时间的不确定性。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样本单元之间的恢复情况仍不均衡。越南一体化企业引入了结构性防控措施，但部分企业存栏量仍低于此前水平；马来西亚多个农场升级了设施，但3个清群农场仍在等待补栏批准；菲律宾 backyard 单元依靠家庭措施和项目支持维持生产。农场规模和资源与生产恢复和疾病控制相关。风险认知与行动能力在访谈记录中紧密关联：在PMT框架下，对应对措施有效性和可行性的信心有助于解释面临相似疾病威胁的生产者为何采取不同措施。报告决策涉及额外成本，受访者描述了关于强制扑杀、业务中断、补偿和不确定补栏日期的担忧，这些担忧与TPB中的感知控制以及疾病控制成本和收益的分配相关。消毒措施的强调需要与清洁程序覆盖范围一并考虑：VN7和VN8的车辆处理主要针对轮胎，其他表面的潜在污染未得到充分处理。ASFV可在血液来源物质中保持感染性，需仔细清除车辆、鞋类、工具和设备上的污染物。野生动物接触也需关注，在农场毗邻野猪栖息地的地区，需要设置防止野猪接触的屏障、安全储存饲料和废弃物，以及限制野生动物接触的尸体处理方式。ASF疫苗接种需持续关注流行病毒株：2023年越南家猪中检测到重组基因I/II型ASFV，有报道称越南分离株具有与ASFV-G-ΔI177L疫苗来源一致的遗传特征，提示疫苗衍生病毒可能在田间条件下进化。疫苗与田间病毒共感染引发对重组以及毒力或免疫保护可能变化的担忧。实际支持应针对各环境中的具体困难：越南案例的优先事项包括可负担的装载安排、车辆清洁和安全处理渠道；马来西亚等待补栏的生产者需要明确的检查要求、审批阶段和决策时间表；菲律宾 backyard 生产者需要包含后续访问、可及的报告渠道和疑似病例协助的社区培训。受访者对通知财务后果的担忧支持明确补偿程序和资格信息的必要性。
研究结论为：本研究发现所选生产单元的恢复情况不均衡。越南全国生猪产量超过2018年水平而存栏量仍较低；样本中一体化企业投资高于家庭农场，但报告存栏规模的恢复仍不均衡。马来西亚运营农场描述了实质性结构升级，但3个清群单元仍在等待补栏许可。菲律宾商业案例报告了协调一致的防控措施，而3个与项目相关的 backyard 家庭依赖较小规模的措施和外部支持。政策审查识别出不同的国家重点：越南侧重无疫生产链和疫苗接种，马来西亚侧重受控补栏和猪舍升级，菲律宾侧重村级监测和社区支持。各案例无法确定哪种框架最有效。案例凸显了可行农场实践以及获得通知、授权处理、移动控制和补栏程序渠道的重要性。由于疾病史和许多生物安全实践为自我报告且记录不完整，研究发现仅适用于样本单元，不能确立全国患病率或因果性政策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