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患者佩戴传统气导与骨导助听器的功能性结局评估

《European Archives of Oto-Rhino-Laryngology》：Functional outcomes of conventional air- and bone-conduction hearing aids in patients with unilateral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摘要专业翻译 目的：探讨佩戴传统助听器（HAs）的单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USNHL）患者在多人交谈环境下的言语表现、主观听力满意度与空间能力，以及影响干预结局的因素。 方法：研究回顾性纳入32例以汉语普通话为母语的USNHL患者。根据个体适配性，患者分别佩戴气导（AC）或骨导（BC）助听器。气导助听器验配依据NAL-NL2（成人）或DSL v5（儿童）处方目标进行真耳测量（REM）。在初次验配时，研究人员在三种空间构型下评估多人交谈条件下的噪声中言语感知，三种构型分别对应双耳去掩蔽效应（binaural squelch）、双耳总和效应（binaural summation）和头影效应（head shadow）。研究人员采用中文版言语、空间与听觉质量量表（C-SSQ12）评估主观表现。6个月随访时再次进行言语感知测试、C-SSQ12量表评估及总体满意度调查。 结果：在初次助听器验配时，佩戴助听器与未佩戴助听器相比，在S0N0、S0NSSD和SSSDNNH三种构型下言语识别阈值（SRT）均无显著差异（p=0.5983，p=0.1008，p=0.9375）。6个月随访时（n=12），与基线相比未检测到言语感知的显著改善（所有构型p>0.05）。然而，在C-SSQ12结局方面（n=26），评估空间定位的条目（第6题和第7题）在6个月时较基线有显著改善（r=-0.5691，p=0.004；r=-0.6674，p<0.001），而音乐感知条目（第10题）得分下降（r=-0.5254，p=0.007）。根据Cohen标准，效应量均为大效应。在初次验配时，听力损失病程与SSSDNNH条件下的SRT变化呈负相关（r=?0.3549，p=0.0463），较差耳纯音平均听阈（PTA）与S0NSSD条件下的?SRT呈负相关（r=?0.4057，p=0.0212）。助听器验配前言语得分与三种构型下的?SRT均呈负相关（所有p<0.05）。较差耳PTA与6个月时C-SSQ12总分改善呈正相关（r=0.4743，p=0.0144）。 结论：在6个月的适应期内，佩戴传统助听器的USNHL患者仅在主观空间感知能力的两个条目上表现出有限的改善，而大多数主观领域及所有客观双耳噪声中言语表现指标均未显示显著获益。听力损失病程、验配前言语得分和较差耳PTA是初次助听器验配时短期言语结局的影响因素。较差耳PTA同样影响6个月随访时的主观言语、空间及听觉质量表现。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单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unilateral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USNHL）以双耳听力敏感度显著差异为特征，患耳听力损失程度可从轻度至极重度不等。该疾病可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导致声音定位困难、嘈杂环境中言语理解障碍以及社会孤立等问题。这些挑战源于双耳听觉效应的缺失，包括双耳去掩蔽效应（binaural squelch）、头影效应（head shadow）和双耳掩蔽释放效应。儿童USNHL患者面临学业落后、行为问题、心理社会挑战以及言语语言发育迟缓的风险；老年患者则常通过调整头部位置和回避困难声学环境来代偿听力损失，但这些适应性行为可能对其日常功能和整体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尽管USNHL的临床意义日益受到重视，但基于证据的干预指南仍然有限。人工耳蜗（cochlear implant，CI）已被证明可显著改善USNHL患者的听力和生活质量，但由于报销限制、解剖条件、保留残余听力需求或手术禁忌等原因，部分患者无法接受CI植入。老年患者可能因基础疾病而难以耐受手术麻醉。因此，传统放大装置——包括气导（air-conduction，AC）和骨导（bone-conduction，BC）助听器（hearing aids，HAs）——成为该人群重要的非手术替代方案。

日常聆听中常见的挑战是在多个干扰声中聚焦单一目标声，即所谓的"鸡尾酒会问题"。尽管了解USNHL患者助听器结局的临床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既往研究很少对该人群同时进行客观言语感知和主观空间及听觉质量的全面评估。部分研究仅关注单一空间构型下的言语能力，或样本量有限，或未纳入儿童患者。对于使用传统骨导助听器的单侧聋（single-sided deafness，SSD）患者，言语感知和主观结局的系统评估更为匮乏。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三种代表不同双耳听觉现象的空间构型测试、标准化问卷评估和真实世界满意度数据收集，全面评估佩戴AC和BC助听器的USNHL患者在多人交谈环境中的言语表现及主观空间和听觉能力，为USNHL的助听器干预提供临床证据。

