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大脑健康：促进与守护大脑健康的行动框架

《BMC Global and Public Health》：Public brain health: a framework for action to promote and safeguard brain health

　　

摘要专业翻译 大脑健康的促进通常在个体层面开展，例如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或处于高风险的人群寻求精准治疗。然而，全球神经系统疾病负担日益加重，以及人们对大脑在人类生活各个方面核心作用的认识不断加深，激发了人们对大脑公共卫生路径的兴趣，该路径强调人群层面策略，使所有人受益，作为社会“全民大脑健康（brain health for all）”愿景的一部分。本文将新兴的公共大脑健康（public brain health）概念定义为跨部门行动，旨在确立大脑健康优先事项、赋能社区并减少健康不公平，最终目标是在全生命周期内改善人群层面的大脑健康。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促进和守护人群大脑健康的框架，其关键要素包括：与社区共同确定优先事项、平衡预防策略、以及通过雄心勃勃的政策制定缩小全球大脑健康差距。公共大脑健康呼吁集体责任，以在生命全程中最大化大脑健康公平。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长期以来，大脑健康的促进工作主要在个体层面开展，例如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或处于高风险的人群寻求精准治疗方案。然而，全球神经系统疾病负担持续加重——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GBD）数据，全球已有三分之一的人患有某种神经系统疾病——同时人们对大脑在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核心作用认识不断深化，这促使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人群层面的公共卫生路径。传统研究框架倾向于将大脑健康视为仅对特定高风险人群（如中老年痴呆高危人群）重要的目标，而忽视了大脑健康本身作为全社会共同目标的价值。

这种以疾病为中心的个体化路径存在多重问题。首先，它可能导致对高风险人群的污名化和边缘化；其次，它将健康责任归于个人而非政治和社会层面；第三，从预防效果看，大量人群暴露于较低风险所带来的总体疾病负担，远大于少数人群暴露于较高风险所带来的负担，这一“预防悖论（prevention paradox）”已在痴呆和卒中研究中得到实证支持。然而，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路径研究仍然不足。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22年发布了首个大脑健康定义，并于2022—2031年发布了癫痫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跨部门全球行动计划（Intersectoral Global Action Plan, IGAP），标志着公共卫生路径的正式启动，但公共大脑健康的系统框架仍有待建立。

二、研究内容与核心结论

研究人员在2024年世界公共卫生协会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s, WFPHA）与WHO共同修订的《全球公共卫生宪章》框架下，提出了公共大脑健康的定义与行动框架。公共大脑健康被定义为跨部门行动，旨在确立大脑健康优先事项、赋能社区并减少健康不公平，最终目标是在全生命周期内改善人群层面的大脑健康。框架围绕三大核心支柱展开：促进（promotion）、预防（prevention）和保护（protection），并由四项赋能因素（信息、治理、倡导、能力建设）和四项核心价值（公平、包容、正义、团结）支撑。

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第一，有效的大脑健康促进需要与社区共同确定优先事项，而非仅依赖专家驱动路径；第二，平衡的预防策略应以赋能（empowerment）而非行为改变（behavior change）为基础，强调原始预防（primordial prevention）在实现健康公平中的关键作用；第三，缩小全球大脑健康差距需要同时采取“大脑优先（brain-first）”和“大脑兼益（brain-too）”两种政策视角，且现有证据更支持后者——即更广泛的社会政策（如福利国家扩张、医疗可及性提升、边缘群体政治参与增加）对大脑健康产生了间接但显著的积极影响。

三、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为观点与框架构建类论文，主要采用文献综合分析方法，系统梳理了WHO、GBD研究、Lancet委员会报告等权威来源的流行病学数据与政策文件，并基于WFPHA 2024年《全球公共卫生宪章》的理论框架进行概念整合。研究还回顾了2006年以来不同机构对大脑健康的定义演变（表3），以及来自拉丁美洲（如智利、哥伦比亚）和全球多地的实证研究证据，包括LatAm FINGERS多领域干预试验和大脑时钟（brain clocks）深度学习算法研究等。

