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猪兽医与维多利亚州养猪生产者胃肠道寄生虫防控、诊断实践及抗寄生虫药耐药认知问卷调查研究

《The Veterinary Journal》：Gastrointestinal parasite control practices in pig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Australian veterinarians and Victorian pig producers

　　

摘要：胃肠道寄生虫仍是澳大利亚养猪生产中重要但认识不足的挑战。本研究通过两项于2024年4月至12月实施的REDCap（Research Electronic Data Capture）在线问卷，评估澳大利亚猪兽医和维多利亚州养猪生产者对寄生虫的知识、诊断实践、寄生虫控制策略及抗寄生虫药耐药（antiparasitic resistance）意识。共获得21名兽医和83名生产者的回复。兽医对寄生虫感染的认知高于生产者：67%（14/21）报告寄生虫相关疾病，52%（11/21）观察到屠宰场病变；生产者分别为23%（19/83）和7%（6/83）。57%（12/21）的兽医推荐粪卵计数（faecal egg counts, FECs），但仅17%（14/83）的生产者使用；76%（16/21）的兽医推荐抗寄生虫治疗，但仅48%（40/83）的生产者使用。兽医推荐策略性治疗，而生产者主要依赖间隔给药。57%（12/21）的兽医和37%（31/83）的生产者报告对抗寄生虫药耐药性的担忧。大多数兽医（81%，17/21）近期未接受猪寄生虫相关继续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68%（56/83）的生产者缺乏正规动物科学培训（animal science training）。解释这些发现时应考虑自愿调查设计、兽医样本量小、生产者样本仅来自维多利亚州以及依赖自我报告数据。尽管如此，这些发现揭示寄生虫意识、诊断和控制实践存在重大差距，强调需要针对性教育、改进监测和澳大利亚养猪行业循证（evidence-based）寄生虫管理项目。

论文解读：澳大利亚猪兽医与维多利亚州养猪生产者胃肠道寄生虫防控实践问卷调查研究

胃肠道寄生虫（gastrointestinal parasites）包括Ascaris suum、Oesophagostomum spp.、Trichuris suis及球虫（Cystoisospora suis和Eimeria spp.），是全球猪常见寄生虫感染，也是猪健康和生产力的重要限制因素。这些寄生虫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感染阶段因虫种而异；感染常呈年龄依赖性，C. suis主要影响仔猪，A. suum和T. suis常见于生长猪，Oesophagostomum spp.和Eimeria spp.更常见于成年猪。感染常为亚临床，但中度至重度感染可损害肠道健康、降低营养利用、影响生长性能并造成经济损失，例如感染猪可出现采食量下降5%、增重降低31%和饲料转化率升高17%。有效控制需将抗寄生虫治疗与针对特定生产系统的管理策略结合；现代限位饲养系统配合严格生物安全可降低感染风险，而户外、散养、有机和深垫料系统常有利于寄生虫存活和传播。抗寄生虫药仍是控制基石，但可用化合物有限；托曲珠利广泛用于仔猪C. suis防控，1998年在澳大利亚注册；大环内酯类（macrocyclic lactones, MLs）、苯并咪唑类（benzimidazoles, BZs）、左旋咪唑（levamisole, LEV）等广泛用于线虫感染，但过度常规使用可增加耐药选择压力。已有Oesophagostomum spp.和C. suis对多种抗寄生虫药耐药的报道，而猪用治疗替代有限。历史上澳大利亚猪场广泛使用抗寄生虫药，20世纪90年代调查中Mercy et al.报告89%的猪场使用驱虫药、79%常规治疗母猪；但关于当代寄生虫控制实践、诊断方法和耐药意识的信息仍有限。该知识缺口对制定循证、可持续且能保护现有药物疗效的寄生虫管理策略至关重要。因此，研究人员利用在线问卷调查澳大利亚猪兽医推荐的寄生虫控制实践及维多利亚州养猪生产者实施的实践，提供当代且面向实践的澳大利亚养猪生产寄生虫管理评估。

