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n Journal of Men's Health》：Experiences of Self-Identified Antenatal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Expectant Fathers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 A Qualitative Study
编辑推荐：
抑郁（depression）是全球主要健康问题，尤其是在向父亲身份转变期间。本研究探讨并描述准父亲（expectant fathers）自我识别的产前抑郁症状（self-identified antenatal depressive symptoms）体验。采
抑郁（depression）是全球主要健康问题，尤其是在向父亲身份转变期间。本研究探讨并描述准父亲（expectant fathers）自我识别的产前抑郁症状（self-identified antenatal depressive symptoms）体验。采用质性设计（qualitative design），对18名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EPDS）筛查中抑郁症状呈阳性的参与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参与者从泰国东北部一个省份的8所公立医院产前门诊（antenatal clinics）招募，其伴侣均处于妊娠12至40周。Bandura 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提供概念框架。大多数伴侣处于第二孕期（second trimester）。数据转录后采用质性内容分析（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进行分析。共产生六个类别：妊娠期压力与痛苦（stress and distress during pregnancy）；恐惧、担忧与焦虑（fear, worry, and anxiety）；婚姻痛苦（marital distress）；伴侣的情绪变化（emotional changes of partner）；父亲角色准备度（readiness for fatherhood）；以及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准父亲描述了在管理压力与痛苦方面的挑战，但也表达了对新角色的准备。研究结果突显了个体和伴侣层面的消极与积极体验。护士和助产士应加强筛查实践，并制定循证方法支持向父母身份的转变。应开发并评估以父亲为中心的围产期育儿与心理健康项目，以促进心理健康、增进伴侣关系并预防妊娠期抑郁症状。
论文解读：泰国东北部准父亲自我识别产前抑郁症状的体验：一项质性研究
研究背景与问题。抑郁（depression）是全球重大健康问题，尤其在向父亲身份转变期间。产前抑郁症状（antenatal depressive symptoms）影响女性和男性，当代育儿观念认为父亲与母亲角色同等重要，父亲围产期抑郁日益被视为重要心理健康问题。荟萃分析报告，父亲抑郁症状全球患病率在第一孕期为13.6%，第二孕期为11.3%，第三孕期为10.1%。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围产期抑郁约影响四分之一女性，南亚总体为28%，孟加拉为46%，斯里兰卡为15%。准父亲（expectant fathers, EFs）心理健康有益于伴侣关系和家庭结局。围产期压力管理困难可导致父亲焦虑和/或抑郁，父亲孕期和婴儿早期抑郁与儿童行为、情绪、认知、身体和社会不良结局相关。较低年龄、经济压力、社会支持有限和应激生活事件是父母产前抑郁的重要预测因素。亲密伴侣暴力、HIV感染和 COVID-19 大流行也与孕期及产后女性抑郁率升高相关。父亲抑郁或焦虑可能难以沟通恐惧和育儿压力，损害伴侣关系，并促成双方抑郁症状。