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Is Australia part of the Pacific? Re-imagining Australia’s Pacific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for an ‘Island’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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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殖民化开始以来，澳大利亚当局一直怀有控制太平洋的持久愿望。尽管澳大利亚是太平洋岛国长期的关键伙伴，但该地区对澳大利亚在其中往往专横且具有剥削性的本质存在潜在不满。为理解为何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外交上的这种方针如此难以改变，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强
自殖民化开始以来，澳大利亚当局一直怀有控制太平洋的持久愿望。尽管澳大利亚是太平洋岛国长期的关键伙伴，但该地区对澳大利亚在其中往往专横且具有剥削性的本质存在潜在不满。为理解为何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外交上的这种方针如此难以改变，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强有力区域管理者的观念已深入其集体身份的核心，以至于被融合进堪培拉的外交、战略和政治文化中。借助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叙事（narratives）和articulation理论（articulation theory）的视角，研究人员通过三个片段考察了这一身份如何演变：最初将澳大利亚描绘为西方、大陆性、殖民性的控制者；围绕澳大利亚相对于太平洋及其人民的首要地位的话语建构；以及对澳大利亚与太平洋伙伴近期外交互动的审视。借鉴Teaiwa对articulation理论的解读，研究人员认为这些观念已类似于澳大利亚核心身份关切的一个身体组成部分——而且它将通常采取行动以维护其对该自我的感知。然而，尽管困难，改变是可能的。在前瞻性的尾声中，研究人员提出未来的变革将集中于“岛屿化”（islanding）澳大利亚。一种拥抱澳大利亚脆弱性与可能性的身份、文化和实践的根本性重新定向，可能为与太平洋伙伴建立更具生产性的未来、以及为澳大利亚自身核心身份建立更舒适的关系开辟空间。
自殖民时代开始，澳大利亚与太平洋的关系始终带有控制和支配的色彩。尽管澳大利亚长期是太平洋岛国的重要伙伴，但其“专横、剥削”的行事方式在该区域引发持续不满。为什么这种外交模式如此难以改变？研究人员认为，根源在于“澳大利亚作为强大区域管理者”的观念已成为其集体身份的核心，并被熔铸进堪培拉（Canberra）的外交、战略与政治文化之中。为解释这一惯性，研究人员整合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即维持自我身份连续性的基本安全需求）、叙事理论和Teaiwa的articulation理论（articulation theory，探讨话语、社会群体与权力结构如何被连接、拆分与重组），追溯了这种身份的历史层累机制。结论是：殖民与父权逻辑已深深嵌入澳大利亚的身份内核，使其在太平洋议题上陷入路径依赖；但改变尽管困难，并非不可能，关键在于推动一种“岛屿化”（islanding）的根本性身份转向。该研究为理解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外交的顽固性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并为政策变革提供了可能方向。
方法论上，这是一项理论驱动的话语与叙事分析，未使用实验样本或队列。研究人员主要整合了本体安全文献、叙事身份理论以及Teaiwa版本的articulation理论，对殖民史档案、政府高层演讲、官方战略文件及近期双边条约文本进行批判性解读，并选取三个历史—当代片段作为分析案例。这是诠释性社会科学方法，通过语言与叙事分析揭示身份建构的机制。
研究结果分述如下：
“身份、本体（不）安全与叙事的具身化”（Identity, ontological (in)security, and the articulated embodiment of narratives）：通过理论建构，研究人员说明身份由实践、价值和历史构成，且始终处于流动与竞争之中；国家可能为了维护本体安全而牺牲具体利益。叙事作为“生物性叙述”能够为剧烈政策变化提供麻醉剂，从而缓解身份断裂的痛楚。这解释了澳大利亚为什么将维持区域管理员身份置于实质利益之上。
“澳大利亚与太平洋的关系性身份”（Australia’s relation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Pacific）：通过历史回顾，研究人员发现澳大利亚始终自认对太平洋负有“重大而特殊的责任”，这表现为一种自我赋予的“假定领导权和监护权”。这种关系性身份为后续分析奠定了基础。
“从殖民到控制：一个岛屿大陆的焦虑”（From colonisation to control, the anxieties of an island continent）：通过梳理1788年英国殖民授权、二战期间新加坡陷落以及战后转向美国盟友的史实，研究人员指出，澳大利亚作为“欧洲前哨”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重的孤立焦虑；它倾向依附“伟大而强大的朋友”，同时对太平洋长期采取控制与开发而非平等交往的态度。
“在话语与实践中建构太平洋关系性”（Constructing Pacific relationality: In discourse and practice）：通过分析“不稳定之弧”（arc of instability）、“后院”、“太平洋家庭”（Pacific family）等话语框架，研究人员揭示这些隐喻如何系统性贬低太平洋能动性与安全价值。澳大利亚利用“例外主义”（exemptionalism）逻辑，既以家庭一员身份介入，又在安全事务上自我豁免，例如通过AUKUS协议将自身安全绑定外部大国，同时要求太平洋安全由“家庭”自行负责。
“如何交朋友与疏远太平洋伙伴”（How to make friends and alienate Pacific partners）：通过分析近年的Falepili联盟条约（Falepili Union treaty）、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防务及橄榄球协议、与瑙鲁（Naoero）的条约等交换式外交案例，以及瓦努阿图总理对澳安全协议的重新审查，研究人员发现，澳大利亚以“等价交换”方式试图让太平洋国家选边站队，但这与太平洋奉行的“对一切友好、不对任何国家为敌”的“太平洋方式”（the Pacific Way）相悖，反而疏远了伙伴。
“导航变革：‘岛屿化’的呼吁”（Navigating change: The call ‘to island’）：基于理论分析与案例阐释，研究人员提出，若接受“大陆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并不存在”这一前提，澳大利亚应放弃大陆幻想，拥抱自身的岛屿性。这意味着进行一种自反性的本体重新定位，将“岛屿”用作动词，表达对脆弱性、关系性和有限资源的承认，并需真诚面对殖民历史和原住民知识。这虽然艰难，但为未来变革提供了方向。
讨论部分总结指出，澳大利亚的身份惯性源自殖民与父权逻辑的持久沉淀，使其始终将太平洋视为需要控制的对象；但变化不可避免，需要选择是继续强化旧有逻辑还是改变航向。结论部分翻译如下：如果接受“大陆并不存在，上下左右皆为岛屿”，澳大利亚就应抛却大陆幻想，拥抱自己在太平洋（Oceania）大海中的岛屿位置。这意味着要像生活在岛屿上那样珍视脆弱的生态系统与有限资源，关怀他人。由此，“岛屿”变成动词，代表着意识形态、身份、规范与实践所必需的转变。这一转变虽会使太平洋自然受益，但最大的受益者很可能是澳大利亚自己，因为历史表明，澳大利亚需要太平洋的程度远大于太平洋需要澳大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