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老年期体力活动与静坐时间轨迹对抑郁症状的纵向关联研究

《Aging & Mental Health》：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of trajectories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sitting time with depression during middle-to-older adulthood

　　

摘要专业翻译 目的：从晚中年期进入老年期，个体对抑郁症状的易感性往往增加，并可能显著影响日常功能。可改变的生活方式行为可能有助于心理健康的老年化进程，但体力活动、静坐时间及抑郁症状在中老年期的变化轨迹尚未得到充分理解。明确这些轨迹是否同步变化，可能有助于识别与抑郁症状随时间变化相关的可改变行为模式。 方法：本研究利用一项大型研究中社区居住的中老年成年人的子样本数据（基线平均年龄57.8岁；N = 1190），在跨越11年的三个时间点进行评估，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latent growth modelling）检验体力活动、静坐时间与抑郁症状轨迹之间的关联。 结果：体力活动增加轨迹与抑郁症状随时间下降的轨迹相关联。然而，静坐时间的变化与抑郁症状的变化无显著关联。 结论：本研究结果为中老年人群中可改变的生活方式行为与心理健康之间纵向关联的有限证据作出了贡献，并可为探讨体力活动与抑郁之间因果通路的研究提供参考。若在旨在检验因果机制的研究中得到重复验证，这些发现可能对未来体力活动指南以及临床或公共卫生策略产生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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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抑郁是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贡献因素，约影响5%的成年人及6%的60岁以上老年人。抑郁与生活质量下降、死亡风险增加以及社会、认知和身体功能减退密切相关。从晚中年期进入老年期，抑郁症状平均呈上升趋势，且这一现象不能单纯归因于躯体疾病或死亡。因此，识别可改变的生活方式行为作为干预靶点，对于降低抑郁症状的风险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体力活动和静坐时间是两种可改变的生活方式行为，均与抑郁存在关联。体力活动指“导致能量消耗的身体活动”，达到推荐活动指南水平与较低的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相关，且低于阈值的活动量也能观察到获益。静坐时间是一种低能量消耗的久坐行为，每日静坐时间达到或超过7.5小时可被视为过度静坐，与抑郁症状及不良健康结局相关。当前指南日益认识到应同时考虑体力活动和久坐行为，这为研究二者对心理健康的联合相关性提供了依据。

然而，现有证据存在明显不足。体力活动与抑郁关联的证据相对充分，但多数研究为横断面设计，或聚焦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对从中年晚期向老年期过渡阶段的理解有限。静坐时间与抑郁的纵向证据更为匮乏，已有纵向研究时间跨度短或仅包含两个评估点，难以充分刻画个体内部的变化。仅有两个时间点无法提供足够的个体变化信息，而跨越三个以上评估点的轨迹方法可能更好地描述体力活动、静坐时间与抑郁在个体内随时间的变化特征。

既往少数轨迹研究存在方法学局限：有的仅用单一频率条目测量体力活动，有的以感知的身体健康限制推断体力活动，且多数研究集中于特定文化背景，其可推广性有待验证。关于静坐时间与抑郁轨迹关联的研究极为稀缺，已有纵向研究结果不一致。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利用跨越11年的三次评估数据，采用轨迹方法阐明中老年期体力活动和静坐时间与抑郁症状之间的纵向关联。

二、研究设计与核心结论

研究人员利用澳大利亚巴塞尔顿健康老龄化研究（The Busselton Healthy Ageing Study）的社区队列子样本数据，纳入1190名中老年成年人（基线平均年龄57.8岁），在11年间完成三次评估。研究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构建体力活动、静坐时间与抑郁症状的三向平行过程模型，检验各轨迹之间的关联。主要发现如下：体力活动增加轨迹与抑郁症状下降轨迹存在显著负相关（r = ?.19, p = .03），即体力活动增长更快的个体，其抑郁症状下降也更快；然而，静坐时间轨迹与抑郁症状轨迹之间无显著关联（r = .14, p = .09）；体力活动变化与静坐时间变化呈强负相关（r = ?.74, p < .001），表明体力活动增加往往伴随静坐时间减少。

三、关键技术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核心方法包括：第一，使用国际体力活动问卷短版（IPAQ-SF）测量体力活动和静坐时间，并按标准规则进行数据清理，包括剔除不合理高值、将每日低于10分钟的活动时长设为零、截断超过180分钟的活动时长，同时针对老年人群调整了代谢当量（METs）赋值（剧烈活动=5.3 METs，中等活动=3.0 METs，步行=2.5 METs）；第二，使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抑郁分量表（DASS-D）评估抑郁症状，共7个条目，得分范围0至21分，得分加倍以与完整42项量表可比；第三，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latent growth modelling），在Mplus 8.5中运行，使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MLR）处理缺失数据和非正态性；第四，通过逐步比较截距-only、线性及个体变异观测时间（individually-varying times of observation）三类模型，以贝叶斯信息准则（BIC）确定最优模型拟合，最终选择个体变异观测时间模型以处理评估时间间隔的异质性；第五，构建三向平行过程模型，纳入协变量包括基线体质指数（BMI）、身体功能综合评分（PCS）、COVID-19生活事件清单及COVID-19期间休闲体力活动变化条目。

