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支持工具的采用：对斯洛文尼亚养牛农民生态系统服务意识的混合方法分析

《Ecosystem Services》：Adoption of support tool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 mixed-methods analysis of ecosystem services awareness among Slovenian cattle farmers

　　

•积极的生物多样性态度强烈预测工具采用情况
•欧洲绿色协议态度显著影响技术采纳
•生态系统服务知识起次要作用
•年轻农民和有机农民表现出更高的采用率
•资金限制和政策不信任限制了采用情况

**引言**

当今社会已经必须应对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严峻挑战。生物多样性下降破坏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要求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以确保生态稳定和人类福祉。不良的农业做法以及从不利地区迁离耕作的趋势加剧了永久草场的退化。与此同时，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如气候调节、土壤保护和栖息地提供——也受到直接影响（Gaujour等，2012；Pe'Er等，2022；?umrada等，2024）。这一情景在斯洛文尼亚和整个欧洲的畜牧业中尤为明显，畜牧业是欧洲农业和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Benedi?i?等，2022）。为应对这些挑战，欧盟通过《2030生物多样性战略》在《欧洲绿色协议》中优先推进生态系统恢复，以提升生态系统提供这些服务的能力（欧盟委员会，2020）。

此外，《从农场到餐桌战略》强调可持续农业做法，突出了生物多样性在构建韧性粮食生产体系中的作用（IPBES，2019）。农民在这一转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为他们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理解和应用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必要条件（Lacombe等，2018；Weituschat等，2022）。支持性技术——如精准农业管理系统以及用于监测土壤、植物和动物健康的工具——通过帮助农民提高意识、做出适当决策并采用最佳农业实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Abeni等，2019；Bianchi等，2022；Carillo和Abeni，2020）。这些技术与欧洲绿色协议的目标相一致，加强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作为可持续环境和农业管理的根本支柱的地位（Duru等，2015；Sandhu等，2016）。这一整合凸显了研究生态系统服务知识和应用如何影响养牛农民对生物多样性的看法及其采用创新可持续农业实践的意愿的必要性。

欧洲绿色协议是一个集环境、社会和经济改革于一体的综合框架，旨在帮助欧盟实现可持续性和气候韧性转型，这要求农业部门进行重大变革（Paw?owski和So?tysiak，2024）。然而，自2019年底发布以来，该协议一直遭到农民的抵制，这源于经济压力、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和不公平竞争（Matthews，2024a）。这些直接诱因根植于系统性问题，包括利润低且波动大、投入成本高、零售商的市场力量以及严苛的环境和官僚要求（Matthews，2024b）。欧盟日益雄心勃勃的环境目标——尤其是《共同农业政策》和《从农场到餐桌战略》中所述的目标——通过施加额外成本而加剧了不满情绪，这些成本部分源于通货膨胀以及俄乌冲突后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农民还面临气候变化和贸易不确定性的风险，他们通常在集中的市场中运作，往往只是价格的接受者。这些挑战对小型、低效农场以及与不断演变的监管标准脱节的农场影响尤为突出（Meuwissen等，2020；Matthews，2024b）。此外，正如van der Ploeg（2020）所指出的，农民对"抹黑农业"的抗议掩盖了更深层的问题，因为这场运动忽视了农业面临的危机——如气候变化的影响、生物多样性丧失和不平等的权力动态——同时却维护着延续这些问题的体制。相比之下，这种农村倒退式民粹主义反映了资本逻辑在农业创业中的内化，要求出于物质和象征目的而不断扩张。尽管小农农业提供了一种对抗性叙事，但它仍然分散，需要一个统一的愿景。尽管来自欧洲绿色协议的体制性挑战已被充分记录，但关于农民对欧洲绿色协议态度的研究仍然有限。这种缺失在考虑生态系统服务在农业可持续性中的更广泛作用时尤为相关。

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始于1970年代末，强调需要将自然服务的估值整合到决策过程中，以应对人类-自然动态关系（Gómez-Baggethun等，2010）。Costanza等（1997）提出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生态系统服务定义将其描述为"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功能中获得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复杂的分类框架被开发出来，特别是《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和《生态系统服务国际通用分类》（Haines-Young和Potschin，2005）。

农民在提供和维护生态系统服务中的作用已经得到充分确立（Lacombe等，2018；Weituschat等，2022）。早期研究提到了环境友好型农业做法与基于生产主义的目标（关注高产量和集约化）之间的紧张关系（Burton和Paragahawewa，2011；Burton等，2008）。尽管如此，最近的研究表明，农民身份认同日益整合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这由更强的环境意识、对有机产品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以及支持可持续农业实践的补贴所推动（Cusworth和Dodsworth，2021；Hyland等，2016）。农民在促进农业生态转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他们的感知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理解其观点变得尤为重要。例如，Maas等（2021）证明，虽然农民和科学家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相对同质且主要是积极的态度，但农民对大多数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视程度明显低于科学家。农民优先考虑那些传统上与农业管理和生产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如土壤质量（Kleijn等，2019）和授粉（M'Gonigle等，2015），而其他生态系统服务通常被视为不太重要（Zhang等，2018）。农民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受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政策因素影响的动态决策系统（Lacombe等，2018；Weituschat等，2022）。例如，Teixeira等（2018）表明，巴西的有机家庭农民对他们承诺的多样化和自主农业生态系统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有更加差异化的认知。有机和常规家庭农民都强烈认同小农身份，比大规模农民更认可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并且更依赖自产自用。Smith和Sullivan（2014）将不同观点与对生态系统服务认知有限联系起来，表明需要探索农民如何评估自身知识。