母亲抑郁增加父亲围产期抑郁和焦虑风险，婚姻痛苦是二者共同风险因素。意外妊娠可加重心理和经济压力。Bandura 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中，自我效能是核心概念；育儿自我效能（parenting self-efficacy）指准父亲对执行育儿任务能力的信念，由成功经验、言语说服、替代经验以及生理和情感状态塑造。言语说服指支持性沟通增强个体有效应对的信心；替代经验通过观察他人获得。育儿自我效能动态变化。研究人员既往在泰国东北部的定量研究发现，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EPDS）筛查的产前抑郁症状患病率为18.4%，相关因素包括收入不足、婚姻调适、自尊、压力以及伴侣压力和抑郁症状。泰国政府已引入育儿课程，鼓励男性参与育儿，但该政策未成功转化为实践。尽管父亲心理健康日益受重视，泰国针对筛查阳性准父亲的质性研究仍有限。因此，研究人员基于既往工作，开展本研究以深入探讨泰国东北部准父亲自我识别产前抑郁症状的体验。
研究人员开展的研究、结论与意义。研究人员采用质性设计，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探讨准父亲在伴侣妊娠期间自我识别产前抑郁症状的直接体验。研究得出六类体验：妊娠期压力与痛苦、恐惧担忧与焦虑、婚姻痛苦、伴侣情绪变化、父亲角色准备度以及不同形式社会支持。准父亲既描述管理压力与痛苦的挑战，也表达对新角色的准备。研究结果在个体和伴侣层面同时呈现消极与积极体验。其意义在于，护士和助产士应加强筛查实践，制定循证方法支持向父母身份转变；应开发并评估围产期以父亲为中心的育儿和心理健康项目，以促进心理健康、增强伴侣关系并预防妊娠期抑郁症状。
关键技术方法。研究采用质性描述性设计，目的性抽样（purposive sampling）。样本来源于泰国东北部 Sakon Nakhon 省八所政府医院产前门诊，来自研究人员既往定量研究中86名准父亲，其中20名 EPDS 筛查阳性，18名参与深度访谈，2名因时间限制拒绝。纳入标准为至少18岁、招募和数据收集时为准父亲、伴侣妊娠12至40周、愿意参与；排除有记录的精神健康状况如抑郁、痴呆或双相障碍者。使用基于 Bandura 的 SCT 和既往定量研究结果开发的半结构化访谈指南，含8个问题，进行2次预访谈。访谈约60分钟，录音，记录表情和手势，逐字转录，采用质性内容分析，反复阅读、提取意义单元、形成48个短代码，比较异同，发展类别和子类别，并由两名泰国外部质性研究者审核。
研究结果。妊娠期压力与痛苦（stress and distress during pregnancy）：访谈分析显示，准父亲在孕期经历多重变化，压力和痛苦常见，源于经济不足和意外妊娠等，并促成抑郁症状。经济不足是最常见压力源，许多准父亲做日薪兼职，伴侣怀孕后停止工作，造成经济紧张和创收压力。意外妊娠在既有经济不稳定时增加压力和痛苦，缺乏准备加重压力与不确定性。恐惧、担忧与焦虑（fear, worry and anxiety）：准父亲报告对伴侣健康和分娩风险的恐惧与焦虑，包括妊娠糖尿病、贫血、流产、早产、事故和分娩并发症；部分担心新生儿异常、虚弱或先天疾病。首次父亲尤其青少年普遍焦虑，因缺乏照顾新生儿经验。经济负担也是焦虑来源。婚姻痛苦（marital distress）：若干准父亲经历婚姻痛苦，与伴侣时间有限、沟通紧张、频繁争吵；部分描述孕期性关系困难，伴侣不愿性活动，造成紧张和婚姻压力；少数表示婚姻关系未变。伴侣的情绪变化（emotional changes of partner）：伴侣孕期情绪波动被描述为冲突来源，许多准父亲归因于激素波动。争吵常涉及泰国男性传统生活方式，如与朋友社交、下班喝酒，部分伴侣怀疑婚外性行为。准父亲因此改变生活方式，增加陪伴时间。父亲角色准备度（readiness for fatherhood）：向父亲过渡促使准父亲反思家庭和孩子未来。多数认为经济责任是好父亲核心，准备还包括积极参与父亲角色、照顾婴儿、为伴侣提供实际和情感支持。多名父亲对新责任有信心；首次父亲报告已准备好，有经验父亲对再次成为父亲感到兴奋。不同形式的社会支持（different forms of social support）：准父亲获得多种支持以应对产前挑战。父母和岳父母提供身体、情感、物质、信息和财务帮助；朋友提供支持，许多准父亲上网获取怀孕、分娩和新生儿护理信息。医疗系统、地方政府和社区服务提供分娩住院财务援助、产后月度津贴和贷款。医院医护人员被视为有用信息来源，但产前门诊服务支持常被感知不足。许多父亲希望获得更多母婴健康指导，并希望参加伴侣的育儿教育；还强调减少产前门诊等待时间，确保准父亲获得足够信息。
