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区样本中认识论信任、心智化与极端主义态度之间的关联研究

《Frontiers in Psychiatry》：Epistemic trust, mentalizing and extremist attitudes in a German community sample

　　

摘要专业翻译 引言： 极端主义态度（此处指阴谋心态、反犹态度及对暴力的意识形态支持）通常在政治学或社会心理学背景下被研究，然而从临床心理学概念切入对其进行考察，可能为理解其潜在心理机制提供额外洞见。本研究旨在探索自我报告的极端主义态度与认识论信任（epistemic trust）、不信任（mistrust）和轻信（credulity），以及心智化（mentalizing）之间的关系。不同的认识论立场以及心智化能力的困难被视为非病理性个体差异，反映心理脆弱性与心理韧性。 方法： 本研究为问卷调查研究，采用认识论信任、不信任与轻信问卷（Epistemic Trust, Mistrust and Credulity Questionnaire, ETMCQ）评估认识论信任、不信任与轻信水平，采用心智化问卷（Mentalization Questionnaire, MZQ）评估心智化缺陷，并评估极端主义态度的认同程度（反犹态度采用德国联邦公民教育机构右翼极端主义模型问卷中的2个条目，阴谋心态采用阴谋心态问卷（Conspiracy Mentality Questionnaire, CMQ），暴力支持态度采用暴力极端主义态度量表（Violent Extremist Attitudes Scale, GEE）），研究样本为德国社区样本（N = 566）。由于这些概念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本研究采用探索性方法，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考察潜在关联。自我报告的精神障碍存在情况及参与者性别被纳入模型中。 结果： 认识论不信任与所有极端主义态度均通过心智化缺陷呈正向关联；认识论信任与阴谋心态之间亦存在边缘显著的负向关联。认识论信任或轻信对极端主义态度的其他间接效应均未达到显著水平。精神障碍的存在与认识论轻信、认识论不信任及心智化缺陷相关，但与极端主义态度无关。女性性别与更高的认识论信任、更低的反犹态度及更低的暴力支持态度认同相关。 结论： 探索性发现应启发未来针对所考察构念的纵向或实验研究，以确定其是否可能成为减少普通人群中极端主义态度的有前景的干预靶点。此外，性别特异性机制具有相关性，有待进一步探索。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极端主义态度的抬头已成为社会与政治 discourse 中的核心议题。极端主义态度并非单一现象，而是涵盖不同但往往相互关联的信念系统，包括阴谋心态、反犹态度与暴力支持态度。已有研究表明，阴谋思维是反犹行为的稳健预测因子，阴谋心态亦能预测暴力极端主义态度的增强，提示这些信念系统在经验上相互关联而非独立存在。

关于极端主义态度形成的心理机制研究，日益强调厌恶情绪体验的重要性，如恐惧、对不公正的纠正渴望、长期处于劣势与歧视等。然而，已有研究多从政治学或社会心理学视角切入，较少从临床心理学概念出发考察其潜在心理机制。认识论信任（指个体在适当时机灵活抑制天然认识论警惕性，将社会传递信息视为相关、可信与可靠的沟通立场）、认识论不信任（人际过度警惕）与认识论轻信（对不可靠来源不加区分地信任），以及心智化能力（理解自我与他人行为背后心理状态的能力），均为临床心理学中具有理论基础但属非病理性、维度性的心理构念。已有研究发现，认识论立场与心智化能力密切相关，心智化缺陷与僵化、扭曲信念的风险增加有关，而有效的心智化被认为伴随更高的认识论信任。

