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Experiences and Expressions of Stress Among US Food Industry Workers During the 2020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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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暴露了深层不平等的遗留问题，包括谁能够负担得起免受病毒暴露的防护。作为必需劳动力的一部分，食品行业工人在整个疫情期间及相关封锁期间持续从事完全线下（in-person）的工作。
**目的*
**摘要**
**引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暴露了深层不平等的遗留问题，包括谁能够负担得起免受病毒暴露的防护。作为必需劳动力的一部分，食品行业工人在整个疫情期间及相关封锁期间持续从事完全线下（in-person）的工作。
**目的**：定性研究2020年Covid-19疫情期间美国食品工人的经历与压力源。
**方法**：研究于2020年5月至9月期间，对在美国种植（n=2）、加工（n=5）、烹饪（n=9）、销售（n=17）和/或配送（n=5）食品的人员进行了34次开放式电话访谈。访谈录音被转录，并针对压力、健康和工作环境等主题进行编码。
**结果**：受访者报告了美国食品系统工作场所中普遍存在的混乱状况（例如，人员配备减少、角色变更和工作量增加）。压力的表达集中在四个主题：经济压力、对感染/传播Covid-19的担忧、持续的不确定性以及负担过重。工人的经历揭示出，在其工作和生活环境被反复彻底改变的同时，他们需要依靠自我。
**结论**：研究结果与疫情期间及前后针对食品工人压力和有限保护的类似调查一致。该研究为加强工人支持体系提供了证据，并将食品工人的亲身经历定位为对研究和政策至关重要的内容。
**论文解读：新冠疫情下美国食品行业工人的压力经历与结构性脆弱性**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2020年3月至4月，美国多州颁布行政命令，将工作和出行限制在“必要职责”范围内。在此背景下，食品行业从业人员被划归为“必需工人”（essential workers），需持续进行线下工作，以保障公众获得食品、药品和紧急服务。然而，这一“必需”身份并未带来相应的保护与回报。疫情暴露出美国社会深层的不平等：能否避免病毒暴露，取决于个体的经济能力和职业地位。食品行业——包括杂货店、餐馆、农场、食品加工厂及配送运输等——长期存在低工资、有限福利和高环境暴露风险，且这些风险在疫情前鲜受关注，疫情中亦未得到系统性的改革。已有研究表明，疫情对食品工人造成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包括压力增加、食品不安全、心理健康恶化、工资不足和就业不稳定性加剧，这些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边缘化的种族/民族和性别群体身上。为深入理解Covid-19的生物社会遗产，本研究采用定性方法，考察美国食品行业工人在2020年疫情期间如何描述其经历与压力，并揭示危机条件如何放大食品工作的结构性不稳定，侵蚀工人的福祉。
**二、研究设计与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开放式访谈法，收集食品行业工人在2020年疫情期间工作经历的一手叙述。研究经西北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批准后，通过传单及Facebook和Craigslist发布招募信息。潜在参与者完成在线筛选问卷，以确定其工作部门、职位和地点，问卷还包含可选的入口学问题。研究人员于2020年5月至9月完成了34次时长约1小时的电话访谈。访谈问题涵盖工作环境、收入、排班、安全措施和公司规程，随后聚焦疫情的主要影响，包括压力与福祉。受访者获得Visa电子礼品卡作为感谢，访谈录音被转录，并使用ATLAS.ti Scientific Software Development Gmbh (2020)进行迭代编码。定性分析重点关注受访者如何表达压力——这是贯穿访谈问题和对话的突出主题。
**三、研究结果**
**3.1 样本特征**
研究样本覆盖美国10个州，但多数受访者居住在中西部地区。按工作部门划分：2人种植食品（农业/种植），5人加工食品（加工或包装厂），9人在餐馆烹饪或服务，17人在杂货店销售食品，5人配送餐食或杂货。15名受访者（占44%）同时从事多份工作，平均从业时间为2年（范围2个月至11年）。12人认同为女性，22人为男性，年龄在18至54岁之间，多数为25至34岁。在报告种族/族裔的参与者中，约半数认同为白人（n=14），另有黑人/非洲裔美国人（n=12）、西班牙裔/拉丁裔（n=4）、亚裔（n=1）、中东或北非裔（n=1）及其他族裔（n=1）。
**3.2 压力的表达**
受访者普遍反映，自疫情开始以来，其工作场所和职责被反复彻底调整，工时、薪酬和工作量均不稳定。压力表达集中形成四个主题：经济压力、对感染或传播Covid-19的担忧、持续的不确定性和负担过重。
**3.2.1 经济压力**
不同工作角色和个人境况下的受访者均强调，他们需要收入，因此必须上班，即使面临额外的职业危害。例如，伊利诺伊州一位杂货店工人表示：“当你是父母时，你必须冒险……我要养家，没有别的办法。”经济需求与职业风险之间的根本矛盾构成了压力的核心。
