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uroImage》：Subjective emotional ratings dissociate brain activation and network patterns during counterfactual outcom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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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情绪评分捕捉到了对决策结果的差异化反应。反事实信息调节了行为与神经层面的结果评估。消极情绪比积极情绪引发更广泛且更强的神经反应。右侧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 OFC）的反应随最大化倾向、备择搜索和决策难度的变化而变化。
主观情绪评分捕捉到了对决策结果的差异化反应。反事实信息调节了行为与神经层面的结果评估。消极情绪比积极情绪引发更广泛且更强的神经反应。右侧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 OFC）的反应随最大化倾向、备择搜索和决策难度的变化而变化。
研究背景与目的
经典决策理论以预期效用最大化为核心，但真实决策受有限认知资源约束，个体常采用满意化策略。遗憾理论与失望理论分别以选项间和选项内比较为参照点，强调预期消极情绪对效用函数的调整。已有神经影像研究提示，眶额皮层（OFC）、前脑岛、背内侧前额叶等区域参与反事实情绪加工，且后悔与失望可能共享部分神经环路。然而，尚无研究在成人全脑及网络水平上系统比较后悔、宽慰、失望、得意四种反事实情绪的神经表征；以往研究多按客观得失分类反馈事件，少数采用主观评分的研究也未直接测量情绪体验。为此，本研究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和“幸运轮”赌博任务，依据受试者主观情绪评分划分结果反馈试次，考察四种情绪在结果加工阶段的大脑激活差异、网络分布及个体差异关联。
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经电子科技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30名健康受试者（男性17名，女性13名；平均年龄分别为23.3±1.76岁和22.2±1.54岁）。实验采用2×2被试内设计（反馈类型：部分/完全；选择类型：选择/跟随）。部分反馈条件下仅展示所选赌局结果，诱发失望或得意；完全反馈条件下同时展示未选赌局结果，诱发后悔或宽慰。受试者在每个试次后对结果进行1–9级评分，以5为界将试次分为高评分（积极情绪）与低评分（消极情绪）。fMRI数据在3.0 T GE Discovery MR750扫描仪采集；使用SPM12建立一般线性模型（GLM），以反馈类型和情绪效价为被试内因素进行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将激活簇映射至Yeo 7网络模板；以双侧OFC等为感兴趣区（ROI），提取信号并与后悔倾向、最大化、备择搜索、高标准和决策难度量表分数进行Pearson相关及bootstrap置信区间估计（5000次迭代）。
主要结果
4.1 行为结果
四种条件下，情绪评分均随获得金额增加而单调上升。当获得结果相同时，无论部分反馈还是完全反馈，评分均随参照点升高而下降。这一结果支持遗憾理论和失望理论关于反事实参照点影响结果评价的预测。
4.2 任务态fMRI结果
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情绪效价和反馈类型的主效应均显著，但无交互作用。情绪效价主效应主要位于双侧顶上小叶和楔前叶；反馈类型主效应广泛分布于双侧顶叶、额叶和枕叶。成对比较显示，得意与失望、宽慰与后悔的激活模式在空间上高度相似：积极情绪更多激活左侧顶叶和右侧额叶，消极情绪更多激活右侧顶叶和左侧额叶。宽慰相比得意在双侧顶叶和枕叶激活更强，而得意未出现超过宽慰的区域；探索性分析中，后悔相比失望在顶叶、额叶、颞叶等区域激活更强。这些结果表明，正负结果的情绪区分跨反馈类型具有一致性，且同属积极情绪的宽慰比得意引发更强神经反应。
4.3 条件间激活差异涉及的大脑网络
将显著体素映射至Yeo 7网络模板后发现，积极情绪大于消极情绪的对比主要集中于躯体运动网络（SMN），分别约占54%和55%；消极情绪大于积极情绪的对比则最大比例落入七个网络之外（Other），约占37%和39%，提示消极情绪涉及更广泛的空间分布。四种情绪均大量激活SMN和默认网络（DMN），但失望和后悔相对更涉及DMN和背侧注意网络（DAN）；后悔的总体激活范围最大，得意最小。
4.4 感兴趣区中不同情绪激活信号比较
对右侧顶上小叶、左侧顶上小叶、右侧楔前叶、右侧额中回、右侧额下回、左侧颞中回、左侧楔前叶、左侧梭状回、左侧额下回三角部、左侧额中回以及双侧OFC进行ROI分析，均发现情绪效价和反馈类型主效应显著（左侧颞中回情绪效价主效应不显著），且无交互作用。低评分结果比高评分结果诱发更强激活，完全反馈比部分反馈在同效价内诱发更强激活；得意在各类情绪中激活最低，后悔最高。相关分析显示，右侧OFC在四种情绪条件下的激活均与最大化分数呈显著负相关；除后悔外，得意、宽慰和失望条件下的右侧OFC激活还与备择搜索和决策难度分数呈负相关。左侧OFC未发现显著相关。
讨论总结与结论翻译
讨论部分指出，结果反馈阶段的脑区参与模式随情绪类型和反馈完整性而变化。以主观情绪评分替代客观得失分类，能更直接地对应情绪体验；双正性情绪和双负性情绪之间的比较提示，反事实比较类型可能影响注意与认知资源分配。右侧OFC与决策特质的相关可能反映反事实比较的一般效应，而非情绪特异性机制。研究局限包括：宽慰与欣喜的概念区分尚不明确，无法确知受试者是否注视反事实信息、相关研究不能推断因果，且未纳入临床人群。
结论：本研究使用fMRI与“幸运轮”赌博任务考察经济决策中结果相关情绪的神经关联。依据主观情绪评分而非客观得失分类反馈后，研究人员发现行为评价同时受获得结果和反事实参照点影响；全脑分析显示低评分结果比高评分结果激活更强，完全反馈在相同效价内比部分反馈激活更强；网络分析显示积极情绪以躯体运动网络为主，消极情绪更多分布于默认网络、背侧注意网络及其他大尺度网络；后悔激活范围最大，得意最小；双侧OFC对消极情绪和完全反馈条件反应更强，右侧OFC激活在四种情绪下均与最大化负相关，并在得意、宽慰和失望下与备择搜索和决策难度负相关。主观情绪评分可为研究决策相关情感提供有用框架，不同反事实情绪可能招募部分分离的神经环路和大尺度网络，决策特质可能以情绪特异性方式调节OFC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