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Reindeer herding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how do the Saami adapt?
编辑推荐：
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威胁着传统萨米（Saami）驯鹿放牧者的本质特征，并可能削弱后代延续这一生活方式的能力，凸显了文化成本和经济成本的双重压力。本研究报告了一组条件估值（Contingent Valuation, CV）问题，旨在深入理解驯鹿放牧者如何通过采
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威胁着传统萨米（Saami）驯鹿放牧者的本质特征，并可能削弱后代延续这一生活方式的能力，凸显了文化成本和经济成本的双重压力。本研究报告了一组条件估值（Contingent Valuation, CV）问题，旨在深入理解驯鹿放牧者如何通过采用补充饲喂（supplementary feed）或减少畜群规模来适应气候变化，以确保后代能够维持传统生活方式。研究发现存在两类驯鹿放牧者：一类愿意无限期使用补充饲喂，另一类则宁愿立即缩减畜群也不愿采用补充饲喂。研究进一步表明，基于不同估算方法，文化遗赠价值（cultural bequest value）占当前畜群规模的4%至13%不等。这一显著的价值量凸显了其对萨米人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要性。
一、研究背景与科学问题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土地利用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依赖自然资源的原住民游牧社会面临严峻挑战。萨米人（Saami）作为北欧挪威和瑞典的原住民，其传统的驯鹿放牧（reindeer herding）不仅是一种经济生产活动，更是维系族群文化认同、语言传承和代际知识传递的核心载体。然而，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如冬季冰封牧场、雨雪交替冻融循环）以及来自林业、矿业、风能开发和旅游业的土地竞争，正导致季节性迁徙牧场日益破碎化，严重威胁着这一传统生计的可持续性。在此情境下，驯鹿放牧者面临两种非理想的个体适应策略：一是采用补充饲喂（supplementary feed）应对牧场冰封，但这被视为迈向驯鹿圈养化的第一步，可能割裂与游牧文化的联系；二是缩减冬季畜群规模以适应萎缩的牧场承载力，但这意味着牺牲与畜群规模相关的社会地位、文化象征和经济保障。这两种选择均涉及深层的文化禁忌（taboo trade-off），即迫使放牧者在“文化身份”与“生计存续”之间做出艰难取舍。现有研究对原住民群体面对此类文化-生态双重胁迫时的适应偏好及遗赠价值（bequest value）知之甚少，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非市场价值评估技术，量化萨米驯鹿放牧者为确保后代能延续传统生活方式而愿意付出的代价。
二、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条件估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CV）设计结构化问卷，面向挪威和瑞典的萨米驯鹿放牧者（样本量分别为76份和103份有效问卷）。问卷设定了三种气候变化情景（基准情景、中等情景和《巴黎协定》一致情景），情景描述基于挪威地球系统模式（NorESM2）提供的日尺度温度和降水数据以及月尺度雪深数据。针对每种情景，研究人员随机向受访者提出两个二元离散选择（binary dichotomous choice）问题：一是是否愿意按随机给出的单位动物饲料成本（每季每头25-150瑞典克朗/挪威克朗）支付补充饲喂费用；二是是否愿意按随机给出的百分比（2.5%-15%）缩减冬季畜群。数据分析采用Probit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同时辅以最小法定意愿支付（Minimum Legal Willingness-To-Pay, MLWTP）的非参数估计作为保守下限参照。
三、研究结果
3.1 条件估值——补充饲喂
Probit模型结果显示，饲料成本变量在所有模型中均不显著，表明成本高低并未实质性影响放牧者是否投喂饲料的决定。无论国家还是气候情景，饲料成本的边际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后续追问问题揭示，约四分之一的挪威受访者和五分之一的瑞典受访者认为“补充饲喂破坏了对自然驯鹿放牧的看法”，这是拒绝投喂的首要原因；另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承担费用。这表明存在一个不愿接受此权衡的群体，该权衡本身被视为禁忌。
3.2 条件估值——畜群缩减
Probit模型显示，畜群缩减百分比的边际负效用显著且稳定，表明缩减幅度越大，接受意愿越低。气候情景的交互项不显著，说明适应决策独立于气候变化的严重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国家间的差异显著：瑞典放牧者的缩减意愿明显强于挪威放牧者。挪威放牧者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畜群已经足够小且可持续”，而瑞典放牧者更多将问题归因于其他土地利用方式对牧场的侵占。
3.3 参数与非参数意愿支付
非参数MLWTP估计显示，挪威放牧者对补充饲喂的平均意愿支付为58.32瑞典克朗，高于瑞典的48.91瑞典克朗；但在畜群缩减方面，瑞典放牧者平均愿意缩减4.72%，远高于挪威的3.57%。参数估计值普遍更高：挪威的参数均值缩减意愿约为5.15%（统计不显著），而瑞典则达到13%（统计显著）。这反映出两国放牧者在优先考虑事项上的根本差异——挪威更看重维持畜群规模，瑞典更倾向保护传统游牧方式。
3.4 策略偏好分析
矩阵式问题“愿意连续多少季、每季多少天投喂饲料后才考虑缩减畜群”的结果清晰显示，放牧者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即使仅需短期投喂也立即选择缩减畜群，另一类则愿意无限期（超过5季）持续投喂而不考虑缩减。交叉表分析表明，绝大多数受访者（挪威81%、瑞典68.8%）在所有气候情景中坚持同一策略，仅有少数人发生策略转换。这说明放牧者倾向于选择一个“立场”并固守之，而非在不同适应方案间灵活权衡。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萨米驯鹿放牧者在面对气候适应时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一部分人将补充饲喂视为可接受的短期应急手段，另一部分人则视其为对传统游牧文化的根本背离，宁可立即缩减畜群。这种“选边站队”的行为模式挑战了标准经济学中关于替代弹性和边际权衡的基本假设，反映了文化神圣价值（sacred value）在非市场估值中的特殊性。研究人员发现，文化遗赠价值在瑞典表现为4.8%-13%的畜群缩减意愿，在挪威则为3.9%-5.15%，这一显著数值凸显了萨米驯鹿放牧对族群自身及整个社会的文化重要性。研究结论指出，政策制定者不应寻求单一的统一适应方案，而应认识到放牧者内部的分歧：部分人可能接受增加饲喂补贴，部分人需要支持畜群结构调整，而最根本的是，政府必须通过缓解林业、矿产开发、风电建设等多重土地利用压力，从源头减轻对牧场的累积性侵蚀。只有采取兼顾气候变化与土地利用压力的整体性空间规划方法，并与萨米社区保持持续对话，才能有效支持驯鹿放牧业应对未来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