四、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样本平均MET-分钟/周介于2252至3262之间，处于低至中等体力活动类别之间。三个时间点分别有29.8%、38.2%和39.3%的参与者达到世界卫生组织中等至剧烈体力活动指南。平均静坐时间为每日4.8至5.0小时，三个时间点分别有16.2%、12.1%和12.7%的参与者每日静坐超过7.5小时。平均DASS-D得分介于3.7至3.9，处于正常范围，7.6%至8.0%的参与者达到抑郁升高临界值（得分≥14）。各时间点体力活动与抑郁呈弱负相关（r = ?.04至?.17），静坐时间与抑郁呈弱正相关（r = .06至.19），体力活动与静坐时间呈弱负相关（r = ?.11至?.29）。

潜变量增长模型设定：对三条轨迹而言，个体变异观测时间模型均获得最小BIC值，故保留该设定。无协变量的单变量模型中，体力活动、静坐时间和抑郁的截距均值及方差均显著为正，表明个体在基线时具有非零水平且个体间初始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斜率均值显示体力活动平均轨迹呈上升趋势，静坐时间平均轨迹呈下降趋势，而抑郁平均斜率与零无显著差异。抑郁和静坐时间轨迹存在显著个体变异，但体力活动轨迹的个体变异不显著。加入协变量后，多数结果模式得以复制，但抑郁斜率均值变为显著，而体力活动截距均值及截距方差、静坐时间斜率均值及斜率方差变为不显著。仅年龄（抑郁模型）、体质指数（体力活动模型）和性别（静坐时间模型）为显著协变量。

三向平行过程模型：平行过程模型中三条轨迹的斜率方差均显著，支持轨迹间关联的检验。核心发现为体力活动斜率与抑郁斜率呈显著负相关（r = ?.19, p = .03），即体力活动增长更快的个体抑郁症状下降更快，与预期一致。静坐时间斜率与抑郁斜率的相关不显著（r = .14, p = .09），与预期不符。体力活动斜率与静坐时间斜率呈强负相关（r = ?.74, p < .001），表明体力活动增加与静坐时间减少同步发生。

五、讨论与结论

体力活动与抑郁症状轨迹的负向关联与既往横断面及纵向研究一致，包括中老年人群中的轨迹研究。可能的机制涉及神经可塑性相关过程、炎症、自我效能、自尊及社会支持等方面，但本研究无法确证具体机制。研究结果提示，体力活动可能是抑郁症状轨迹相关的可改变因素，但效应较小且研究对象为社区人群，任何临床解读需进一步研究支持。研究人员同时指出，观察到的轨迹耦合可能反映双向或相互强化的过程，即体力活动变化与抑郁变化相互影响，而非体力活动单独发挥作用，未来需采用交叉滞后或干预设计来厘清方向性和因果机制。

静坐时间与抑郁轨迹无显著关联，与既往纵向零结果一致。静坐时间可能并非直接与抑郁症状随时间变化相关，或关联取决于静坐情境、社会参与、生理失调以及静坐的认知活跃或被动性质等因素。由于IPAQ-SF总静坐时间无法区分这些情境，需进一步研究澄清。

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自我报告测量可能存在回忆偏差；仅能考察一种久坐行为形式，无法捕捉日常波动或活动情境；样本几乎全部为欧洲白人后裔、收入较高、抑郁水平较低且体力活动水平较高；完整案例分析可能引入选择偏倚，纳入与排除样本在性别、静坐时间、就业和教育水平上存在差异。

研究结论为：在中老年期，体力活动随时间更陡峭的增加与抑郁症状随时间更陡峭的下降相关联，在控制COVID-19影响、身体功能、体质指数、年龄和性别后仍成立，但静坐时间与抑郁轨迹无显著关联。这一模式提示体力活动可能比静坐时间与抑郁症状轨迹的关联更为密切，但该关联不能确立体力活动独立降低抑郁症状的因果关系。从临床相关性角度，未来干预研究可考察优先增加体力活动（即使幅度有限）的策略是否比单纯减少久坐行为的策略在改善抑郁症状方面更有效。从公共卫生视角，结果支持强调“多活动”而非仅关注减少静坐的传播信息。未来研究应在独立纵向队列中重复验证，采用交叉滞后或随机干预设计检验因果关系，并纳入炎症、睡眠和社会参与等机制性中介变量，以进一步阐明行为变化与情绪随时间关联的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