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Performing sustainability across socio-economic groups: Consumption, class and inequality in No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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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需要实现快速且兼具公平与包容性的可持续转型。研究表明，气候排放在很大程度上遵循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模式。然而，更广泛的可持续性话语往往忽视关于不平等和阶级等令人不安的问题。本文旨在揭示可持续性研究中的不平等动态，探讨家庭层面如何理解与践行可持续性，这些动态
迫切需要实现快速且兼具公平与包容性的可持续转型。研究表明，气候排放在很大程度上遵循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模式。然而，更广泛的可持续性话语往往忽视关于不平等和阶级等令人不安的问题。本文旨在揭示可持续性研究中的不平等动态，探讨家庭层面如何理解与践行可持续性，这些动态在不同收入群体间如何分化，以及可能跨越阶级产生的潜在张力。该分析基于对挪威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群体进行的广泛定性访谈与工作坊。研究借鉴实践理论路径以及惯习（habitus）、有限创造力（bounded creativity）和消费劳动（consumption work）等概念，考察了塑造可持续性表现的物质、社会与身体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这三个社会经济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可持续性的理解和动机不同；被认为可管理的消费劳动量不同；生态惯习（ecological habitus）的差异形成了围绕可持续性表现的阶级特定边界，界定了何为适当和可行。本研究进一步强调了将阶级敏感性视角纳入可持续性讨论与政策的必要性，这对于实现不延续现有社会等级制度的可持续转型至关重要。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亟需推进可持续转型，而这一变革必须兼顾公平与包容。已有研究证实，人均碳排放与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高度相关，全球前10%的排放者贡献了约48%的总排放量，而后50%的排放者仅占12%。然而，主流的可持续性话语往往回避经济体系、不平等与阶级等棘手议题。主流研究与政策仍过度聚焦于赋能个体做出绿色消费决策，将可持续消费简化为“绿色消费主义”（green consumerism）。这种做法不仅忽视了社会不平等的动态，还可能导致低收入群体的策略与努力被低估或隐形化，同时高收入群体也未能得到应有的审视。因此，有必要深入理解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在家庭层面如何理解与践行可持续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跨阶级张力。
二、研究方法与设计
为探究上述问题，研究人员整合了四项独立研究的定性数据。第一项研究针对挪威特隆赫姆、卑尔根和斯塔万格三大城市的低收入家庭，采用“故事讲述工作坊”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共73人参与，数据收集于2021至2022年。第二项和第三项研究面向中等收入群体，分别招募了自我认同为环保意识的家庭（n=20）以及在阿斯克尔市参与循环倡议的家庭（n=19），访谈时长1至1.5小时。第四项研究针对特隆赫姆的高收入家庭进行深度访谈（n=10），并结合住宅参观与影像资料。所有项目均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让参与者自主定义可持续性，未预设定义。数据经各项目独立编码后，再统一重新编码以适应本研究的联合焦点。研究运用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结合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概念、尼科利尼的“有限创造力”（bounded creativity）以及惠勒和格卢克斯曼的“消费劳动”（consumption work）概念，分析物质、社会与身体因素如何塑造不同阶层的可持续性表现。
三、研究结果
1. 低收入家庭：必要性、充足性与关怀
低收入家庭的可持续性表现深受经济约束影响，与日常生活的组织紧密嵌合。在食品领域，他们购买临近保质期的折扣商品、避免过量囤积、依赖社区食物解决方案，体现了节俭与减少浪费的理念。在能源方面，他们通过保持低温、使用毛毯保暖、根据电价波动调整用电时间等方式手动节能，但因缺乏经济能力和认知资源而难以获得热泵等新技术补贴。出行上，他们多依赖公共交通、步行或自行车，无法承担电动汽车（EV），并对政府补贴电动车感到不满，认为这加剧了不公平。在消费品管理上，他们通过修补、再利用、社交网络内流通和捐赠来延长物品寿命。这些行为不仅是经济所迫，也包含了对主流消费主义的主动抵制，体现了节俭、充足与关怀的一般性理解。然而，这种被迫的节俭带来了高昂的社会成本，如社交孤立和污名化，且大量的规划与劳作使他们身心俱疲。
2. 中等收入家庭：身份认同、特权与品质
中等收入家庭的可持续性参与带有道德色彩，与作为负责任公民的义务感相连。在食品上，他们追求有机、本地和高质量产品，尝试替代性食品网络，但常因物流不便或与既有生活习惯冲突而放弃。他们承认这是一种特权，意识到财务宽裕是做出自觉选择的前提。在住房能源效率上，他们投资隔热层或热泵以减少账单，但几乎不改变舒适标准。出行方面，电动车（EV）被视为最可持续的选择，许多人拥有或计划购买电动车；尽管重视骑行和步行，但长途旅行和假日飞行被认为是不可放弃的“好生活”组成部分。在消费品上，二手平台的使用日益普遍，但多为补充性购买而非替代；维修服务被认为过于昂贵或耗时，导致人们倾向于购买新产品。总体而言，他们的可持续性表现为“绿色消费主义”导向，即通过替换更环保的产品来实现，而较少涉及根本性的消费削减。
3. 高收入家庭：投资、优化与品质
高收入家庭的可持续性参与体现为投资与优化逻辑，尤其集中于智能能源技术。他们安装太阳能板、LED灯、热泵和电动车，但这些投入往往源于技术兴趣，而非纯粹的环境关切。例如，有受访者花费巨资安装地源热泵以提升舒适度，却对电费漠不关心。在饮食上，他们偏好狩猎所得的野味、鱼类和昂贵的生态产品，口味与健康考量主导了选择，可持续性更像是副产品。出行方面，他们拥有多辆豪华汽车，频繁进行商务飞行，尽管有人承认飞行的环境代价远超个人减排努力，但仍以技术优化为由合理化自身行为。在消费品上，他们注重高品质、耐久的商品，定制西装等奢侈品被视为长期投资；二手交易主要用于清理闲置物品，而非替代新购。高收入群体的可持续性表现很少挑战既有的舒适水平，其“玻璃地板”效应使得低于社会规范的消费行为难以想象。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三个群体的可持续性表现在动机、消费劳动量和能动性边界上存在显著差异。低收入群体的可持续性由必要性驱动，其消费劳动量大且社会成本高；中等收入群体受道德身份与便利性约束，倾向于非颠覆性的替代方案；高收入群体则将可持续性视为投资与优化，其行为几乎不受经济限制。这些差异本质上是阶级位置的体现，通过生态惯习（ecological habitus）形成阶级特定的“有限创造力”（bounded creativity）边界——低收入者的能动性受限于经济匮乏与社会排斥，中等收入者的能动性受限于社会期望与舒适惯例，高收入者的能动性则受限于对现状的维护。
研究结论强调，必须将阶级敏感性视角纳入可持续性讨论与政策制定。承认所有社会经济阶层的实践与声音，对于实现不延续现有社会等级制度的公平转型至关重要。然而，研究也明确指出，真正的消费削减不太可能从家庭层面自发产生——低收入者若获得经济手段很可能增加碳足迹，而高消费群体则鲜有自愿降低至低收入者水平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