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linicalMedicine》：Relative risk reduction is not enough: why cardiorenal trials should routinely report absolute risk reduction and number needed to 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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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肾结局试验已改变心血管与肾脏疾病的管理，尤其是通过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s, GLP-1 RA）和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sodium-glucose cotra
心肾结局试验已改变心血管与肾脏疾病的管理，尤其是通过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s, GLP-1 RA）和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sodium-glucose cotransporter-2 inhibitors, SGLT2i）。治疗效果常通过相对指标沟通，包括风险比（hazard ratio, HR）与相对风险降低（relative risk reduction, RRR）。这些指标对估计治疗效应必不可少，但不能直接传达患者获得的绝对获益幅度。绝对风险降低（absolute risk reduction, ARR）与需治疗人数（number needed to treat, NNT）通过纳入基线事件风险与随访时长提供补充信息。这一区分具有临床意义：相似的相对治疗效应可因基线风险、结局定义、随访时间和研究人群特征不同而产生显著不同的绝对获益。反之，一项试验的NNT不应跨研究用于药物排序，因为人群与终点差异会强烈影响绝对事件率。对于时间-事件结局，ARR应从指定时间点的累积事件概率估计，最好采用适当生存分析方法；HR反映随访期间较低的估计风险率，不等于累积风险降低；年发生率差异也不应直接转化为常规NNT。研究人员主张相对与绝对指标并列呈现，常规报告相对治疗效应、基线事件风险、ARR与NNT，并注明时间范围与估计方法，可提升透明度和临床可解释性，帮助临床医生、患者、指南委员会与政策制定者理解治疗不仅有效，还可预期何种程度的获益。
《eClinicalMedicine》刊发的这篇观点文章由 Hussein Zaitoon、Muhammad Abdul-Ghani 与 Ralph A. DeFronzo 撰写，核心关注心肾结局试验中治疗效应的沟通方式。研究背景方面，心血管与肾脏疾病领域近年来被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s, GLP-1 RA）和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sodium-glucose cotransporter-2 inhibitors, SGLT2i）重塑，但临床试验与指南传播中常把相对风险降低（relative risk reduction, RRR）和风险比（hazard ratio, HR）作为主信息。问题是：相对指标能说明“是否降低风险比例”，却不能告诉临床医生、患者与决策者“具体能避免多少事件”。同一RRR在高基线风险人群中对应较大的绝对风险降低（absolute risk reduction, ARR）和较小的需治疗人数（number needed to treat, NNT），在低基线风险人群中则对应很小的绝对获益。若只报HR或RRR，会放大治疗看起来“很有用”的印象；若跨试验比较NNT，又会因人群、终点、随访时长和估计方法不同而产生误导。因此研究人员提出，心肾结局试验应把相对效应与绝对效应并列报告。
研究人员并未开展新的随机试验，而是基于已发表心肾结局试验与方法学证据进行评述，得出核心结论：ARR与NNT不是用来取代RRR或HR，而是补充其临床含义；ARR应为指定时间点两组累积事件风险之差，NNT为1/ARR，且必须绑定该试验的人群、结局与时间窗。论文意义在于推动期刊、指南委员会和监管机构把绝对获益指标纳入常规报告，使“治疗有效”进一步转化为“患者能期待多少获益”的可解释信息。
在方法层面，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三项关键做法：一是界定相对效应与绝对效应的概念框架，区分RRR、HR、ARR与NNT；二是汇总PIONEER-6、CREDENCE、HARMONY Outcomes、DAPA-CKD、EMPA-KIDNEY与SOUL等心肾结局试验的样本与事件数据，这些队列来自相应上市后或确证性心血管/肾脏结局研究；三是强调时间-事件结局应使用Kaplan–Meier或生存模型得到指定时间点累积事件概率，而非用年发生率差直接取倒数得到NNT。
引言部分，研究人员先定义关键指标：RRR为（1?风险比）×100%；ARR为对照组与治疗组在指定时间点的累积事件风险差；NNT为1/ARR。HR来自Cox回归等生存模型，表示随访期间事件风险率相对降低，并不等于累积风险降低同样百分比。这部分说明相对指标跨人群外推性较好，绝对指标则高度依赖基线风险、随访时长、竞争风险与试验人群。
为什么绝对效应很重要部分，研究人员以PIONEER-6为例：口服/注射 semaglutide 的MACE（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HR为0.79，看似降低21%风险；但中位随访15.9个月时，事件率为3.8%对4.8%，ARR约1.0个百分点，NNT约100。又举CREDENCE中canagliflozin的MACE HR 0.80，2.5年模型估计ARR 2.5个百分点、NNT 40；HARMONY Outcomes中albiglutide的MACE HR 0.78，1.6年ARR 1.9个百分点、NNT约53。结论是：HR相近的药物，因基线风险和随访不同，绝对获益可能差别很大；但跨试验的ARR/NNT不能用来排药物优劣。
解释ARR与NNT部分，研究人员指出SGLT2i试验间肾脏复合终点定义不同：CREDENCE用血清肌酐加倍、终末期肾病（end-stage kidney disease, ESKD）及肾/心血管死亡；DAPA-CKD用eGFR（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估算肾小球滤过率）持续下降≥50%、ESKD或肾/心血管死亡；EMPA-KIDNEY还纳入eGFR持续<10 mL/min/1.73 m2、心血管死亡等，且人群更广、整体风险更低。因此ARR/NNT差异不代表药效高低。SOUL试验中oral semaglutide的MACE HR 0.86，3年生存模型ARR 2.0个百分点、NNT 50；其年发生率差为0.6/100人年，这只是incidence rate difference，不是常规ARR，也不能取倒数当NNT。研究人员还强调NNT天然具有时间特异性，试验NNT不是终身获益估计；绝对指标可用于利弊平衡，如ASCEND中阿司匹林减少严重血管事件1.1个百分点，但增加主要出血0.9个百分点。
临床试验报告建议部分，研究人员主张期刊应要求同时报告相对效应、基线事件率、ARR、NNT、时间窗与估计方法；指南可用RRR做人群层面推荐，但个体患者获益应由可外推的相对效应乘以该患者基线风险得到。绝对指标的价值是让临床沟通更诚实、更可行动。
讨论与结论可归纳为：相对指标回答“有没有效应、效应方向与大不大”，绝对指标回答“对我这个风险水平的患者，一段时间内能少几个事件”。心肾试验若只晒HR，会制造过度乐观；若拿不同试验的NNT排座次，会制造虚假比较。正确做法是同一试验内同时给HR、ARR、NNT并标明时间点与方法；个体化决策时把适用的人群相对效应放到具体患者基线风险上再算绝对获益。
研究人员在结论部分提出：Relative and absolute measures should be presented together. Routine reporting of relative treatment effects, baseline event risks, ARR, and NNT, with a specified time horizon and method of estimation, would improve transparency and clinically meaningful interpretation. 译为：相对指标与绝对指标应并列呈现。常规报告相对治疗效应、基线事件风险、绝对风险降低与需治疗人数，并注明时间范围和估计方法，将提高透明度与具有临床意义的解释力。This approach would help clinicians, patients, guideline committees, and policymakers understand not only whether a therapy works, but also the magnitude of benefit that may reasonably be expected. 译为：该方法将帮助临床医生、患者、指南委员会和政策制定者不仅理解治疗是否起效，也理解可合理预期的获益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