支持性技术——如精准农业管理系统以及用于监测土壤、植物和动物健康的高级工具——对于实现数据驱动的决策和促进可持续畜牧生产的采用至关重要（Da Silveira等，2023）。这些技术在加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发挥着工具性作用，使其成为可持续环境和农业管理的基本要素（Duru等，2015；Sandhu等，2016）。尽管有潜在益处，但由于经济、技术和社会障碍，农民采用创新支持性技术仍然有限（Da Silveira等，2023）。高昂的初始成本和担心投资回报延迟是重大的经济挑战，对资源有限的小型农场尤为突出。技术障碍——包括较低的数字素养、对复杂系统不熟悉、技术支援不足以及许多技术过于复杂或用户不友好——进一步阻碍了采用，往往导致挫败感和最终放弃使用。社会因素——包括对复杂性的感知和对所承诺效益的怀疑，尤其是在缺乏实证的情况下——增加了阻力（Da Silveira等，2023）。效用和易用性是技术投资的关键驱动因素，感知有用性是影响农民采用创新可持续生产战略意愿的首要因素（Pierpaoli等，2013；Naspetti等，2017）。相比之下，年轻农民通常更倾向于且更有能力采用精准农业工具，表现出更高的数字素养和对其功能的信任（Abeni等，2019；Bianchi等，2022；Carillo和Abeni，2020）。

尽管生态系统服务对可持续农业的重要性已被确认，但在理解农民对这些生态系统服务的知识——尤其是在永久草场上的养牛场背景下——如何影响他们对生物多样性和欧洲绿色协议的态度方面，仍存在显著空白。研究表明，农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知识对其是否实际采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支持性技术具有显著影响（Bennett等，2009；Manyise和Dentoni，2021）。虽然先前的研究探讨了农民对生物多样性和某些生态系统服务的看法，但很少有研究专门考察了这种知识与他们参与促进可持续农业实践的支持性工具或政策之间的关系（Xun等，2017；Yang等，2020；Follett等，2024）。因此，将农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知识与其实际采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支持性工具明确联系起来的实证证据仍然稀缺。此外，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知识是否与对欧洲绿色协议等环境政策措施的积极态度相关的研究也缺乏关注，特别是在畜牧业领域。本研究假设，自我评估的生态系统服务知识较高且对生物多样性和欧洲绿色协议持有积极态度的农民更有可能采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支持性工具/技术。弥补这一空白对于制定提高农民采用可持续实践并与政策目标保持一致的策略至关重要。为检验该假设，我们采用了混合方法，结合在线调查收集定量数据，并通过焦点小组提供定性见解。这种方法确保了能够普遍化地理解农民的态度和行为，并深入探索这些态度背后的动机和感知，从而提供了全面的视角。研究斯洛文尼亚养牛农民尤其相关，因为他们在管理和维护永久草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永久草场构成了该国农业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gajnar和Kav?i?，2024）。这些草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碳封存和生态系统服务至关重要，从而将养牛农民定位为可持续农业实践的核心利益相关者（?umrada等，2022）。此外，斯洛文尼亚独特的地理和社会经济背景——以小规模家庭农场为特征——为考察传统农业实践、政策实施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独特的案例（?gajnar和Kav?i?，2024）。本研究获得的见解不仅有助于应对当地农业挑战，也为更广泛的欧洲政策框架做出贡献，特别是在欧洲绿色协议及其强调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农业转型的背景下。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顺序解释性混合方法设计，整合定量和定性数据以全面理解研究问题。定量数据通过结构化在线调查收集，以获得具有代表性的养牛农民群体观点，并提供关于农民自我评估的生态系统服务知识、他们对生物多样性和欧洲绿色协议的态度以及他们参与情况的统计上稳健的发现有

**生物多样性态度**

结果（表2）显示，受访者对"野生动物和植物对本地生物多样性的威胁远大于放牧"这一说法同意程度最高（M = 4.32）。受访者对放牧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极小的评价类似（M = 3.93），对生物多样性指标的重要性（M = 3.92）以及农民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义务（M = 3.85）评价相似。中等得分反映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难易程度感知（M = 3.33）、物种保护能力（M = 3.25）以及对

**讨论**

本研究为假设提供了实证支持，即养牛农民自我评估的生态系统服务知识以及对生物多样性和欧洲绿色协议的积极态度显著影响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的采用。研究结果与理论框架紧密一致，表明知识、态度和政策一致性在鼓励环境可持续农业行为方面的关键作用（Duru等，2015；Sandhu等，2016

**结论**

本研究确认，农民自我评估的生态系统服务知识以及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欧洲绿色协议的态度显著影响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的采用。特别是，对生物多样性的积极态度成为技术实际采用的稳健预测因子，强调了内在环境价值观在农业实践中的重要性。年轻农民表现出更大的技术采用开放性，反映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Erjavec Karmen：写作——初稿撰写、可视化、软件、资源、方法论、调查研究、形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思。

Klop?i? Marija：撰写——审阅与编辑、资源、项目管理、方法论、经费获取、数据整理、概念构思。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不存在已知可能影响本文所报告工作的竞争性财务利益或人际关系。Erjavec Karmen | Klop?i? Marij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