唾液腺病变的细针吸取细胞学检查：一项横断面细胞形态学研究

《Anesthesiology》：Fine-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in salivary gland lesions: a cross-sectional cytomorphological study

　　

背景：细针吸细胞学（FNAC）常用于唾液腺肿块的初步评估，但形态学重叠和囊性变化可能限制诊断准确性。本研究主要描述唾液腺病变的细胞形态学谱，其次在配对组织诊断可用的情况下探索细胞学与组织病理学的一致性。

方法：一项单中心描述性横断面研究纳入了2024年6月至2025年6月在尼泊尔一家三级教学医院接受FNAC检查的56例唾液腺病变患者。细胞学诊断被分为非肿瘤性或肿瘤性，并回顾性映射至米兰系统（MSRSGC）分类。组织病理学相关性为探索性分析，仅限于有配对标本的病例。计算了精确二项95%置信区间（CI）。

结果：共29例（51.8%）为肿瘤性病变，27例（48.2%）为非肿瘤性病变。肿瘤性病变包括24例良性肿瘤（82.8%）、4例恶性肿瘤（13.8%）和1例恶性潜能不确定的唾液腺肿瘤（SUMP）（3.4%）。多形性腺瘤是最常见的诊断（21/56，37.5%），其次为涎腺肥大症（11/56，19.6%）。56例中有8例（14.3%）有配对组织病理学。精确诊断一致性为6/8（75.0%；95% CI：34.9–96.8）。在该选择性子集中，肿瘤性与非肿瘤性病变的二元区分中，敏感性和阳性预测值均为100%（7/7；95% CI：59.0–100.0），特异性和阴性预测值均为100%（1/1，95% CI：2.5–100.0）。由于配对子集中无组织学恶性病例，无法估算恶性特异性诊断性能。

结论：FNAC在本研究中提供了对唾液腺病变有用的初始细胞形态学分类。然而，小型且非系统性验证的组织病理学子集以及宽泛的置信区间使得对诊断准确性或可靠性的结论需谨慎。需要更大规模的前瞻性研究并进行参考标准验证。

引言

唾液腺病变包括炎症性、反应性、囊性、良性肿瘤性及恶性病变。其临床和影像学特征可能重叠，唾液腺肿瘤的组织形态学多样性可使术前分类困难[1–2]。腮腺是最常受累的主要唾液腺，但病变也可发生于颌下腺、舌下腺和小唾液腺[1]。

亮点

- 在56例唾液腺细针吸细胞学（FNAC）标本中，29例（51.8%）为肿瘤性，27例（48.2%）为非肿瘤性。
- 仅有8例有配对组织病理学；精确诊断一致性为75.0%（95% CI：34.9–96.8）。
- 有限且经过选择的验证子集支持FNAC的探索性分诊作用，但无法建立稳健的诊断准确性。

细针吸细胞学（FNAC）是一种微创且相对廉价的检查手段，可支持临床分诊和治疗计划[3–5]。其诊断性能取决于标本充分性、穿刺技术、细胞病理学专业知识、病变异质性以及是否存在囊性或坏死成分[3–5]。因此，细胞学发现需结合临床和影像学信息进行解读[6–10]。已发表的研究报道了区分非肿瘤性与肿瘤性病变以及良性与恶性肿瘤的诊断性能存在差异[3,6,7]。通过米兰唾液腺细胞病理报告系统（MSRSGC）进行标准化报告，可能通过将病例分配至与估计恶性风险和诊疗建议相关的分类来改善沟通[11]。然而，来自尼泊尔的本地证据仍然有限。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描述在尼泊尔一家三级教学医院通过FNAC诊断的唾液腺病变的细胞形态学谱和解剖分布。次要目的是在有配对组织病理学的病例子集中探索细胞学-组织病理学一致性和诊断性能。本横断面研究按照STROCSS 2025指南[12]进行报告。

方法

研究设计与设置

本研究于2024年6月至2025年6月在尼泊尔一家三级教学医院的路德学和耳鼻喉科进行，为单中心描述性横断面研究。

参与者

在研究期间就诊并接受FNAC作为常规临床评估一部分的唾液腺肿块患者符合纳入标准。标本报告为不充分或稀少的被排除。使用预设表格记录年龄、性别和病变部位。筛查的总患者数和因不充分或稀少的材料而被排除的数量未在研究数据集中保留。

样本量与抽样方法

由于主要目的为描述性，使用单比例的样本量公式n = Z2P(1 ? P)/e2估算样本量，其中Z = 1.96，P = 0.82（基于先前该区域非肿瘤性颈部病变的数据[13]），绝对误差（e）为0.10。由此得出目标为56名参与者。此计算并非为诊断准确性设计或进行效力分析；组织病理学相关性为基于可用配对标本的次要探索性分析。

FNAC操作与细胞学评估

在获得参与者或其适用情况下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后，在无菌条件下使用10 mL一次性注射器和21号或23号针头进行FNAC。对于深部病变，在临床指征下使用超声引导。空气干燥涂片用吉姆萨染色，酒精固定涂片用巴氏染色法染色。细胞学诊断基于吸出物中存在的形态学特征进行分配，并分为非肿瘤性或肿瘤性。

