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赋能农村集体经济的机制、门槛与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5—2023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The enabling effect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on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evidence from China

　　

研究人员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5—2023年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考察农民专业合作社（farmers’ cooperatives）对农村集体经济（rural collective economy）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首先，构建多维评价体系测度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随后，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ixed-effects model）和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s approach）估计基准回归，并通过调节效应模型（moderating-effect models）、门槛效应模型（threshold-effect models）、空间计量模型（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和分维度检验系统识别内在机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明显的时间演化特征。具体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略有下降，而农村集体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对农村集体经济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揭示，合作社主要通过提高运营绩效（operational performance）和促进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两条渠道发挥赋能作用，而在标准化运营（standardized operation）和服务范围（service scope）等维度上的效应不显著。异质性检验证实，该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仅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尚未显现。进一步分析表明，农业产业增长率（agricultural industry growth rate）在合作社赋能集体经济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土地流转水平（land transfer level）存在单门槛效应（single-threshold effect），超过门槛值后合作社促进作用显著增强。此外，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通过要素流动（factor mobility）和产业关联（industrial linkages）带动邻近地区集体经济发展。

研究背景与问题：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资源与生产要素，通过合作协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经济形式。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成为应对农村发展挑战和实现可持续农村发展的关键路径。但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虽掌握集体所有土地和经营性资产等核心资源，却面临市场主体地位不完整、治理结构行政化、专业运营能力不足等约束，仅靠自身资源难以有效对接大市场、盘活闲置资源并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农民专业合作社（farmers’ cooperatives）作为以成员为中心的经济组织，在连接小农户与市场、促进农户增收减贫、提高生产效率、保障粮食安全、改善治理与生态保护等方面具有作用。理论上，合作社可通过市场链接、资产盘活和组织治理等资源整合功能弥补农村集体经济（rural collective economy）的市场适应不足。但既有研究多关注合作社对农户收入、农业效率等微观影响，缺乏基于全国大样本面板数据对合作社赋能农村集体经济的系统量化与因果识别；合作社能否有效赋能、通过何种机制、在何条件下发挥作用尚待实证检验。研究人员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5—2023年面板数据，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多维评价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调节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检验，旨在为合作社驱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引。研究结论表明合作社发展显著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机制主要通过运营绩效（operational performance）和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存在区域异质性和空间溢出，受农业产业增长率（agricultural industry growth rate）和土地流转（land transfer）门槛影响。其意义在于从省级宏观层面提供量化证据，揭示非均衡赋能条件与跨区域溢出。

关键技术方法：研究人员使用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15—2023年平衡面板数据，共270个观测；样本分东部11省、中部8省、西部11省。数据来自中国农村企业经营管理统计年报、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首先用熵值法（entropy method）构建合作社发展与集体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并测度水平；基准估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ixed-effects model）；内生性处理采用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s approach，IV），以合作社发展水平滞后一期（L.x）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two-stage least squares，2SLS）；进一步采用调节效应模型（moderating-effect model）、面板门槛模型（threshold-effect model）、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及空间效应分解，并进行分维度机制检验、区域异质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果：
4 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特征。通过熵值法综合评分的时间序列比较，研究发现2015—2023年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总体略有下降，综合得分从3.499降至3.324，降幅5.030%；分维度中仅产业升级持续上升，标准化运营、服务范围、运营绩效和带动效应有下降趋势。农村集体经济则持续增长，综合得分从1.608升至3.471；规模与效率（scale and efficiency）增长最快，利润分配与积累（profit distribution and accumulation）、组织管理水平（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level）、公共服务供给（public service provision）均改善。

5.1 基准回归分析。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合作社发展水平x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y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及省份、年份固定效应后，x系数为0.351，在1%水平显著，即其他条件不变时合作社发展水平每提高1单位，集体经济平均提高0.351单位，支持H₁。

5.2 稳健性检验。通过增加工业化水平与开放度控制变量，x系数0.278且在1%显著；通过将核心解释变量权重方法替换为灰色关联分析（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x系数1.015且在1%显著。表明核心结论不依赖特定控制变量或权重方法，结果稳健。

