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Neurotrauma》:Caregiver Outcomes from the BRITE Study: Secondary Outcomes of a Multisite Pragmatic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Post-Rehabilitation Discharge Transitional Support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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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后入住住院康复的个体,其照护者在出院后经常经历高负担和未满足需求。过渡期具有挑战性,而标准出院规划及转诊至门诊治疗通常不足以支持这一关键阶段。研究人员旨在评估出院后住院康复患者/照护者
摘要: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后入住住院康复的个体,其照护者在出院后经常经历高负担和未满足需求。过渡期具有挑战性,而标准出院规划及转诊至门诊治疗通常不足以支持这一关键阶段。研究人员旨在评估出院后住院康复患者/照护者干预(康复过渡规划;rehabilitation transition planning, RTP)对照护者负担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并与标准康复出院规划(rehabilitation discharge planning, RDP)比较。在六个住院康复中心随机分配的925例患者参与者中,591例有照护者入组研究。RTP组患者和照护者(N = 295)在出院后6个月内接受最多12次远程随访支持接触。RDP对照组(n = 296)接受标准出院规划。照护者结局(Bakas、Zarit、PROMIS(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Measur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F-12(Short Form-12)Physical/Mental)在6个月和12个月评估。数据分析采用意向性治疗(intention-to-treat)原则。在6个月或12个月时,RTP与RDP组之间未观察到任何照护者结局测量的显著差异。在探索性分析中,患者方面更严重的功能损害、需要帮助以及既往心理健康问题史与照护者更大负担和更低生活质量相关,与治疗分配无关。女性照护者、白人照护者以及受教育程度更高者在某些测量上倾向于表现出更大负担。没有任何患者或照护者属性与对干预的差异反应一致相关。未来研究应使用对干预敏感的测量和全局结局测量,为这一脆弱人群探索替代性或更有针对性的干预。
研究背景与问题:创伤性脑损伤(TBI)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对躯体、认知和心理功能造成不良影响,并可导致长期照护和社会支持需求。TBI医疗照护偏向急诊和急性期,门诊与社区照护在地域间更碎片化且不一致。因此,出院后的照护和支持主要依赖家庭和朋友等非正式照护者。基于人群研究显示,这些照护者出院后未满足需求比例高。定性研究强调其在获取TBI信息、管理症状和导航服务网络方面存在挑战。大量研究表明,TBI患者照护者可经历照护者负担,包括心理和健康症状、关系功能障碍及生活质量影响。负担在照护功能、行为或心理健康症状更严重者、提供大量照护时间者以及自身有心理健康问题或未满足需求者中更突出。随时间推移,照护需求可导致关系破裂、离婚或分居、倦怠和抑郁。鉴于照护者的关键作用,需要针对性干预。纵向定性研究显示,跨照护环境过渡如出院,对照护者尤其有压力。患者和家庭证据指向加强出院规划和过渡护理服务需求。利益相关者识别出多项出院后需求,包括社区资源信息、预后和长期结局个体化指导、返校或返工支持、TBI症状管理策略、应对/适应和照护者自我照护教育、经济援助、家庭服务和辅助设备。本研究基于BRITE试验收集的照护者数据。BRITE试验比较两种准备从住院TBI康复过渡至下一步照护的模式:一种集中于住院期间,另一种提供该准备并加出院后6个月定期远程接触进行个案管理和资源促进。患者和照护者结局在出院后6和12个月检查。此前报告两组主要患者结局社会参与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无显著差异;出院后个案管理和资源促进干预满意度高。但广泛干预在患者和照护者中的反应可能不同。因此,当前研究检验照护者结局是否在两种治疗模式间不同,并分析治疗反应潜在调节因素,以帮助最终将照护者干预定制给最可能获益者。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BRITE为多中心实用性随机对照试验,患者按1:1随机分配至标准或增强过渡规划,照护者在可用且愿意时经知情同意入组;随机按中心和出院地点分层。样本来自六家国家残疾独立生活与康复研究资助的创伤性脑损伤模型系统(Traumatic Brain Injury Model System, TBIMS)中心的住院脑损伤康复单元,2018年2月至2023年2月招募。925例患者随机,591例主要照护者入组,20例第二照护者,共611例。RTP组接受RDP加出院后6个月内最多12次由TBI照护管理者(TBI care manager, TCM)进行的电话或视频接触。结局在3、6、9、12个月评估;本分析采用意向性治疗,并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6和12月照护者结局,用线性回归交互探索调节因素。
