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编辑： 我们感谢Panda和Choudhary对我们文章的精心评论，并感谢他们提供机会来回应他们在来信中提出的问题[1]。

我们承认缺乏健康对照组是一个局限性。我们的研究旨在评估血清可溶性程序性死亡配体-1（sPD-L1）在疑似败血症新生儿中的诊断性能，而不是建立新生儿的标准值。由于我们重症监护病房（NICU）的伦理和后勤限制，无法从健康新生儿身上采集血液样本。85 pg/mL的诊断临界值是根据我们研究队列的接收者操作特征分析得出的，需要外部验证[2]。

我们同意，连续测量sPD-L1可以为生物标志物的动态变化和治疗反应提供更多见解。然而，由于研究是单中心设计的，研究时间有限，以及考虑到新生儿重复采血的伦理问题，因此仅获得了基线测量数据。正如先前关于新生儿败血症中可溶性PD-L1的研究所建议的，未来的前瞻性研究如果包括连续评估，可能会更好地定义新生儿败血症期间免疫检查点激活的时间谱[3]。

我们也认识到，如果调整妊娠年龄、出生体重和疾病严重程度，将有助于更准确地评估sPD-L1的独立预后价值。我们的样本量虽然足够用于诊断准确性分析，但不足以进行稳健的多变量建模。尽管如此，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新生儿和未存活儿的sPD-L1浓度较高，这支持了其与疾病严重程度较高的关联，但仍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来确认其独立的预后作用。

我们感谢通讯作者提出的建议，即进行多中心研究，包括纳入健康对照组、连续测量生物标志物，并与促钙素原和白细胞介素-6等已建立的生物标志物进行比较。这样的研究对于进一步阐明新生儿败血症中免疫失调的作用以及确定sPD-L1的临床效用非常重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