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帝国主义的时间政治：从冰下之城到自由城——格陵兰（Kalaallit Nunaat）殖民城市性的三种投射（1951–2026）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Reading Arctic imperialism through colonial urbanities: Three claims on Kalaallit Nunaat, 1951–2026

　　

摘要专业翻译 本文以时间政治（chronopolitics）——即时间的政治——作为分析切入点，通过城市主义（urbanism）的视角解读北极帝国主义。研究考察了投射到Kalaallit Nunaat（格陵兰）的三重城市性想象：美国军事的“冰下之城”（Camp Century，1959–1967）、丹麦福利殖民城市主义（1950年代–1970年代），以及硅谷“自由城”提案（2025年至今）。每一重均被解读为一种“殖民城市性”（colonial urbanity）——一种独特的形式、语言或想象，外部势力借此在殖民土地上主张领土并规序时间。每一重均通过物质与想象的双重路径，施行一种独特的时间政治——“边疆时间”（frontier time）、“发展时间”（developmental time）与“颠覆时间”（disruptive time）——将既有的Kalaallit生活方式驱逐至不合时宜的过去。文章进一步论证，这种时间性规序构成了“驯化”（domestication）：对敌对环境的驯化、对原住民生活的驯化，以及对主权本身的驯化。然而，每一种城市性都遭遇了一种“活跃的过去”（active past）——一种拒绝被置换的既有居住秩序。三个案例共同揭示：城市想象本身即是领土主张的工具，在建成形式之前或替代建成形式，从事着时间政治的工作。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北极地区正经历着地缘政治、军事与环境力量的深刻重塑，而既有北极城市研究（Arctic urbanism）的学术框架长期由“北极性”（Arcticness）话语主导，聚焦于人口动态、气候变化、景观与适应等议题，鲜少触及殖民主义、去殖民化与原住民主权等根本性政治关系。与此同时，殖民城市主义（colonial urbanism）研究虽已充分论证城市规划与发展如何编码并强制实施权力关系，却较少关注殖民城市性在时间维度上的运作。本文作者Tone Huse指出，殖民权力对空间与时间的殖民并非分离的操作，而是现代/殖民世界相互依存的支柱：殖民权力将地理差异转译为时间落后性。然而，北极城市研究恰恰缺乏对这一时间政治维度的系统分析。为此，作者提出以“时间政治”（chronopolitics）为分析入口，考察三种投射到Kalaallit Nunaat（格陵兰）的殖民城市性，揭示城市想象如何成为领土主张的帝国技术。

二、研究内容与核心概念

作者提出“殖民城市性”（colonial urbanity）概念，指殖民势力通过城市的形式、语言或想象，在殖民领土上同时规序空间与时间。研究结合Mills（2020）的“时间政治”概念与Huse本人提出的“时间置换”（temporal displacement）概念，分析三种殖民城市性如何施行时间置换——将既有居住与治理秩序驱逐至不合时宜的过去——并延伸至“驯化”（domestication）概念，揭示时间置换旨在达成的目标：将领土、关系与实践纳入殖民项目的控制之下。作者还引入“活跃的过去”（active past）概念，捕捉被宣判过时的时间性如何拒绝沉寂并作用于当下。研究进一步区分了物质时间政治（material chronopolitics，通过建成形式运作）与想象时间政治（imaginary chronopolitics，通过投射、命名与叙事运作）。

三、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实践导向的文献分析（practice-oriented document analysis）方法，将文献视为社会行动发生的场所与行动者，考察其施行的时间秩序及所包含或排除的实践。材料来源分三类：Camp Century案例基于同行评议文献（Colgan et al., 2016；Nielsen et al., 2014；Nielsen and Nielsen, 2021）及一手档案，包括1961年美国陆军宣传片与解密的军事文件；丹麦案例基于作者自2012年起在Nunatta Allagaateqarfia（Kalaallit Nunaat国家档案馆）进行的间歇性档案研究，涵盖规划与建设文件、丹麦政策评估及Kalaallit妇女组织联合会Arnat Peqatigiit Kattuffiat（APK）1967年和1970年的住房研讨会报告；自由城案例基于调查新闻（Reuters, 2025）、政策分析、特许城市（charter city）的同行评议文献及因纽特自决研究。作者特别指出，自由城案例依赖匿名信源，故将其作为城市想象而非建成计划来分析。