然而，这些概念在临床领域之外的实证关注十分有限，且已有研究提示其间关系复杂。因此，本研究旨在德国社区样本中探索认识论立场（信任、不信任、轻信）、心智化与极端主义态度（反犹信念、阴谋思维、暴力极端主义）之间的潜在关联，并将精神疾病诊断与性别作为潜在混杂因素纳入分析。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问卷调查研究。样本来源于德国社区人群，通过在线面板供应商Respondi招募，纳入标准为具备足够德语能力、年龄18至65岁。最终有效样本为566名参与者（平均年龄43.25岁，女性49.12%），其中25.1%报告在过去一年内经历过精神障碍。数据通过SoSci Survey平台于2022年2月在线收集，研究经海德堡大学行为与文化研究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研究采用以下核心测量工具：认识论信任、不信任与轻信问卷（ETMCQ）评估三种认识论立场；心智化问卷（MZQ）评估心智化缺陷；阴谋心态问卷（CMQ）评估阴谋思维倾向；暴力极端主义态度量表（GEE）评估暴力支持态度；反犹态度采用右翼极端主义模型问卷中的2个条目进行评估。数据分析采用R-Studio，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假设，以WLSMV估计器处理非正态分布数据及分类控制变量，并将性别与精神障碍作为哑变量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三、研究结果

描述性与预备分析： 与预期相反，认识论信任与认识论不信任及所有形式的极端主义态度均无显著相关；轻信与暴力支持态度亦无显著关联。除认识论不信任外（α = .60，可能因其仅含3个条目），所有构念的内部一致性均为可接受到良好（α = .77-.90）。

假设1检验： 认识论不信任与心智化缺陷之间存在高度显著的正向关联（β = .704, p ≤ .001），即认识论不信任水平越高的参与者，其心智化能力越低。认识论信任与心智化缺陷之间存在边缘显著的负向关联（β = -.103, p = .055）。而认识论轻信与心智化能力之间的关联未得到数据支持。

假设2检验： 心智化缺陷与暴力支持态度（β = .175, p ≤ .001）、阴谋心态倾向（β = .345, p ≤ .001）及反犹态度认同（β = .179, p ≤ .001）均呈显著正向关联，假设2得到完全确认。

假设3检验： 认识论不信任通过心智化缺陷对暴力支持态度（间接效应 = .123, p = .005）、阴谋心态（间接效应 = .243, p ≤ .001）及反犹态度（间接效应 = .128, p = .004）的间接效应均显著。认识论信任通过心智化缺陷对阴谋心态的间接效应呈边缘显著（p = .056），对反犹及暴力极端主义态度的间接效应未达显著。涉及认识论轻信的所有间接路径均未达显著。

控制变量结果： 精神障碍的存在与认识论轻信（β = -.345, p ≤ .001）、认识论不信任（β = -.293, p ≤ .001）及心智化缺陷（β = -.105, p = .019）显著相关，即报告过去一年内有精神障碍的参与者表现出更高的认识论轻信、不信任及更低的心智化能力；但精神障碍与极端主义态度无显著关联。女性性别与更高的认识论信任（β = -.245, p ≤ .001）、更低的反犹思维（β = -.166, p ≤ .001）及更低的暴力支持态度（β = .212, p ≤ .001）显著相关。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部分指出，认识论不信任与极端主义态度通过心智化缺陷的间接关联模式与所提出模型相容，但鉴于横断面设计，不能提供因果确认，亦不能排除互惠关系或共享潜在脆弱性的替代解释。心智化缺陷可能构成连接认识论不信任与极端主义态度的一条路径，与既往关于心智化作为抵御不良后果（如早期虐待后的暴力行为）的韧性因素的研究一致。这一发现提示，以改善心智化能力为目标的干预措施（如心智化基础治疗MBT）可能成为减少普通人群极端主义态度的潜在候选策略，但需未来研究验证。

关于认识论信任与阴谋心态之间边缘显著的负向间接关联，研究者讨论了与既往工作组的正向间接关联发现（通过偏执困扰中介）的不一致，认为不同研究设计及中介变量的差异可能解释这种不一致模式，二者关系需进一步探索。

精神障碍与极端主义态度无关联的发现与极端主义观点本身不被视为精神病理学的观点一致，提示临床心理学概念可能作为一般心理韧性技能超越临床领域发挥作用。

性别差异方面，女性参与者更不可能支持暴力极端主义态度，且更高的认识论信任伴随更低的反犹态度认同，与文献中关于性别差异的报道部分一致，但反犹主义表达形式可能存在性别特异性差异，需进一步研究。

研究结论为：探索性发现应启发未来纵向或实验研究，以确定所考察构念是否可能成为减少普通人群极端主义态度的有前景候选靶点；性别特异性机制具有相关性且有待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