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与问题意识对公民支持生物多样性政策的影响：基于瑞士联合实验的实证研究

《Ecosystems and People》：The role of policy instruments and issue awareness in citizen support for biodiversity policies. A conjoint experimental study in Switzerland

　　

鉴于全球许多国家生物多样性丧失日益加剧，制定保护和增强生物多样性的公共政策已刻不容缓。在民主国家，这些政策的公众可接受性至关重要，因为政策制定者不愿采用未获得其选民支持的政策工具。然而，关于公众对生物多样性政策总体以及具体政策工具意见的证据仍然稀缺。本研究报告了一项包含嵌入实验的1765名瑞士公民公众舆论调查结果。预先注册的假设得到部分支持。研究人员发现，尽管公众似乎普遍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危机（81.8%的人对生物多样性丧失感到担忧），但衰退在当地感知较轻微，而在地理上较远的尺度上被认为更为严重。不过，当结果被明确框定时，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积极政策表现出明确偏好：针对相关部门以及扩大保护区对公众而言很重要。对于采用被视为具有侵入性的工具的政策，公众偏好较低，但一项提高意识的处理增强了对更雄心勃勃政策的支持。

关键政策要点：
- 生物多样性丧失被瑞士公众广泛认知，超过80%的人表示担忧。然而，衰退在全球和国家层面被认为比地方层面更严重，这表明可能需要基于地方的传播来培养更强的紧迫感。
- 政策设计很重要：公民强烈反对增加个人税收，但支持重新定向对环境有害的补贴。针对农业、土地利用和空间发展的措施也获得广泛支持。
- 有效性是支持的最强驱动因素：预计能稳定或改善生物多样性的政策比仅减缓其衰退的政策获得的支持多得多。政府应明确沟通预期的环境结果。
- 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衰退的意识可以改变公民评估政策雄心的方式，即使总体支持度已经很高，也能增加对高要求干预措施的支持。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态度，右倾公民对侵入性措施的支持较少——尽管提高意识可以部分弥合这一分歧。

本研究旨在探索公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接受度，其核心关注点在于政策工具设计、公众问题意识及其交互作用。研究背景方面，全球生物多样性持续恶化，尽管《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已签署近三十年，但各国在实现保护目标方面进展缓慢。在民主体制下，公众对政策的接受度是政策制定者选择工具时的重要约束，因为不受选民支持的工具难以实施。然而，现有证据表明，公众对生物多样性政策的具体工具偏好信息稀缺。瑞士作为直接民主和合作联邦制国家，公民对政策过程影响力大，但此前调查显示其公众对本土生物多样性危机的意识较低。因此，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面向瑞士公民的公众舆论调查，嵌入联合实验（conjoint experiment）和随机对照试验，以回答三个问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危机的认知程度如何？公民对不同政策工具有何偏好？提高问题意识能否增强对生物多样性积极政策的支持？

研究人员从瑞士统计办公室基于人口登记抽样框随机抽取7308名18至75岁公民，按性别和语言区域分层，最终1765人完成调查，应答率24.2%，数据由商业机构DEMOSCOPE于2023年10月至12月收集。主要技术方法包括：一、调查嵌入的联合实验，每名受访者需在三对假想的瑞士生物多样性法律中选择偏好方案并评分，每个方案随机组合七个属性（工具类型、融资机制、农业用地限制、居住用地限制、城市扩张限制、保护区面积、预期结果）。二、贝叶斯层次逻辑回归模型用于估计边际均值（Marginal Means, MM），即某一属性水平被选择时的平均概率；模型包含受访者和嵌套选择任务随机截距，并使用设计权重。三、构建政策包总体侵入性指数（intrusiveness index），将各属性按强制程度赋分后加总，分析其与选择概率的关系，并检验信息处理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调节作用。四、实验处理为随机向一半受访者（p=0.5）提供关于瑞士生物多样性现状的信息，强调其绝对和相对（OECD中保护区占比倒数第二）的糟糕状况。

研究结果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公众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意识”，通过描述统计和有序逻辑回归发现：81.8%的受访者对生物多样性丧失感到担忧，96.1%认为良好状态的生物多样性重要；但感知的衰退程度随地理尺度扩大而增强——认为本地（居住地）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占55.6%，瑞士层面为70.2%，欧洲层面为77.1%，全球层面为82.1%；81.4%认为丧失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政治意识形态是关键预测因素，右翼受访者对丧失的担忧较低，且较少归因于人类活动。

第二部分“对政策工具的偏好”，来自联合实验的边际均值分析。一般工具类型（监管、激励、信息）对选择概率无显著影响。融资机制差异显著：相比消费者税收，重新分配损害环境的补贴使选择概率提高8.2个百分点；对企业征税提高约5个百分点；对个人收入征税则降低约10个百分点。土地相关政策方面，限制农业用地活动提高约4个百分点，限制居住用地提高1.6个百分点，限制城市扩张提高约9个百分点；将保护区从当前14%扩大至30%提高约9个百分点。政策结果线索影响最大：相比持续退化，稳定生物多样性提高约17个百分点，改善生物多样性提高约21个百分点。这支持了假设H₁，即政策工具配置影响公民接受度。

第三部分“提高意识是否增强对生物多样性积极政策的支持？”，随机对照试验未显示平均处理效应：处理组和对照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总体支持率几乎相同（92.7%对93.2%），存在天花板效应。然而，侵入性指数分析揭示处理改变了评价结构：对照组选择概率随侵入性增加16.4个百分点，处理组增加更陡峭；处理组更倾向于高侵入性政策包。意识形态交互显示，右翼受访者基线对侵入性敏感度较低，但处理后，他们对高侵入性政策的选择概率从47.2%增至53.3%；中间派也有类似较小变化。这意味着信息处理并非整体提高支持，而是将偏好从弱干预转向强干预。

讨论部分指出，公众意识较高但存在距离感知偏差；政策设计中的融资机制和部门针对性对支持度影响显著；预期有效性是支持的最强驱动力。局限性包括：工具类型表述抽象可能导致无效结果，以及样本可能存在自我选择偏差。研究结论强调：尽管公众普遍认知生物多样性丧失，但常将其视为遥远问题，削弱紧迫感；政策设计（尤其是融资机制和目标部门）及意识形态塑造态度；然而，提高问题意识能增加对更雄心勃勃的（即侵入性更强的）政策工具的支持。因此，沟通传播至关重要，未来研究应探索如何设计政策叙事以跨越意识形态分歧，从而建立更广泛的公众支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