为了透明报告，涎腺肥大症定义为涂片显示丰富的、有凝聚性的腺泡群或分散的、增大的、细胞学上良性的浆液性腺泡细胞，细胞质呈颗粒状，核小而一致，无显著的上皮异型性、坏死或显著炎症背景，并结合临床表现进行解读。炎症性和肿瘤性病变根据其主要的细胞学模式和特征性的上皮、基质、黏液、嗜酸性和恶性特征进行分类。

回顾性米兰系统映射

对于修订后的分析，原始最终细胞学诊断被回顾性映射至MSRSGC分类，未重新审核切片：非肿瘤性诊断映射至II类，多形性腺瘤和Warthin瘤映射至IVA类（肿瘤：良性），恶性潜能不确定的唾液腺肿瘤（SUMP）映射至IVB类，细胞学上恶性诊断映射至VI类。由于组织病理学仅有很少病例可用，未计算各分类的恶性风险。

组织病理学相关性与结局

组织病理学相关性仅在研究记录中有后续活检或切除诊断时才进行。研究方案未强制要求FNAC后进行手术组织取样，未系统性记录缺乏组织病理学的个体原因。

主要结局为细胞形态学诊断的分布。次要结局为配对病例的精确细胞学-组织病理学一致性和在肿瘤性与非肿瘤性病变区分中的分类级别一致性。对于配对子集，以组织病理学为参考标准计算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PPV）和阴性预测值（NPV）。原计划进行恶性特异性性能评估，但由于配对子集中不含组织学恶性病例而不可估算。

统计分析

使用SPSS for Windows 24.0版（IBM Corp., Armonk, NY, USA）进行数据分析。连续变量以均值±标准差和范围呈现，分类变量以频率和百分比呈现。为一致性和诊断性能估计计算精确二项95%置信区间（CI）。由于零单元格和极小的验证子集使得似然比不稳定或无法定义，故未报告似然比。为避免过度解读，修订后的手稿中删除了效力不足、非预先指定的亚组比较的推论性P值。

手稿准备中人工智能的使用

ChatGPT（OpenAI，GPT-5.6思维模式，云界面，于2026年7月16日访问）在修订过程中用于语言编辑、手稿组织和一致性检查。仅提供了手稿的整体内容；未输入任何患者标识符或个体水平的临床记录。该工具未用于研究设计、细胞学或组织病理学解读、图像分析或原始数据收集。所有建议的文本和计算均由作者审核和验证，作者对最终内容承担全部责任。

结果

参与者流程与基线特征

56例唾液腺病变患者被纳入细胞形态学分析。初步筛查和因吸出物不充分或稀少而被排除的数量不可得。8例患者（14.3%）有配对组织病理学，而48例（85.7%）在机构数据集中无配对组织诊断（图1）。

参与者通过细胞形态学分析和探索性组织病理学相关的流程。

平均年龄为42.3±15.3岁（范围，3–78岁）。男女参与者数量相等（各28例）。31–40岁年龄组最大（18/56，32.1%），其次为41–50岁组（16/56，28.6%）（表1）。

表1 基线和临床病理学特征（n = 56）

| 变量 | 频率（n） | 百分比（%） |
|------|-----------|-------------|
| 性别 | | |
| 男 | 28 | 50.0 |
| 女 | 28 | 50.0 |
| 年龄组（岁） | | |
| ≤20 | 4 | 7.1 |
| 21–30 | 4 | 7.1 |
| 31–40 | 18 | 32.1 |
| 41–50 | 16 | 28.6 |
| 51–60 | 7 | 12.5 |
| 61–70 | 6 | 10.7 |
| >70 | 1 | 1.8 |
| 部位 | | |
| 左侧腮腺 | 22 | 39.3 |
| 右侧腮腺 | 16 | 28.6 |
| 左侧颌下腺 | 8 | 14.3 |
| 右侧颌下腺 | 9 | 16.1 |
| 硬腭 | 1 | 1.8 |
| 细胞形态学分类 | | |
| 非肿瘤性 | 27 | 48.2 |
| 肿瘤性 | 29 | 51.8 |
| 肿瘤性病变分类 | | |
| 良性肿瘤 | 24 | 82.8 |
| 恶性肿瘤 | 4 | 13.8 |
| SUMP | 1 | 3.4 |

解剖分布

腮腺在38/56例中受累（67.9%），包括22例左侧和16例右侧病变。颌下腺病变占17/56例（30.4%），1例（1.8%）发生于硬腭。各部位分类计数见表2。

表2 按部位和细胞形态学分类的分布

| 部位 | 非肿瘤性 | 肿瘤性 | 总计 |
|------|----------|--------|------|
| 左侧颌下腺 | 4 | 4 | 8 |
| 右侧颌下腺 | 5 | 4 | 9 |
| 右侧腮腺 | 7 | 9 | 16 |
| 左侧腮腺 | 11 | 11 | 22 |
| 硬腭 | 0 | 1 | 1 |
| 总计 | 27 | 29 | 56 |