四、研究结果

案例一：“冰下之城”——Camp Century与军事城市想象

Camp Century是冷战高峰时期美国在Kalaallit冰盖上建造的核动力军事设施，其机密目的是为“冰虫计划”（Project Iceworm）提供原型——计划在冰下隧道中部署多达600枚中程弹道导弹。丹麦政府未获正式告知，但丹麦首相在1957年秘密备忘录中默许了核武器部署。该设施于1967年关闭，核废料、化学污染物与生物材料被积雪掩埋。作者指出，Camp Century的意义不在其军事功能，而在其公共叙事：美国陆军通过1961年宣传片《冰下之城的故事》将其刻意呈现为一座“城市”，强调其中的“主街”、理发店、图书馆与鸡尾酒休闲室等中产阶级日常生活设施。这种将实验性、非法的核武器平台包装为城市的做法，将美国军事存在正常化，并将其危险“驯化”。作者将其时间逻辑概括为“边疆时间”（frontier time）：将北极构成为空无的、等待外部者抵达的区域，通过宏大与日常的双重叙事，将Kalaallit主权存在驱逐至一个尚未抵达当下的时间。2016年研究表明，在常规排放情景下，该场地可能在本世纪内从净积累转为净消融，废弃物的再动员成为可能。Kalaallit议会随即要求问责，时任外交部长依据《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UNDRIP）正式要求丹麦承担清理责任，并在丹麦未行动后诉诸联合国。作者指出，Camp Century的过去在政治上是活跃的：边疆时间试图使之不可见的主权，通过Kalaallit自治机构重新彰显。

案例二：“新秩序”——Blok P与丹麦福利殖民城市主义

丹麦战后城市化是另一种模式：将北欧福利国家城市性投射到Kalaallit领土，作为殖民控制工具，施行“发展时间”（developmental time）。1950年丹麦格陵兰委员会发布的G-50评估报告提出“新秩序”（nyordningen），核心前提是人口集中——将Kalaallit从较小的居住地重新安置到少数指定的“城市”，以建立以渔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并最小化福利供给成本。无法在此逻辑下被证成的居住地被归类为“无用途之地”（uhensigtsm?ssige steder）。1964年的G-60评估进一步升级，要求关闭更多定居点。作者指出，既有生活方式不仅被标记为经济上过时，还被要求“社会地”和“文化地”发展，配合全面的同化计划。Blok P是这一城市性的关键物质表达：六层楼、两百米长，1965至1969年间建于努克（Nuuk）中心，由哥本哈根规划、丹麦进口劳工建造、隶属丹麦格陵兰部的技术官僚机构GTO管理。其居住组织直接反映种族等级：A、B楼梯间被划为丹麦进口劳工的带家具“服务住所”；依据1964年《格陵兰公务员法》中的“出生地标准”（f?destedskriterium），只有格陵兰以外出生者才能获得“格陵兰津贴”；从事相同工作的Kalaallit雇员仅获得丹麦基本工资的85%，被Petersen称为“真正的种族歧视”。作者分析时间置换在多个尺度上运作：政策层面将狩猎、海豹捕猎与非市场交换标记为属于“更早的时间”；建筑层面，公寓尺寸按丹麦核心家庭设计，厨房过小无法全家共餐，餐桌高度“对比丹麦人更矮的格陵兰人来说太高”，且没有存放狩猎装备或支持按季节节奏组织Kalaallit时间的食物实践的空间。作者还讨论了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期的非自愿宫内节育器运动（spiralkampagnen），该运动导致约半数有生育能力的Kalaallit女性被植入节育器，年出生数从1964年的1674人降至1975年的671人，GTO主任Rosendahl在1971年将其与减少建设投资直接关联。然而，时间置换并非完全成功：APK 1967年和1970年的住房研讨会报告显示，Kalaallit女性对新建筑既有赞赏也有批判。1970年报告宣布Blok P“太大”，要求为Kalaallit食物留出空间并考虑当地气候条件。当哥本哈根驳回APK关于Kalaallit食物的关切、声称这些食物将“灭绝”时，妇女们的回应是：“至少还会持续五十年”。作者指出，这一断言同时是对支撑食物实践的土地与水域权利的断言——在Kalaallit Nunaat，土地与水域的共有保有（communal tenure）通过持续实践得以规制，却被丹麦国家误读为“无所有权”。Blok P于2012年被Kalaallit自治当局拆除，其含PCB、石棉和铅的有毒构件被运回丹麦焚烧。作者总结，发展时间承认Kalaallit的存在，却将其纳入一个非其所造的时间表，其驯化目标是原住民生活本身。

