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创新作为转换能力：人力资本、ESG实践与SDG导向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中国制造业PLS-SEM研究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Fintech innovation as a conversion capability: Linking human capital, ESG practices, and SDG orientation to 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

　　

随着全球金融与治理体系向可持续性转型，企业日益被期望将知识型资源、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实践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导向转化为可衡量的财务价值。然而，连接这些因素与企业财务绩效（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 FFP）的机制仍未得到充分探讨，尤其是在金融科技创新（fintech innovation）正在重塑可持续金融的新兴市场制造业中。研究人员基于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y, DCT），考察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HC）、ESG实践和SDG导向对FFP的影响。研究人员检验金融科技创新是否作为这些资源转化为财务结果的转换能力（conversion capability）。使用来自320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研究人员发现，HC和SDG导向显著提高金融科技创新，而ESG实践无显著影响。金融科技创新强烈增强FFP，并中介HC–FFP和SDG–FFP关系（仅间接中介），而ESG实践未表现出显著直接或间接效应。研究人员通过将金融科技创新概念化为一种转换能力，使知识导向和可持续导向资源能够产生财务价值，从而为动态能力理论作出贡献。研究人员为企业、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寻求使可持续性与财务绩效相一致提供实践指导。

论文解读：金融科技创新作为转换能力——连接人力资本、ESG实践与SDG导向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随着全球金融与治理体系向可持续性转型，企业日益需要将知识型资源、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实践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导向转化为可衡量的财务价值。然而，连接这些因素与企业财务绩效（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 FFP）的机制仍未得到充分探讨，尤其是在金融科技创新（fintech innovation, FTI）正在重塑可持续金融的新兴市场制造业中。既有研究多分别考察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HC）、ESG实践和SDG导向，且常将金融科技视为可持续结果驱动或政策杠杆，而非资源转化为财务结果的机制。中国制造业同时经历数字化与金融化转型，并面临国内政策与出口竞争压力。因此，研究人员基于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y, DCT），将FTI建模为转换能力，检验HC、ESG实践和SDG导向通过FTI影响FFP的路径。该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Innovation》。

研究人员使用中国六类制造业子行业320家企业问卷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进行检验。研究结论表明，HC和SDG导向显著提高FTI，ESG实践无显著影响；FTI显著增强FFP；FTI仅间接中介HC–FFP和SDG–FFP关系；ESG实践无显著直接或间接效应。其意义在于，将FTI概念化为转换能力，明确动态能力在资源–绩效链中的位置，并为企业、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实践指导。

关键技术方法：采用结构化问卷，目标总体为中国制造业六类子行业企业；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发放450份，回收340份，有效320份，有效回收率71.1%，每家企业由一名高管、财务、可持续发展或运营岗位受访者回答。构念以多题项五点Likert量表测量。使用SmartPLS 4进行PLS-SEM，bootstrapping 5,000次评估直接、间接和总效应；以Harman单因子检验和全共线性评估检验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 CMB）；以Cronbach’s α、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评估信效度，以Fornell–Larcker和异质–单质比率（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 HTMT）评估区分效度，并报告R²、f²和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

人口统计结果（Demographic results）：样本中男性占66.56%，35–44岁组占38.13%，本科及以上超过80%，5–10年工作经历占31.88%；电子与电气设备企业占22.81%，汽车与机械占19.06%，纺织与服装、化工与制药各占16.88%。

测量模型分析（Measurement model analysis）：所有构念的α、CR和AVE达到阈值；FFP5载荷为0.587、FTI5载荷为0.653，低于0.70，但因AVE和CR达标而保留。Fornell–Larcker和HTMT确认区分效度，最高HTMT为0.733（SDGs–ESGP）。

结构模型分析（Structural model analysis）：直接效应中，HC→FFP、ESG→FFP、SDGs→FFP均不显著，其中SDGs→FFP的p值为0.062，属于边缘不显著。HC→FTI显著（β=0.202，p=0.003），SDGs→FTI显著（β=0.321，p<0.001），ESG→FTI不显著（β=?0.022，p=0.720）；FTI→FFP显著（β=0.438，p<0.001）。中介检验显示，HC→FTI→FFP显著（β=0.089，p=0.004），SDGs→FTI→FFP显著（β=0.141，p<0.001），ESG→FTI→FFP不显著（β=?0.010，p=0.724）。R²为FTI=0.205、FFP=0.335；f²为FTI→FFP=0.230（中等），HC→FTI=0.036（小），SDGs→FTI=0.065（小）；SRMR=0.099。

讨论（Discussion）：HC对FFP无显著直接效应，其作用主要经FTI传递；SDG导向同样主要经FTI影响FFP。ESG实践无显著效应，可能与其主要作为合规和披露实践有关，也可能与回报存在时滞有关。FTI是FFP的最大影响因素。理论贡献在于将FTI界定为转换能力，说明资源需经动态能力重构才能产生财务结果；实践上，员工培训、数据分析和SDG项目应与金融科技相连接，若ESG仅限于合规，则不应预期其改善绩效。投资者可关注HC、FTI能力与可持续承诺的结合；政策制定者可鼓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劳动力培训以及SDG项目与数字金融政策协调。局限包括横截面设计、每家企业单一受访者、主观财务绩效测量以及仅覆盖中国制造业样本。

研究结论（Conclusions）翻译：本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考察中国制造业中HC、ESG实践、SDGs、FTI与FFP的关系。结果表明，HC和SDGs正向影响FTI，而ESG实践无显著影响。FTI对FFP有强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将FTI纳入模型，HC和SDGs对FFP没有显著直接效应；FTI承载HC总效应的65%和SDG导向总效应约一半。动态能力理论预测资源必须通过动态能力重构才能产生结果，数据支持该预测。在制造业中，技能型员工和可持续导向举措促进FTI的成功融入，进而提升财务绩效。ESG无显著结果提示，中国制造业中的ESG实践可能是合规导向，而非战略性地与技术创新的联系。作者为 Qiusu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