讨论部分总结。讨论指出，泰国政府育儿课程政策未成功转化为母婴保健服务实践。本研究突显准父亲自我识别产前抑郁症状的消极和积极体验。准父亲报告孕期显著压力和痛苦，包括经济负担、意外妊娠、心理压力、婚姻冲突和伴侣情绪变化。这些压力源与既往研究一致，即对怀孕负面感受、角色限制、分娩恐惧、社会隔离和育儿自我效能担忧是父亲痛苦关键因素。社会支持、掌控感、自我效能和自尊等韧性因素可增强应对并预防心理健康问题。医护人员尤其护士和助产士应理解父亲产前抑郁症状相关因素，优先筛查和循证预防。经济不足和意外妊娠是父亲抑郁症状关键贡献因素，可由泰国文化中男性作为养家者的期待解释。参与准父亲按日取酬，用于家庭生活成本，尽管泰国为所有女性提供公立医院免费分娩。既往研究也显示经济压力与抑郁症状增加相关，尤其资源有限且期待第一个孩子的准父亲。意外妊娠增加父亲围产期焦虑和抑郁风险。恐惧和担忧普遍，尤其关于伴侣健康风险和分娩挑战。伴侣情绪变化导致争吵。根据 Bandura 的 SCT，情感情绪可激活负性认知的选择性回忆，损害适应能力，焦虑准父亲可能表现低育儿自我效能。高焦虑伴抑郁症状的父亲可能缺乏控制和应激认知。父亲围产期焦虑和抑郁影响父亲、伴侣和新生儿。伴侣产前抑郁症状升高与准父亲抑郁症状增加相关。婚姻痛苦是另一重要问题。本研究婚外性行为是争吵原因，泰国男性婚外性行为常见，性与性别社会建构相关，社会期望可导致严重后果和家庭破裂。既往研究表明婚姻满意度下降与产前和产后父亲抑郁症状增加相关，低婚姻满意度与父亲产前抑郁症状升高相关。这些发现强调育儿干预项目应增强伴侣关系、预防抑郁症状并准备分娩；促进父母心理健康的社会心理课程可能尤其有效。尽管有挣扎，参与准父亲有积极体验，表达准备拥抱父亲新角色，并尝试应对影响心理健康的压力和痛苦。他们改变生活方式以改善婚姻关系，努力照顾家庭。其获得家庭、朋友、医护人员和互联网资源等多种社会支持，增强育儿自我效能。这与既往研究一致，家庭支持对应对向父亲过渡至关重要，亚洲文化重视家庭和广泛支持。泰国社会规范常期望准父亲与伴侣家庭同住。家庭内共同养育支持和一致可积极影响父亲调适和育儿自我效能。这些发现反映 Bandura 的 SCT，即家庭成员、朋友和医护人员的言语鼓励，以及通过交谈和互动学习，增强准父亲管理压力和陌生育儿任务的信心，提升父亲角色准备度。部分准父亲对产前门诊母婴健康服务不满，报告信息不足和医护人员支持有限。既往研究同样发现准父亲常感被忽视或排除在育儿过程之外，在产前门诊环境中感到不可见，缺乏应对新父亲身份和伴侣关系变化的指导。加强专业支持和社会支持网络可改善父亲育儿自我效能，鼓励更多参与母亲课程。研究优势包括深度访谈捕捉准父亲直接声音，纳入首次和有经验父亲，提供全面视角；EPDS 为全球验证筛查工具，可有效识别父亲抑郁症状。局限包括仅纳入男性参与者，限制更广泛视角；研究仅在泰国东北部一个省份开展，限制结果可转移性；访谈指南因主题敏感性未深入探索女性和男性家庭暴力或准父亲对怀孕伴侣的相互暴力。未来研究将检查女性和男性家庭暴力与准父亲产前抑郁症状的关系。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强调准父亲在伴侣妊娠期间自我识别产前抑郁症状的消极和积极体验。参与者报告消极体验，包括经济负担、意外妊娠、心理痛苦、婚姻紧张以及与伴侣情绪变化相关的挑战。他们也描述积极体验，如发展父亲角色准备度，通过家庭、朋友和医护人员的支持有效应对压力，并使用在线资源获取怀孕、分娩和新生儿护理信息。产前门诊护士和助产士应纳入父亲抑郁症状筛查，实施循证策略支持父亲向父母身份过渡。应开发并评估针对准父亲及其伴侣的围产期以父亲为中心的育儿和心理健康项目，以促进心理健康、增强伴侣关系并预防妊娠期抑郁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