案例三：“自由城”——技术自由意志主义城市主义作为领土想象

第三种殖民城市性是技术自由意志主义的想象：作为Kalaallit领土上特许城市的“自由城”，投射“颠覆时间”（disruptive time），其中创新凌驾于现有制度之上，包括Kalaallit治理的民主制度。自2019年以来，美国以不断升级的侵略姿态寻求获取Kalaallit Nunaat。特朗普2019年首次提出购买被丹麦拒绝；2025年重返白宫后，特朗普拒绝排除使用武力或经济胁迫，任命了Kalaallit Nunaat特使，并以关税威胁丹麦。2025年4月，路透社报道了与特朗普政府有关联的硅谷投资者推广“自由城”提案，主要人物包括Peter Thiel、Marc Andreessen和Shervin Pishevar，提案包括AI实验室、微型核反应堆、自动驾驶车辆与高速铁路，在旨在最小化政府监督的监管框架下运作。Pishevar将其描述为“新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黎明”。作者指出，该提案的模糊性是结构性的而非偶然的：通过匿名信源与难以追踪的风险投资网络流通。作者将其作为城市想象来分析，其意义在于投射所揭示的内容而非已建成之物。作者分析，“自由城”想象借鉴特许城市与创业城市运动，主张治理结构实质独立于东道国民主制度的特别经济区。Ebner和Peck（2022）已表明特许城市模式动员“白板”（tabula-rasa）构想——一个可铭写新治理的空白石板幻想，压制了该区域覆盖的既有秩序。特朗普政府自身的表述使边疆时间性显式化：其“量子跃迁”演讲承诺在割让的联邦土地上启动至多十个自由城竞赛，框架为“重新开放边疆”；演讲后成立的两个游说团体——边疆基金会（Frontier Foundation）与自由城市联盟（Freedom Cities Coalition）——在命名上即具体化了这一时间逻辑。作者指出，当与同一政府有关联的投资者将该计划延伸至Kalaallit Nunaat时，边疆不再只是隐喻：它是一个政策装置的组织性时间性，其国内与帝国野心共享同一结构。作者进一步分析，洪都拉斯先例（Próspera特别经济区）展示了该模式遭遇民主抵抗时的运作方式：自愿参与前提背后的结构性胁迫，以及国际投资法被用来推翻民主选择。Kalaallit方面的回应是2025年和2026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口号为“Kalaallit Nunaat kalaallit pigaat”（Kalaallit Nunaat属于Kalaallit人）；Kalaaleq建筑师Ulloriaq Kristian Lennert致信特朗普：“我担心历史重演，只是换了一种新语言”。Lennert与Jonas Rasmussen的硕士论文《去殖民化Kalaallit Nunaat建筑》提出一种“倾听、适应与记忆”的建筑，植根于原住民知识，拒绝殖民城市性所运作的进口类型学。作者总结，“自由城”寻求的是对主权本身的驯化——将Kalaallit政治自决呈现为需要克服的障碍，而非拥有自身未来主张的合法政治当下。

五、讨论与结论

作者在讨论部分指出，三个案例共同揭示：虽然形式、行动者乃至世纪各不相同，操作却是一致的——一种城市形式、语言或想象从外部投射到Kalaallit领土，未经Kalaallit有意义的同意，借此主张该领土的未来归属。三种时间逻辑各有不同：Camp Century的边疆时间基于Fabian（1983）所称的“异时主义”（allochronism）——通过将他人构成为不同、更早时间的居民而进行时间疏离；丹麦福利殖民城市主义则通过Birth（2008）所识别的相反但同样疏离的“同时主义”（homochronism）运作——发展时间承认Kalaallit存在，却将其纳入一个非其所造的时间表；自由城则同时施行两种操作，将异时主义与同时主义压缩为单一的时间置换行为。作者强调，丹麦案例在分析上具有枢纽地位，因为它提供了两个美国案例运作所依赖的殖民基底。作者进一步区分了物质时间政治与想象时间政治对抵抗的意义：物质时间政治可通过身体与持续实践被拒绝，想象时间政治则必须在话语层面以反叙事与主权在场的主张来应对。作者引入“活跃的过去”概念总结：被宣判过时的事物可以拒绝沉寂并作用于当下——Camp Century的废弃物因冰盖融化而重新打开主权问题，被宣判灭绝的食物实践依然持续，被否认的主权正在制度性地重建。结论部分，作者分析了2026年4月特朗普的Truth Social帖子（“记住格陵兰，那块巨大的、管理糟糕的冰块”）与2026年9月美国、丹麦与Kalaallit Nunaat签署的修订1951年防务协议的协定。作者指出，前者精确再现了发展时间的“同时主义”与边疆时间的“异时主义”，后者则在承认Kalaallit人民自决权的同时，将美国军事贡献确立为“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并规定若Kalaallit Nunaat独立，新国家须“自独立之日起”承担协议全部义务——在同一文本中既承认又先发制人地限制了该人民可能做出的决定。作者总结，城市想象本身即是领土主张的工具，在建成形式之前或替代建成形式从事时间政治工作；区分物质与想象时间政治，有助于确定时间秩序在何处生效，从而也确定在何处可以被拒绝。文章的政治结论回到APK 1970年 articulated 的主张：殖民城市主义的工具从长远来看应旨在使自己变得多余。作者最后强调，Kalaallit Nunaat人口约56,000，面对三个多世纪的丹麦殖民存在与反复出现的美国帝国压力，却持续维持着制度、语言、知识与拒绝——这种政治性、知识性与物质性的持续模式，其教益超越了北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