**3.2.2 对感染和传播Covid-19的担忧**
受访者指出，密闭空间、高人员流动率、长时间轮班以及个人防护装备（PPE）不足是其最关心的风险。在餐馆和杂货店等面向顾客的岗位中，工人还担心不遵守安全措施的顾客。工人清楚地知道这些条件会增加Covid-19传播的可能性，并担心将病毒带回家传染给亲人。马萨诸塞州一位杂货店工人问道：“我会不会携带了什么？我把什么东西带回家了？我们不会知道——一切都要两周。”这反映出疫情初期暴露、检测与结果之间存在延迟所引发的焦虑。
**3.2.3 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
随着Covid-19缓解措施的动态变化，受访者被允许或被要求从事的工作逐月被反复调整，导致失业、职业转变等深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对其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工人讨论了自身应对这类脆弱性的经历，而这些脆弱性叠加在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不稳定之上——尤其对认同为黑人、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拉丁裔和/或女性的受访者而言更为突出。
**3.2.4 负担过重**
受访者表示自己过度劳累、不堪重负。由于许多食品行业同事被暂时休假或解雇，留下工作的工人人均工作量增加，还需承担清洁消毒等新职责。与正常工作职责相伴的额外患病和暴露风险进一步加重了心理负担。纽约的一位杂货店工人总结道：“我既要努力保持安全，又要满足顾客需求。这对我来说压力真的很大，因为我不得不上双倍的班次，因为大多数同事都失业了。所以我得顶替他们：既要干自己的活，又要干别人的活。”女性和家长最常讨论负担过重问题，通常是在描述疫情带来的照护工作增加时。例如，伊利诺伊州一位杂货店女工突然成为家庭唯一经济来源，她需要尽可能多地上班，但家庭需求从未停止：“有时候我会听到手机震动——孩子们不知道怎么做作业，或者老师说他们要扣分。那真的非常糟糕。”
**3.3 自我依赖的需求**
自我依赖（self-reliance）是贯穿食品工人压力表达和应对方式的一个强主题。受访者迅速重组自己以维持生计，并解释称雇主提供的支持非常不稳定、短暂或延迟。伊利诺伊州一位杂货配送司机表示：“疫情期间工作是什么样的？就是——你必须自己想办法。没有计划，没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你只能靠自己摸索。”与此同时，受访者也迅速采取行动，控制自己能控制的事物。俄亥俄州一位餐馆工人描述：“疫情刚开始时，我非常担忧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也担心经济和世界……当我重新开始工作，控制我能控制的事情，尽量保持冷静和谨慎时，我的压力（当然也可能随着时间推移）才逐渐恢复到某种正常状态。”自我依赖的需要往往优先于承认个人痛苦，导致受访者淡化或压抑疫情相关条件对自己的影响。纽约一位农民表示：“我不紧张，但我担心感染病毒，而且我工作到很晚，却没有更多钱。”这体现了在缺乏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工人被迫以“自我依赖”为生存策略，即使这意味着压抑自身真实的压力和困扰。
**四、讨论与结论总结**
本研究发现，2020年疫情期间美国食品行业工人的压力主要集中于经济压力、感染风险、不确定性、负担过重以及被迫的自我依赖。这些结果与疫情期间及前后关于食品工人压力和健康的类似研究一致，均报告了由经济不稳定、工作中断和不安全工作条件驱动的高压力、食品不安全和心理健康受损。疫情相关的压力源——如对工作场所暴露的恐惧、薪酬和工时的不一致、缺乏带薪病假等福利——是职业压力的关键贡献因素。这些发现呼应了疫情前关于食品工作长期存在的不稳定、低工资和保护不足的记录，表明疫情压力是放大了先前存在的脆弱性，而非创造了新的条件。
后续研究进一步证实，疫情对食品工人的负担不成比例。美国食品与商业工人国际联合会的为期一年研究发现，必需工人的Covid-19感染率是美国人口的10倍。2025年调查显示，52%的一线杂货店工人表示因疫情心理健康受损，44%报告财务状况恶化，31%报告身体健康下降。黑人、拉丁裔和移民工人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高风险必需岗位且保护有限，反映了种族、民族、性别和移民身份方面的深层劳动不平等。食品工作中剥削和不稳定并未停止，包括零工配送扩张、接近强迫劳动的条件和普遍工资盗窃。2024年前联邦劳动数据分析发现，一线食品工人（主要是女性有色人种和移民）生活在贫困中的可能性比其他行业工人高68%。食品系统中种植、烹饪、屠宰、准备、配送和服务所需的熟练劳动，一直沿种族、性别和公民身份轴线被系统性贬低。疫情后的劳动趋势，如“大辞职”和“争取15美元”运动，反映了对定义“必需”食品系统工作的高风险低工资劳动的集体拒绝，也突显了加强工人保护（如更强大的劳工权利、集体谈判和生活工资）的势头。
本研究结论强调，对食品行业工人的访谈揭示了重叠的压力源，即经济压力、感染风险、不确定性、负担过重和被迫自我依赖。这些发现强化了先前证据：食品工人长期面临保护不足，这一脆弱性在疫情期间被加剧。加强结构性支持并将食品工人的亲身经历纳入研究和政策，是建设更公平、更有韧性的食品系统的重要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