结果:在925例随机患者中,591例有主要照护者入组(RTP 295,RDP 296),20例在初始照护者退出后入组第二照护者(RTP 7,RDP 13),共611例照护者(RTP 302,RDP 309)。591例主要照护者中,463例(78.3%)参与6个月,414例(70.1%)参与12个月结局访视。RTP组295例照护者中20例(6.8%)从未参与干预电话。盲法人员报告6%结局评估访谈中揭盲,RTP组更多(9% vs 2%),数据收集者正确猜测组别56.7%。照护者多数为白人、患者配偶或父母,超过80%为女性,中位年龄约50岁,超过2/3竞争性就业。这些变量在治疗组间无显著差异。
照护者负担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通过t检验比较RTP与RDP在6和12个月的Zarit负担访谈(Zarit Burden Interview)、Bakas照护者结局量表(Bakas Caregiving Outcomes Scale)、PROMIS满意社会角色以及SF-12躯体/心理评分,未发现任何结局测量有统计学显著差异。两组总体负担相对低。3个月后各随访点,Bakas均值与照护者生活“无变化”一致;Zarit均值多在轻度至低中度负担范围,少数在中重度范围;SF-12心理和躯体自报生活质量在一般人群均值50或略低;6至12个月躯体和心理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变化极小。
照护者负担与生活质量的调节因素:通过探索性调节效应分析,检查各变量主效应及与干预交互。共进行210个主效应和210个交互检验。9个治疗组与调节变量交互达到未校正p<0.05,但接近随机预期(4.3% vs 5%)。仅两个调节变量(面对面照护时间和以创伤后遗忘(post-traumatic amnesia, PTA)持续时间评估的TBI严重程度)的交互影响超过一个结局测量,仅面对面照护时间交互影响两个时间点。交互模式不一致。相反,70个主效应检验(33%)显著。12个属性在3或4个结局测量上有影响,多数在6和12个月均见。最一致的是患者需要帮助、患者既往心理健康问题和当前认知残疾(功能独立性测量(Functional Independence Measure, FIM)认知),均与更大照护者负担和较低生活质量相关。远程照护时间(电话或视频接触)与更好照护者结局一致相关。照护者性别、年龄和教育也跨三个结局测量有影响;患者年龄、损伤严重程度、运动功能和伤前功能限制也有影响。
讨论部分总结:本研究比较两种旨在缓解脑损伤后从住院康复过渡至社区环境的干预对照护者结局的影响。研究人员假设RTP较RDP可减少负担、提高社会角色满意度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但出院后6或12个月未观察到显著组间差异。尽管无差异,多数参与RTP并完成满意度调查的照护者报告满意,并强调TCM支持的益处,包括倾听、情感支持与赋权、 reassurance、灵活性和响应性、TBI教育、资源促进和护理协调;改进领域包括明确TCM角色以及提供面对面和虚拟参与选项。社区可用资源缺乏被识别为成功康复障碍,并可能限制资源促进的益处。满意度正面而主要照护者结局阴性,提示所选结局测量可能未充分捕捉RTP感知益处,外部障碍可能限制受益服务。其他可能原因包括患者结局也无显著差异;患者功能状态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未改善可能促成照护者无反应。更明确聚焦照护者应对患者残余残疾和/或针对照护者健康或压力管理的干预可能影响更大。未来研究应检查患者和照护者结局序列以追踪干预效果。另一原因可能是许多照护者未经历显著负担,至少非Zarit和Bakas量表所测类型。文献常强调TBI照护负担,但本研究与一些研究一致:TBI后第一年大多数照护者Zarit报告很少至无负担;Bayen等纵向研究显示严重TBI后1年Zarit轻中度,4年显著降低,一半照护者基本无负担。低负担照护者可能负担不够高而从干预获益。但患者需要帮助对结局有主效应而无治疗交互。Zarit可能非单维,条目主要负载个人紧张和角色紧张;未来可研究干预对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应关注可改变的个人和环境属性,如应对能力和社会支持。由于试验实用性,TCM与照护者接触量未密切追踪且变异,部分照护者直接接触少;资源促进中多少有用资源被识别和获取未知。非干预变量与照护者负担和生活质量相关:患者残疾水平高(低认知和运动FIM)、需要帮助、伤前心理健康问题与更差照护者结局相关,与干预无关。女性照护者在6个月时报告较低心理生活质量和角色满意度,以及Bakas和Zarit更大负担;教育更高与Bakas和Zarit负担更高相关,但与躯体生活质量正相关。白人照护者较黑人或西班牙裔报告更少正面/更多负面生活变化(Bakas),12个月PROMIS也有关;此前文献报告白人照护者负担大于黑人和西班牙裔。局限包括TCM以人为中心导致接触时长、内容和参与人变异;未测资源可用性及实际使用/参与;异质性分析每次仅一个因素,而最可能受益的患者/照护者二元组可能由复杂特征组合定义;结局测量可能缺乏敏感性;统计功效可能降低,实际6和12个月提供数据分别为463和414,而功效分析基于423–540,且10个均值差中8个利于RDP,提示并非因功效未检出假设效应;干预限于住院康复机构出院后前6个月,可能太短;照护者未随机而是基于患者随机入组,知晓分组可能影响参与决定。
结论翻译:这项大型试验发现,与标准出院规划(RDP)相比,结构化出院后患者和照护者干预(RTP)未显著改善近期从住院康复出院的TBI患者的照护者负担或生活质量。患者较低功能状态和既往心理健康问题史与更差照护者结局相关,独立于干预组。未来研究应探索替代或更有针对性的干预,使用对干预敏感和全局结局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