5.3 内生性检验。通过以合作社发展水平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2SLS，第一阶段L.x系数0.742且在1%显著，第一阶段F统计量23.74，超过Stock–Yogo 10%临界值16.38；第二阶段x系数0.436且在1%显著，高于基准回归0.351。表明在缓解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后，正向促进结论仍成立。

5.4 异质性分析。通过分东、中、西部子样本回归，东部地区x系数0.318且在5%显著；中部系数?0.078、西部系数0.085且不显著。表明合作社赋能主要集中于市场化程度高、标准化运营和产业链较完整的东部地区，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验证H₄。

5.5 调节效应分析。通过引入农业产业增长率m1及其与x交互项，x系数0.364且在1%显著，交互项x×m1系数0.007且在10%显著；边际效应随调节变量从0.6629升至98.2178由0.321增至0.494，均显著。表明农业产业增长率对合作社赋能集体经济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验证H₂。

5.6 门槛效应分析。通过以土地流转水平为门槛变量，单门槛F=14.18，p=0.049，门槛值为0.3903，双门槛和三门槛不显著。当土地流转水平≤0.3903时x系数0.459，当>0.3903时升至0.626，均1%显著。表明土地流转存在单门槛效应，越过门槛后合作社促进效应显著增强，验证H₃。

5.7 机制分析。通过将合作社发展水平分为标准化运营、运营绩效、服务范围、带动效应和产业升级五维度，联合和分别回归显示，运营绩效b2和产业升级b5显著为正；联合回归系数分别为0.498和1.306，分别回归为0.684和1.410，均1%显著；标准化运营、服务范围、带动效应不显著。表明合作社主要通过提高运营绩效和促进产业升级赋能集体经济。

5.8 空间效应分析。通过经济距离权重矩阵进行空间依赖检验，Moran’s I为3.017，p=0.003；Hausman检验p=0.0000选择固定效应；LR和Wald检验支持空间杜宾模型（SDM）。SDM中x主效应0.350、W×x为0.970、ρ=0.172，均显著；效应分解显示直接效应0.383、间接效应1.198、总效应1.581，均1%显著，间接大于直接。表明合作社发展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可通过要素流动和产业关联带动邻近地区集体经济发展。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将本研究与既有研究比较，认为基本结论与国内外关于合作社促进农户增收、减贫、提高农业效率和农村经济增长的研究一致；本研究补充了省级宏观层面合作社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量化证据。机制上，既有研究强调规模经济和集体行动，而本研究发现仅运营绩效与产业升级维度显著，说明合作社数量与覆盖率增长未必带来集体经济成长，运营质量和产业拓展能力更关键，也解释缺乏实质运营的合作社难以驱动集体经济。研究还指出两者时间演化不同步，合作社质量滞后于集体经济发展需求；赋能效果依赖农业产业增长率、土地流转规模和发展条件，并非均质；合作社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局限包括仅省级宏观相关、未深入村级利益联结、未精确量化成本收益、空间权重单一。未来可结合村级调查与案例追踪、构建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纳入多维空间权重。政策建议包括推动合作社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因地制宜构建跨区域协调发展框架；培育活跃区域农业产业环境；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引导土地高效流转。

研究结论翻译：基于2015—2023年中国30个省份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人员采用熵值法构建多维评价体系，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调节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及机制。主要结论：第一，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村集体经济时间发展存在明显分化，研究期内合作社总体发展水平略降，仅产业升级维度稳步改善，运营绩效和带动效应有所减弱；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增长，规模与效率是核心动力，利润分配与积累、组织管理水平、公共服务供给同步改善。第二，合作社对农村集体经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稳健性和内生性调整后结论一致；机制上主要通过运营绩效和产业升级渠道，标准化运营和服务范围等数量维度作用不显著。第三，空间计量结果表明合作社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空间相互依赖，东部显著，中西部尚未显现；合作社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第四，农业产业增长率正向调节合作社赋能作用，边际效应随其上升而提高。第五，土地流转存在单门槛效应，未越门槛时促进有限，越过门槛后正向影响显著增强。政策含义是需推动合作社质量提升、区域协调、产业环境建设和土地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