二、研究设计与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于2022年1月至2025年10月在山东省耳鼻喉医院开展，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2025-061-01）。共纳入32例以汉语普通话为母语的USNHL患者，其中儿童患者15例（10–16岁，平均13.47±1.85岁），成人患者17例（19–69岁，平均49.47±16.53岁）；另招募10例听力正常（normal hearing，NH）成人作为参照组。患者依据患耳气导纯音平均听阈（PTA）和健耳PTA选择AC或BC助听器：患耳AC PTA≤80 dB HL时首选AC助听器；患耳AC PTA在65–80 dB HL之间且健耳PTA≤15 dB HL时，AC和BC助听器均可评估，最终由患者偏好和表现决定；患耳AC PTA超过80 dB HL时推荐BC助听器。25例患者佩戴AC助听器（Widex，丹麦），7例佩戴BC助听器（Sonitus，奥地利）。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①真耳测量（real-ear measurement，REM）：采用Aurical系统（丹麦）在隔声室内对所有AC助听器验配进行验证，以国际言语测试信号（ISTS）为刺激声，依据NAL-NL2（成人）或DSL v5（儿童）处方目标在50、65和80 dB SPL输入水平下验证真耳助听响应（REAR）；②自适应汉语普通话语句噪声中言语识别测试：采用Xi等建立的计算机辅助汉语言语测听平台，言语材料为男性普通话发音者录制的每表20句、每句6–8个汉字，噪声为包含两男两女的四说话人嘈杂声（four-talker babble），目标言语固定在65 dB SPL，噪声水平根据患者应答正确率自适应调整；③三种空间构型测试：S₀N₀（言语和噪声均在前方，代表双耳总和效应）、S₀N_SSD（噪声位于患耳侧90°方位，代表双耳去掩蔽效应）、S_SSDN_NH（言语位于患耳侧90°方位、噪声位于健耳侧，代表头影效应）；④中文版言语、空间与听觉质量量表（C-SSQ12）：包含12个条目，分别评估言语感知（第1–5题）、空间听觉（第6–8题）和声音质量（第9–12题），采用0–10分制，总分0–120分；⑤6个月随访时对成人患者进行结构化主观获益问卷评估。

三、研究结果

患者特征与听力学结局：32例患者中，患耳平均PTA（0.5、1、2、4 kHz）为71.62±21.77 dB HL，健耳为12.54±5.67 dB HL。BC助听器患者患耳PTA为102.50±21.76 dB HL。根据WHO（2021）标准，听力损失程度分布为：轻度1例、中度2例、中重度7例、重度17例、完全/全聋5例（含5例SSD）。佩戴助听器后患耳平均PTA为34.73±7.61 dB HL。25例AC助听器患者在250 Hz至4 kHz所有测试频率上，助听后的听阈较未助听均显著改善（所有p<0.01，效应量大）。7例BC助听器患者佩戴装置后平均骨导PTA为32.50±5.15 dB HL。

言语识别结局：未助听时，S₀N_SSD构型（去掩蔽效应）的SRT（?13.93±2.10 dB SNR）显著优于S₀N₀（?4.91±2.20 dB SNR）和S_SSDN_NH（?3.09±5.33 dB SNR）（均p<0.0001）。初次验配后即刻助听状态下，三种构型间呈现相似的空间效应模式。但三种构型下助听与未助听相比均无显著差异（S₀N₀：p=0.5983；S₀N_SSD：p=0.1008；S_SSDN_NH：p=0.9375）。10例NH听者在S₀N₀、S₀N_左/右和S_左N_右/S_右N_左构型下的SRT分别为?4.83±0.93、?26.53±3.38和?29.70±3.10 dB SNR，后两种空间分离构型显著优于USNHL患者（无论助听与否，均p<0.0001）。6个月随访时12例患者完成言语测试，三种构型下与未助听和即刻助听相比均无显著变化（所有p>0.05）。

C-SSQ12量表结局：基线时32例患者C-SSQ12总分为75.16±23.06。6个月时26例患者完成随访，总分升至85.58±16.41。第6题（声音定位）和第7题（距离感知）得分显著改善（分别Δ1.46±2.34，p=0.004；Δ1.54±1.96，p<0.001），效应量均为大效应；第10题（乐器识别）得分显著下降（Δ?1.47±2.74，p=0.007），效应量为大效应。其余条目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

影响因素分析：初次验配时，听力损失病程与S_SSDN_NH条件下?SRT呈负相关（r=?0.3549，p=0.0463），即病程越长，头影效应获益越大；较差耳PTA与S₀N_SSD条件下?SRT呈负相关（r=?0.4057，p=0.0212），即较差耳听力损失越重，去掩蔽效应获益越大；验配前言语得分与三种构型下?SRT均呈负相关（所有p<0.05），即验配前言语表现越好，助听器短期获益越大。6个月时，较差耳PTA与C-SSQ12总分改善呈正相关（r=0.4743，p=0.0144），即较差耳听力损失越重，主观获益越大。

主观获益反馈：6个月时17例患者完成主观反馈问卷。52.94%报告健耳响度更大，35.29%报告双耳响度平衡，11.76%报告助听侧响度增加。所有患者（100%）均体验到双耳同时感知声音。88.24%表示健耳声音清晰度更高。大多数患者对声音定位能力和助听耳检测较弱声音的能力表示满意。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客观与主观测量之间的分离现象：客观双耳言语感知获益在6个月研究期内未被证实，而C-SSQ12中仅两个空间条目出现显著改善，大多数主观领域未见改善。研究认为，传统助听器可能不足以恢复双耳线索以在复杂多人交谈环境中实现有效去掩蔽，尽管其支持双耳聆听。双耳线索整合以改善噪声中言语感知可能需要超过6个月的延长适应期，因为听觉输入恢复后的听觉可塑性是一个渐进过程。与NH听者相比，USNHL患者在空间分离条件下约15–26 dB SNR的显著缺陷凸显了单侧听力损失的功能影响和干预的重要性。研究还指出，样本量有限、随访脱落（言语测试12/32，C-SSQ12 26/32）、人群异质性以及6个月随访期可能不足以捕捉完全适应效应等局限性。

研究结论：本回顾性研究初步表明，传统AC和BC助听器在6个月内为USNHL患者提供的主观空间能力改善仅局限于两个条目，客观噪声中言语表现和大多数主观领域均无可测量的增强。与其它双耳效应相比，USNHL患者的双耳总和效应相对保留。听力损失病程、较差耳PTA和验配前言语得分与初次验配时SRT变化部分相关。较差耳PTA是6个月适应期内主观言语、空间和听觉质量表现的影响因素。未来研究应采用更大样本和更长随访时间，以刻画双耳适应的时间进程并识别最佳结局的预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