研究人员开展了两项在线问卷研究，最终纳入83名生产者和21名猪兽医，比较其寄生虫知识、诊断实践、控制策略和抗寄生虫药耐药意识。研究结论显示，兽医对寄生虫相关疾病和屠宰场病变的认知高于生产者；兽医推荐粪卵计数（FECs）和抗寄生虫治疗的比例明显高于生产者实际使用比例；兽医推荐策略性治疗，生产者主要依赖间隔给药；兽医和生产者均报告一定程度的耐药担忧，但常规疗效评估不常见；大多数兽医近期未接受猪寄生虫继续专业发展（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多数生产者缺乏正规动物科学培训。研究意义在于首次较全面评估澳大利亚猪生产者和兽医的胃肠道寄生虫管理实践，揭示寄生虫意识、诊断和控制实践的重大差距，强调针对性教育、改进监测和循证寄生虫管理项目的必要性。

关键技术方法（≤250字）：研究人员于2024年4月至12月开展两项基于REDCap（Research Electronic Data Capture；研究电子数据采集系统）的在线问卷，目标人群为澳大利亚猪兽医（Australian Pig Veterinarians, APV成员，>30名）和维多利亚州猪生产者（含商业、小规模及后院生产者）。生产者问卷53题（48项封闭、5项开放），兽医问卷由生产者问卷衍生；内容涵盖人口学与场群特征、寄生虫知识、诊断与控制、抗寄生虫药使用与耐药、饲养卫生管理，并按猪生产阶段分层。调查通过Australian Pork Limited（APL）通讯、Agriculture Victoria邮件和社交媒体发放，兽医在2024 APV Conference现场招募。纳入完成或>60%条目回答者；采用R 4.3.1的MICE包以分类与回归树（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CART）法进行多重插补（10次），随后描述性统计并编码自由文本。

研究结果：
3.1 调查参与者人口学特征：通过问卷人口学与场群特征数据的描述性分析，最终数据集包括83名生产者和21名猪兽医；生产者均来自维多利亚州，兽医主要来自昆士兰州（38%，8/21）、维多利亚州（33%，7/21）和西澳大利亚州（14%，3/21）。生产者中49%（41/83）为女性，75%（62/83）为农场主，37%（31/83）有1—5年养猪经验，68%（56/83）无农业、动物科学或猪生产正规教育；兽医中67%（14/21）为男性，38%（8/21）有超过15年澳大利亚养猪业经验。78%（65/83）的场未获澳大利亚养猪业质量保证计划（Australian Pork Industry Quality Assurance Program, APIQ）认证；43%（36/83）将猪作为宠物饲养，35%（29/83）为户外或散养系统，15%（12/83）为集约化系统；兽医最常服务集约化（44%，21/48）和户外/散养（27%，13/48）系统。81%（17/21）的兽医近2—3年未接受猪寄生虫或寄生虫控制继续专业发展培训。饲养管理方面，兽医最常推荐稻草（39%，11/28）和锯末（18%，5/28）作垫料，推荐猪栏休整、清洗后消毒，但生产者采纳程度差异较大；Virkon S为最常推荐消毒剂，其次为Farm Fluid S和季铵盐化合物。通过该部分得出样本以维多利亚州生产者为主、生产者正规培训不足且兽医寄生虫继续教育缺乏的结构性特征。