四、研究结果

促进：与全社会共同确定健康优先事项是制定有效促进政策的必要条件

有效的脑健康促进要求与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同确定和实施优先事项，而非仅依赖专家驱动路径。WHO于2022年发布的首个脑健康定义将脑健康视为一个连续谱，涵盖认知、感觉、社会情感、行为和运动等多个维度。研究人员指出，脑健康的定义方式直接影响促进方式，因此促进工作应整合学术研究者、公共卫生从业者、政策制定者、民间社会以及具有不同脑健康决定因素暴露经历的人群。不同国家因社会人口特征不同，脑健康促进的优先事项也各异：哥伦比亚因数十年内战将创伤列为高优先事项，印度因空气污染问题将环境因素置于重要位置，而日本等老龄化社会则更重视痴呆预防和老年照护基础设施。

预防：平衡预防以实现赋能

有效的大脑健康预防需超越传统路径，采用全面的、以公平为核心的策略。预防涵盖五个层级：原始预防（primordial prevention）、一级预防（primary prevention）、二级预防（secondary prevention）、三级预防（tertiary prevention）和四级预防（quaternary prevention）。当前脑健康领域以一级和二级预防为主导，但公共大脑健康强调原始预防对实现健康公平至关重要，因为它针对影响风险在人群中分布的上游因素。研究证据表明，仅依靠生活方式行为改变（如健康饮食、增加运动、社交和认知活动）对老年人脑健康的影响较弱，而赋能策略——针对“原因的原因”（如教育、城市设计、服务可及性）——更能实现可持续的健康收益。行为改变路径还可能延续家长式作风、受害者归咎和健康不公平。

保护：通过合理可行的手段缩小全球脑健康差距

全球脑健康差距显著。GBD研究显示，1990—2021年间37种神经系统疾病的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 DALYs）率平均下降27%，但总体负担因人口老龄化而增加。这些改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high-income countries, HICs）：卒中发病率和死亡率自1990年以来持续下降，痴呆发病率每十年下降最高达13%。然而，中低收入国家（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LMICs）的卒中与痴呆负担在过去三十年间反而增加。2010年96%的出生窒息后新生儿脑病病例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而这些病例本可通过普及产科护理和新生儿复苏来预防。研究人员提出两种政策视角：“大脑优先”针对特定循证行动改善脑健康，“大脑兼益”则认识到脑健康改善可作为更广泛卫生和社会政策的附带收益。现有证据更支持后者——二战后欧洲和美国引入社会化卫生和福利制度后，人群健康不平等减少，老年期脑健康改善，这与生命全程模型一致。

五、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公共大脑健康的三大支柱需要一个连贯框架，该框架基于WFPHA 2024年宪章，包含四项赋能因素：生成稳健相关的信息、将脑健康嵌入跨部门治理与政策、开展有效倡导以提高脑健康的政治和社会优先性、通过技能多样化的队伍和可持续资源利用进行能力建设。框架以公平、包容、正义和团结为核心价值。研究人员强调，脑健康具有类似基础设施的社会资源属性，服务于人类所有其他个体和集体事业。经济论证日益重要，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卫生系统中最大化脑健康促进的长期可行性。

结论部分指出，该框架代表了脑健康路径的根本转变——从个体生物医学干预转向全面的、以公平为核心的公共卫生行动。公共大脑健康的核心要素（与社区合作赋能并减少健康不平等）即使在小规模上也可实施，但实现人群层面改善需要跨部门推动。多个跨部门倡议表明这一方向已有明确势头：2025年7月世界经济论坛和2025年9月第80届联合国大会科学峰会上，脑健康日益被政策制定者视为社会福祉的核心。正如“对心脏好的对大脑也好”已从边缘概念成为主流共识，现在正形成“对大脑好的对社会也好”的新共识。脑健康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需要超越疾病导向的运动，转向涵盖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的综合叙事。公共大脑健康与“同一健康（One Health）”理念一致，强调人、动物和生态系统健康的相互依存，并有望融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等更广泛的政策议程。研究还指出，脑健康的定义尚未达成完全共识，尤其涉及心理健康概念时仍需进一步细化；且现有定义均未明确纳入更广泛社会的利益相关者。拉丁美洲的经验表明，将研究转化为有效政策面临巨大挑战——如智利国家痴呆政策在诊断和治疗方面取得进展，但预防、照护连续性、研究和能力建设进展不足——但该地区也提供了成功范例，包括LatAm FINGERS多领域干预试验、写入智利宪法的“神经权利（neurorights）”保护，以及利用深度学习方法开发脑健康差距算法生物标志物的创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