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Advancing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rough Gr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eadership,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r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 Integrated SEM–NCA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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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可持续性因工业和商业活动导致碳排放增加而引发全球关注。为此，本研究旨在考察马来西亚制造企业中绿色数字化转型领导力（GDTL）与可持续竞争优势（SCA）之间的关联，其中绿色数字化转型（GDT）和绿色技术创新（GTI）发挥中介作用。领导力在支持绿色与数字化发展
环境可持续性因工业和商业活动导致碳排放增加而引发全球关注。为此，本研究旨在考察马来西亚制造企业中绿色数字化转型领导力（GDTL）与可持续竞争优势（SCA）之间的关联，其中绿色数字化转型（GDT）和绿色技术创新（GTI）发挥中介作用。领导力在支持绿色与数字化发展努力中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这反映在马来西亚在应对环境问题的同时保持技术优势的持续努力中。研究人员从141名高级管理人员处收集调查数据，并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和必要条件分析（NCA）进行分析。基于所得结果，GDTL显著提升了GDT、GTI以及随后的SCA。GDT中介了GDTL–SCA关系，表明了领导力促进可持续性的路径。正如NCA结果所示，GDT对SCA的影响最为显著。总体而言，本研究通过（1）实证连接GDTL与GTI；（2）证明GDT在马来西亚实现SCA中的重要性；（3）提供整合GDTL、数字化转型、GTI和SCA四个组成部分的框架，为现有文献增添了深度。当前研究结果可为未来领导者引领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与绿色转型提供指导。
论文解读：绿色数字化转型领导力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驱动机制——基于马来西亚制造业的SEM–NCA研究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22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创纪录的371.5亿吨，工业与商业活动带来的环境危机促使各行业重新审视可持续发展路径。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的融合成为学术界与企业界关注的焦点，而领导力被视为实现可持续组织绩效的关键角色。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变革型、伦理型、绿色型及创业型领导的影响，但数字领导力在可持续研究中的角色仍相对未被充分探索。绿色数字化转型领导力（GDTL）作为一种将环境可持续性嵌入数字转型议程的新型领导力，对资源密集且依赖出口的马来西亚制造业具有特殊战略价值。然而，现有GDTL研究多集中于服务业和非马来西亚情境，且缺乏对GDTL通过绿色技术创新（GTI）与绿色数字化转型（GDT）影响可持续竞争优势（SCA）的机制性检验。更重要的是，以往研究多采用基于充分性的分析框架，忽略了这些前因变量是否构成实现SCA的必要条件。为填补上述空白，本研究提出三个研究问题：GDTL如何影响GDT、GTI与SCA？GDT和GTI如何塑造GDTL与SCA的关系？实现SCA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2. 研究设计与主要方法**
研究人员基于刺激-机体-反应（SOR）模型和资源基础观（RBV）理论，构建了以GDTL为外因刺激、GDT和GTI为机体中介、SCA为反应结果的整合模型。数据来源于2024年8月至10月期间马来西亚大型制造企业的141名高级管理人员，采用目的性抽样通过Google Forms在线问卷收集。主要分析方法包括：使用SmartPLS 4进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检验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识别实现SCA的瓶颈条件；结合重要性-绩效地图分析（IPMA）评估各前因变量的重要性和绩效；使用PLS预测评估模型的预测力。样本规模经G*Power验证，满足α=0.05、统计效力0.80下的最低要求（n≥79）。
**3. 研究结果**
**3.1 测量模型评估**
通过因子载荷、组合信度（CR）、平均提取方差（AV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评估内容效度与信度。所有因子载荷和CR均大于0.7，AVE均大于0.5，VIF小于3.0。Fornell–Larcker准则和HTMT比率检验确认了区分效度良好。
**3.2 结构模型评估与假设检验**
基于10,000次自助抽样（bootstrapping）的路径分析结果显示：GDTL对SCA（β=0.409, p<0.001）、GDT（β=0.762, p<0.001）和GTI（β=0.874, p<0.001）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支持H1、H2和H3。GDT（β=0.230, p<0.05）和GTI（β=0.213, p<0.10）对SCA的影响显著，支持H4和H5。中介效应检验表明，GDT在GDTL与SCA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β=0.175, p<0.05），支持H6；GTI的中介效应不显著（β=0.186, p>0.05），H7未获支持。模型解释了GDT方差的58.1%、GTI方差的76.3%以及SCA方差的63.5%。
**3.3 PLS预测**
采用10折交叉验证的PLS预测分析发现，多数题项的Q
2预测值大于0，且LM基准比较中大部分题项的PLS-SEM误差更小或相当，表明模型具有中等至较强的预测能力。
**3.4 重要性-绩效地图分析**
IPMA结果显示，GDTL对SCA的总效应最大（0.771），但绩效评分中等（60.906）；GDT和GTI的总效应分别为0.230和0.213，绩效评分为68.280和61.541，提示GDTL是优先改进的管理焦点。
**3.5 必要条件分析**
NCA采用CR-FDH方法识别必要条件的效应量（d）。结果显示，GDT（d=0.289, p<0.05）、GTI（d=0.165, p<0.05）和GDTL（d=0.138, p<0.05）均为实现SCA的显著必要条件，效应量均属于中等范围（0.1≤d≤0.3）。瓶颈表进一步表明，要达到80%以上的SCA水平，GDTL、GDT和GTI必须同时达到一定最低值（例如，80% SCA需要GDTL 3.546%、GDT 43.262%、GTI 6.383%；100% SCA需要GDTL 100%、GDT 78.723%、GTI 82.27%）。
**4.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GDTL是SCA最强且最关键的驱动因素，其影响超过GDT和GTI，这与领导力在可持续转型中的核心地位一致。GDT的正向中介作用凸显了领导者通过推动数字化绿色实践来提升竞争优势的路径。GTI对SCA的直接影响较弱，且其中介作用不显著，可能原因是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多采用小规模、资源节约型创新，需要与战略优先事项紧密匹配才能转化为竞争优势。NCA与IPMA的对比显示，GDT是“必要但不充分”的基础条件，而GDTL是高绩效的“充分但非必要”的推动器，二者互补指导资源分配。
结论部分（翻译浓缩）：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包括：第一，将SOR框架扩展至GDTL与SCA的关联中，明确了刺激（GDTL）、机体（GDT/GTI）和反应（SCA）的层次；第二，将绿色与数字挑战纳入转化型领导理论，提出GDTL作为连接环境意识与数字转型的独特构念；第三，在资源受限的中小企业情境中验证了GDTL作为内部变革能力的作用；第四，揭示了GDTL直接塑造绿色文化、间接通过GDT提升SCA的双路径机制；第五，通过SEM–NCA方法整合，为必要条件逻辑提供了方法论贡献。实践方面，领导者应优先发展GDTL能力，分阶段推进GDT、GTI建设，避免脱离战略匹配的过度创新投资。本研究存在局限于马来西亚单一国家和横截面数据等不足，未来可在其他东盟国家展开跨文化比较，或采用纵向与多源数据深化因果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