3.2 寄生虫知识、传播和诊断：通过知识、传播和诊断相关条目的组间比较，67%（14/21）的兽医报告在其管理猪群中观察到寄生虫相关疾病，52%（11/21）收到肉品检验中寄生虫相关病变报告；仅23%（19/83）的生产者报告观察到寄生虫相关疾病，7%（6/83）收到屠宰场关于寄生虫相关病变的反馈。临床症状认知存在差异：兽医最常报告腹泻、增重降低和体重减轻（各15%），生产者最常报告粪便中可见虫体（35%），其次为腹泻（15%）和体重减轻（15%）；血性腹泻（12%）、虚弱（9%）和喘鸣/呼吸窘迫（7%）几乎仅由兽医报告；仅40%（34/83）的生产者在寄生虫管理方面寻求兽医建议。两组均认为生长猪和育肥猪最易感（兽医79%和64%；生产者42%和37%）。最常被识别的寄生虫为A. suum（兽医38%，生产者44%）和T. suis（27%和32%），C. suis、Eimeria spp.和Strongyloides ransomi报告较少；兽医另报告Stephanurus dentatus、Oesophagostomum dentatum、Hyostrongylus rubidus和Metastrongylus elongatus。兽医对寄生虫重要性排序为T. suis（92%）、C. suis（83%）和A. suum（67%）。生产者和兽医均认为卫生条件不佳是最重要传播风险因素（生产者30%，7/23；兽医36%，10/28）。57%（12/21）的兽医推荐FECs，主要用于诊断（33%，8/24）、监测寄生虫负荷（37%，9/24）和评估药物对线虫疗效（17%，4/24）；仅17%（14/83）的生产者使用FECs，其中50%（7/14）依据兽医建议决定检测时间；75%（9/12）的兽医将粪便样本送至诊断实验室进行FEC分析。通过该部分得出兽医与生产者在寄生虫疾病认知、临床症状识别和诊断工具使用上存在明显差距。

3.3 抗寄生虫药使用：通过抗寄生虫药使用、给药策略、剂量估算和耐药相关条目分析，76%（16/21）的兽医推荐使用市售抗寄生虫药，但仅48%（40/83）的生产者报告给猪使用；86%（18/21）的兽医还推荐抗球虫产品如Baycox^?（Elanco Australasia Pty Ltd）。62%（13/21）的兽医推荐在断奶前开始抗寄生虫治疗，而生产者最常在断奶后首次给药（33%，13/40）。口服给药为兽医（33%）和生产者（51%）首选途径。生产者主要从农场用品店（53%，21/40）或在线零售商（20%，8/40）购买抗寄生虫药，兽医最常通过兽医诊所获取（56%，9/16）。多数受访者对药物成本是否为主要考虑持中性（生产者36%，30/83；兽医52%，11/21）或不同意（生产者34%，28/83；兽医38%，8/21）。兽医治疗决策主要基于猪寄生虫知识（30%，15/50）和诊所特定方案（20%，10/50）；生产者主要依赖兽医建议（41%，37/90），较少受同事或朋友（9%，8/90）及在线资源或社交媒体（4%，4/90）影响。治疗策略方面，兽医通常对年轻猪推荐间隔治疗、对成年种猪推荐策略性治疗；生产者除公猪外各年龄组主要采用间隔治疗。剂量确定方面，兽医最常目测群体中最重动物体重（31%），生产者最常目测个体动物体重（55%）。伊维菌素（ivermectin, IVM）为兽医在各年龄组最常推荐的抗寄生虫药，生产者常使用IVM和LEV。57%（12/21）的兽医和37%（31/83）的生产者认为抗寄生虫药耐药是寄生虫管理中的担忧，但仅24%的兽医和13%的生产者报告评估抗寄生虫治疗疗效。通过该部分得出治疗推荐与实际使用、给药策略、剂量估算准确性及疗效监测之间存在差距。

