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活动与中国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倾向：自我控制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链式中介效应

《Frontiers in Psychology》：The effect of physical activity on smartphone addiction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 chain mediation of self-control and 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

　　

目的：探讨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影响中国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倾向（smart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A）的机制，并检验自我控制（self-control, SC）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 HPL）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采用身体活动等级量表（Physical Activity Rating Scale）、自我控制量表（Self-Control Scale）、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 Profile）和智能手机成瘾倾向量表（Smart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对712名中国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进行路径分析，并采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结果：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身体活动对智能手机成瘾倾向的直接效应显著（β=?0.249，95% CI [?0.348, ?0.147]），占总效应的61.03%；总间接效应亦显著（β=?0.159，95% CI [?0.217, ?0.102]），占总效应的38.97%。间接效应包括三条路径：自我控制的独立中介（β=?0.090，占22.06%）、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独立中介（β=?0.033，占8.09%）以及自我控制→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链式中介（β=?0.036，占8.82%，95% CI [?0.060, ?0.014]）。模型分别解释了自我控制、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和智能手机成瘾倾向变异的30.3%、33.3%和21.9%。结论：身体活动与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倾向显著负相关，自我控制和健康促进生活方式起序列中介作用。这些发现提示，干预措施可整合身体活动、自我控制训练和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教育，并优先增强自我控制以促进健康促进生活方式，进而可能与较低的智能手机成瘾倾向相关。然而，由于采用横断面设计，尚不能确立因果关系，因此上述干预启示需在纵向或实验研究中验证。

本研究围绕中国大学生身体活动与智能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展开，旨在揭示二者关联背后的心理机制。智能手机已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但过度使用导致的成瘾问题日益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挑战。大学生正处于从青少年向成年过渡的“初显成人期”，自我调节能力尚未完全成熟，智能手机依赖风险较高。既往研究虽发现身体活动与智能手机成瘾倾向呈负相关，但对其内在机制，尤其是序列中介路径，缺乏系统整合。研究人员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与自我控制的力量模型，首次将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作为整体构念纳入链式中介模型，提出“身体活动→自我控制→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智能手机成瘾”的理论路径，为干预目标选择提供理论假设。研究发现，身体活动不仅直接负向预测智能手机成瘾倾向，还通过自我控制和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序列中介间接发挥作用，这一结果为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设计，通过方便抽样与配额抽样结合的方式，从海南省八所高校招募全日制在校大学生。研究共发放720份问卷，经严格质量控制与数据清洗后获得712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8.9%。样本包括大一（55.1%）和大二（44.9%）学生，其中男生占55.9%，女生占44.9%。研究人员使用身体活动等级量表、自我控制量表、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和智能手机成瘾倾向量表测查核心变量；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和未测潜在方法因子检验评估共同方法偏差；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测量模型与路径关系，并使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5000次重抽样）检验中介效应。数据分析使用SPSS 26.0、AMOS 24.0和Mplus 8.3完成。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正态性检验**
Harman单因子检验显示，未旋转时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为31.97%，低于40%的临界值；加入未测潜在方法因子后，拟合改善量（CFI=0.002，TLI=0.001，RMSEA=0.001）均低于0.01阈值，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核心潜变量的偏度绝对值在0.107～0.486之间，峰度绝对值在0.287～0.515之间，满足单变量正态性假设，适合采用最大似然估计。

**4.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身体活动与智能手机成瘾倾向显著负相关（r=?0.469，p<0.001），与自我控制（r=0.550，p<0.001）和健康促进生活方式（r=0.469，p<0.001）显著正相关；自我控制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显著正相关（r=0.577，p<0.001），且二者均与智能手机成瘾倾向显著负相关（r=?0.540、?0.468，均p<0.001）。相关方向与理论预期一致，为后续中介模型检验提供了初步基础。

**4.3 测量模型检验**
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测量模型拟合良好：χ²/df=2.064，CFI=0.990，TLI=0.988，RMSEA=0.039，SRMR=0.019。各观测指标在相应潜变量上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0.803～0.949之间且均达到统计显著（p<0.001）。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CR）介于0.889～0.960，平均方差提取（AVE）介于0.728～0.852，均高于推荐阈值，表明量表具有良好信度与收敛效度；各潜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显示区分效度良好。

**4.4 结构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在控制性别、年级和生源地后，所有直接路径均显著：身体活动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控制（β=0.550，p<0.001）和健康促进生活方式（β=0.215，p<0.001），显著负向预测智能手机成瘾倾向（β=?0.249，p<0.001）；自我控制显著正向预测健康促进生活方式（β=0.430，p<0.001），显著负向预测智能手机成瘾倾向（β=?0.163，p<0.001）；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显著负向预测智能手机成瘾倾向（β=?0.154，p<0.001）。模型分别解释了自我控制变异的30.3%、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变异的33.3%和智能手机成瘾倾向变异的21.9%。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三条间接路径均有统计学意义：自我控制的独立中介效应为?0.090（占总效应的22.06%），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独立中介效应为?0.033（占8.09%），自我控制→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链式中介效应为?0.036（占8.82%，95% CI [?0.060, ?0.014]）。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61.03%，总间接效应占38.97%，支持部分中介模型。

讨论部分围绕各路径的理论解释展开。身体活动对智能手机成瘾的显著直接负向关联与既往横断面、纵向及干预研究证据一致，提示增加身体活动可能是降低成瘾风险的潜在方向。自我控制的独立中介效应符合自我控制力量模型，规律身体活动可能通过锻炼自控资源强化抑制能力，从而减少手机过度使用。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中介效应虽方向与假设一致，但效应量相对较小，提示其实际意义有限，仍需谨慎解读。链式中介路径则将自我控制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置于序列关系，支持从“能力训练”到“行为内化”的整合视角，并与I-PACE模型的部分理论假设相呼应。研究结论翻译如下：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自我控制的力量模型，构建并检验了“身体活动→自我控制→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智能手机成瘾”的链式中介模型。模型整体拟合良好，所有路径均达到统计显著。身体活动对智能手机成瘾倾向的直接负向效应显著（直接效应β=?0.249，占总效应的61.03%）；自我控制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β=?0.090，占22.06%）；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亦发挥中介作用（间接效应β=?0.033，占8.09%）；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作为整体构念纳入后，链式中介路径“身体活动→自我控制→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智能手机成瘾”得到数据支持（β=?0.036，占8.82%，95% CI [?0.060, ?0.014]）。该效应量虽统计显著但较小，其实际意义需谨慎看待。由于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上述路径应视为变量间的关联模式而非因果机制，干预启示仍需在纵向追踪或实验研究中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