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rehensive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Does the use of hormonal contraceptives induce negative metacognitions, brooding,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n adolescent community sample?
编辑推荐：
中文专业翻译
在16-19岁的社区样本中，激素类避孕药（HC）使用与抑郁症状之间不存在关联。特定有效剂量的HC激素与抑郁症状、负性元认知或反刍思维之间亦无关联。这表明HC使用与抑郁之间可能不存在直接联系，需要考虑其他路径来解释HC使用与重度抑郁障碍（MDD）之
中文专业翻译
在16-19岁的社区样本中，激素类避孕药（HC）使用与抑郁症状之间不存在关联。特定有效剂量的HC激素与抑郁症状、负性元认知或反刍思维之间亦无关联。这表明HC使用与抑郁之间可能不存在直接联系，需要考虑其他路径来解释HC使用与重度抑郁障碍（MDD）之间虽稳健但有限的关联性。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抑郁症被列为全球成年人致残的首要原因，且女性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青春期及年轻成年女性中抑郁症状的上升趋势已在多国得到记录，尤其在西方国家更为突出。青春期女孩的抑郁症状水平显著高于男孩，这一性别差异在月经初潮后（约12-15岁）尤为明显，恰逢雌二醇与孕酮水平显著上升的时期。研究者提出假设认为，女性青春期激素以及激素类避孕药（HC）的使用可能部分促成了这一性别差异的扩大。
尽管丹麦一项超过一百万女性的全国性前瞻性研究（Skovlund等）报告HC使用与抑郁诊断及抗抑郁药使用之间存在稳健关联，但这一假设仍存在争议。部分研究未发现HC使用与抑郁症状之间的有意义关联，甚至发现HC使用期间抑郁症状有所缓解，而停用HC反而与抑郁增加相关。鉴于这些相互矛盾的发现，研究者进一步尝试评估HC与抑郁症状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是否取决于避孕药的化学成分——包括雌激素、孕激素及雄激素的不同有效剂量，以及给药途径（口服与非口服）的差异。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挪威高中女生社区样本中，检验HC使用及其特定激素成分如何与抑郁症状、负性元认知和反刍思维（尤其是反刍思维中的“反刍”维度）相关联。与基于登记数据的粗略诊断分类不同，本研究采用贝克抑郁量表（BDI）作为连续变量结局指标，并辅以负性元认知量表（NBRS）和反刍思维量表，以提供更精细、更灵敏的症状评估。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于2019年在挪威特伦德拉格郡和默勒-鲁姆斯达尔郡的高中开展问卷调查，涵盖职业高中和大学预科高中，兼顾城乡地区。最终纳入757名16-20岁女性（平均年龄18.1岁，标准差1.1）。研究人员通过学校校长向学生分发在线问卷链接，无外部激励，匿名作答，研究经区域医学与健康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
研究采用以下主要测量工具：21项贝克抑郁量表（BDI）评估抑郁症状，内部一致性极佳（α=.92）；5项简版反刍思维反应量表评估反刍维度（α=.82）；13项负性信念关于反刍思维量表（NBRS）评估负性元认知（α=.90）。HC使用通过自报问卷获取，包括是否使用、品牌类型、使用时长、近两年是否更换品牌等信息。研究人员依据Gr?ntvedt等的文献方法，将各HC品牌中雌激素、孕激素和雄激素的有效剂量置于统一量表上进行量化分析。
统计方法上，研究人员使用StataNow/MP 18.5进行层级回归分析，报告Hedges g和Pearson r作为效应量指标，并检验线性、同方差性、残差正态性和多重共线性等核心假设，采用稳健标准误估计。
三、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与抑郁相关结局的关联
HC使用在本样本中非常普遍（62%，n=467），其中439名女性的品牌类型被确认。多数HC使用者采用口服给药（57%），其次为皮下埋植（32%）和宫内节育器（7%）。样本抑郁症状平均水平较高（M=15.6，SD=11.3），处于通常反映轻度抑郁的范围。抗抑郁药使用者（M=25.6）和非使用者（M=14.9）在BDI上差异显著（Hedges g=.98）；接受抑郁治疗者（M=28.1）显著高于未接受者（M=13.8）（Hedges g=1.38）。年龄和有伴侣状态与HC使用呈正相关。负性元认知、反刍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强关联。
3.2 与HC使用的关联分析
HC使用与抑郁（BDI）的相关系数为.00，与反刍和负性元认知的关联同样微小且不显著（分别为.02和.04）。然而，研究人员检测到HC使用与抑郁治疗之间存在关联：HC使用者接受抑郁治疗的概率比非使用者高78%（13.7% vs 8.2%，OR=1.78，p=.025）。
进一步分析显示，孕激素、雌二醇、雄激素的有效剂量、给药途径（口服与否）、初潮年龄、HC使用起始年龄、使用时长以及近两年是否更换品牌，均与负性元认知、反刍或抑郁症状无显著关联。所有Pearson r值均极小（.01至.03）。
3.3 回归分析
在模型1中，将抑郁相关结局对孕激素、雌二醇、雄激素有效剂量及给药方式进行回归，所有整体模型均不显著（NBRS模型F(4,425)=1.19；反刍模型F(4,425)=.78；BDI模型F(4,423)=.53）。各预测变量均未显著预测元认知、反刍或抑郁症状。孕激素效应与负性元认知之间的负向关联接近但未达统计显著性（p=.06）。模型2加入给药方式与各激素剂量的交互项，同样未发现显著调节效应。事后功效分析显示统计功效较低（NBRS为.313，反刍为.223，BDI为.171）。对初潮年龄、HC使用起始年龄、使用时长及更换品牌的分析也全部为无效结果。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发现HC使用与抑郁症状、负性元认知或反刍之间不存在可辨识的效应，激素有效剂量与各抑郁相关指标之间也无关联。但HC使用与抑郁治疗之间存在关联（OR≈1.8），这一数值与Skovlund等报告的青少年口服避孕药使用者的风险比（抗抑郁药首次治疗1.8，首次抑郁诊断1.7）高度吻合。
研究人员提出，这一模式与以下因果情境一致：HC使用并不直接影响抑郁症状，但以某种方式与心理健康照护系统的接触相关联。接触医疗系统获取HC处方可能增加了专业人员发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了抑郁的识别（诊断）和治疗概率。这可能是一种多重治疗风险效应、供给诱导需求效应或级联效应，而非HC本身导致抑郁症状增加。研究人员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过度诊断或过度治疗，而是说明即使寻求HC服务的初衷是获取避孕处方，与医疗服务的接触也会增加抑郁被识别和治疗的几率。
研究结论指出：在表面层面上，研究似乎重复了他人发现的诊断、医疗保健与HC之间的关联；但在更细致的机制层面上，这种关联似乎并非源于HC中特定激素水平与重度抑郁障碍（MDD）症状或过程之间的稳健关联。研究人员建议未来研究应更详细地考察HC、抑郁与性、关系及情绪成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考虑性行为、恋爱关系冲突等未探索因素可能发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