讨论部分总结：该研究是首次较全面评估澳大利亚猪生产者和兽医关于猪胃肠道寄生虫知识、诊断实践和控制策略的研究；兽医完成问卷人数较少符合澳大利亚猪专科兽医群体较小的实际（APV约30名成员）。生产者中43%为小规模饲养者或宠物猪饲养者，35%为户外或散养系统，仅约15%为集约化生产者；而多数兽医（71%）服务于集约化和/或户外商业企业。81%的兽医近2—3年未接受猪寄生虫或其控制方面的继续专业发展，主要依赖既有知识和实践方案，反映行业培训和专业发展中猪寄生虫学 emphasis 有限；澳大利亚猪寄生虫研究稀少，多数已发表研究可追溯至数十年前，最近报告已超过35年。与瑞典和意大利商业猪场研究相比，本研究中生产者报告寄生虫相关观察较低，可能与生产系统、生产者意识水平和调查人群构成有关；本研究中68%的生产者缺乏正规培训，43%将猪作为宠物，可能较少接触屠宰场反馈或寄生虫相关生产损失。维多利亚州近期69个猪场横断面调查中，FEC检测仅10%农场检出A. suum虫卵，提示感染率相对较低；但FEC和肝脏白斑评估敏感性较低，可能低估A. suum真实流行率，而ELISA（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血清学在维多利亚州猪群中诊断性能明显优于传统FEC和肝脏白斑检查。临床症状方面，腹泻为非特异性表现，寄生虫感染应与其他肠道疾病鉴别诊断并列考虑。最常识别寄生虫与全球流行病学及维多利亚州69个猪场近期调查一致，A. suum、T. suis、Oesophagostomum spp.和球虫为主要寄生虫。生产者和兽医均认为农场卫生不佳是主要传播促进因素，其次为高饲养密度和饲料粪便污染；户外和散养系统暴露更大，偶尔包括需要中间宿主的Metastrongylus spp.，因此澳大利亚野猪监测重要。室内和半集约化系统寄生虫负荷通常较低，但常见虫种仍流行；S. ransomi和H. rubidus多呈散发低流行，需中间宿主的寄生虫在室内系统多缺乏合适中间宿主。室内系统中A. suum和Oesophagostomum spp.流行率变化与湿度等环境条件有关；改善动物福利的圈舍改造（如群养母猪、公共休息区、泥地和垫料）可能无意中增强寄生虫卵环境存留和传播机会。全进全出（all-in/all-out）管理可降低线虫感染风险，生产组间彻底清洁消毒并合理使用对环境中持久寄生虫阶段有效的消毒剂很重要。剂量估算方面，多数兽医（31%）和生产者（55%）目测最重动物或个体猪体重计算抗寄生虫药剂量；希腊研究报告77%生产者依据目测体重给药；目测虽方便但可致剂量不准，尤其剂量不足，是抗寄生虫药耐药的重要驱动因素。治疗策略上，兽医对成年种猪多推荐策略性或针对性治疗，生产者各年龄组主要依赖间隔治疗；国际上丹麦、希腊和德国报告了针对性、固定间隔及混合策略，澳大利亚实践大体反映国际情况，同时存在推广循证和针对性治疗的机会。耐药方面，A. suum或T. suis在实践中尚未见耐药报道，但Oesophagostomum spp.耐药已在多国记录，C. suis对托曲珠利疗效降低亦有报道；本研究中57%的兽医和37%的生产者认为耐药是重要担忧，但行业认识并不一致；集约化系统因寄生虫refugia减少，可能更易受选择压力影响。常规抗寄生虫药疗效监测对可持续控制至关重要，但较少受访者评估治疗疗效，显示认识与实施之间存在差距；Oesophagostomum种间耐药模式不同，治疗失败调查需种级鉴定，DNA宏条形码（DNA metabarcoding）等分子诊断可提供敏感、非侵入和可扩展的物种鉴定、监测及药效评估方法。研究局限包括自愿参与可能导致选择偏倚、兽医样本量较小、生产者均来自维多利亚州且许多为小规模或宠物猪饲养者、依赖自我报告信息而可能存在回忆和报告偏倚。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首次对澳大利亚猪生产者和兽医的内寄生虫管理实践进行了较全面评估。尽管两组均将寄生虫感染视为重要健康问题，并将卫生条件不佳识别为主要传播驱动因素，但诊断和控制实践存在显著差异。兽医通常推荐策略性治疗和使用FECs进行寄生虫监测，而生产者主要依赖间隔治疗且诊断检测使用有限。抗寄生虫药耐药意识为中等，但常规药物疗效监测不常见。这些发现强调需要加强生产者教育、兽医继续专业发展和针对性推广项目。更大程度采用循证诊断、策略性寄生虫控制和持续监测，对于改善猪健康、维持生产力并保障澳大利亚养猪行业抗寄生虫药长期有效性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