细胞形态学谱

肿瘤性病变占56例中的29例（51.8%），非肿瘤性病变占27例（48.2%）。29例肿瘤性病变包括24例良性肿瘤（82.8%）、4例恶性肿瘤（13.8%）和1例SUMP（3.4%）。多形性腺瘤是最常见的诊断（21/56，37.5%），涎腺肥大症是最常见的非肿瘤性诊断（11/56，19.6%）（表3）。

表3 各细胞学诊断映射至主要分类

| 诊断 | 频率（n） | 百分比（%） | 主要分类 |
|------|-----------|-------------|----------|
| 多形性腺瘤 | 21 | 37.5 | 肿瘤性-良性 |
| 涎腺肥大症 | 11 | 19.6 | 非肿瘤性 |
| 慢性涎腺炎 | 5 | 8.9 | 非肿瘤性 |
| 黏表皮样癌 | 3 | 5.4 | 肿瘤性-恶性 |
| Warthin瘤 | 3 | 5.4 | 肿瘤性-良性 |
| 急性涎腺炎 | 3 | 5.4 | 非肿瘤性 |
| 化脓性病变 | 3 | 5.4 | 非肿瘤性 |
| 良性囊性病变 | 2 | 3.6 | 非肿瘤性 |
| 唾液腺导管癌 | 1 | 1.8 | 肿瘤性-恶性 |
| 恶性潜能不确定的唾液腺肿瘤（SUMP） | 1 | 1.8 | 肿瘤性-未定 |
| 结核性脓肿 | 1 | 1.8 | 非肿瘤性 |
| 淋巴上皮性涎腺炎 | 1 | 1.8 | 非肿瘤性 |
| 炎症性病变 | 1 | 1.8 | 非肿瘤性 |
| 总计 | 56 | 100.0 | |

回顾性映射将27例归入米兰II类；24例归入IVA类；1例归入IVB类（SUMP）；4例归入VI类（表4）。该SUMP病例无配对组织病理学，纵向临床随访不在研究设计范围内。代表性细胞形态学特征见图2。

图2 代表性细胞形态学特征。（A）多形性腺瘤，显示软骨黏液样基质伴上皮细胞和肌上皮细胞团（巴氏染色）。（B）Warthin瘤，显示有凝聚性的嗜酸性细胞位于淋巴背景中（巴氏染色）。（C）黏表皮样癌，显示含黏液的细胞，胞质呈空泡状，核偏心位（吉姆萨染色）。（D）唾液腺导管癌，显示有异型的肿瘤细胞呈有凝聚性的团块和片状排列（巴氏染色）。箭头指示所描述的代表性特征。来源：本研究原始显微图像；非从其他出版物复制或改编。

表4 回顾性映射至米兰系统分类

| 米兰分类 | 解释 | 频率（n） | 百分比（%） |
|----------|------|-----------|-------------|
| II | 非肿瘤性 | 27 | 48.2 |
| IVA | 肿瘤：良性 | 24 | 42.9 |
| IVB | SUMP | 1 | 1.8 |
| VI | 恶性 | 4 | 7.1 |
| 总计 | | 56 | 100.0 |

探索性细胞学-组织病理学相关性

56例中有8例有配对组织病理学。6/8例观察到精确诊断一致性（75.0%；95% CI：34.9–96.8）。1例良性囊性病变在组织病理学上被诊断为伴导管囊肿的慢性涎腺炎，1例细胞学上的多形性腺瘤被重新分类为基底细胞腺瘤。所有8例在肿瘤性与非肿瘤性的宽泛层面均保持一致（表5）。

表5 配对病例的细胞学-组织病理学相关性（n = 8）

| 细胞学诊断 | 组织病理学诊断 | 分类映射 | 一致性 |
|------------|----------------|----------|--------|
| 良性囊性病变 | 伴导管囊肿的慢性涎腺炎 | 非肿瘤性/非肿瘤性 | 精确诊断不一致；分类一致 |
| 多形性腺瘤（n = 6） | 多形性腺瘤（n = 5）；基底细胞腺瘤（n = 1） | 肿瘤性/肿瘤性 | 5例精确一致；1例精确不一致；所有分类一致 |
| Warthin瘤 | Warthin瘤 | 肿瘤性/肿瘤性 | 精确和分类均一致 |

对于肿瘤性与非肿瘤性分类，配对子集包含7例组织学肿瘤性和1例组织学非肿瘤性病变，无误报或漏报的分类分配。敏感性和PPV为100%（95% CI：59.0–100.0），特异性和NPV为100%（95% CI：2.5–100.0）（表6）。这些估计在统计上不精确，不应被解读为完美诊断性能的证据。由于配对子集中既不含组织学恶性病例也不含细胞学恶性病例，恶性特异性敏感性、PPV和似然比不可估算。

表6 配对子集中的探索性性能估计

| 指标 | 分子/分母 | 估计值（%） | 精确95% CI（%） |
|------|-----------|-------------|-----------------|
| 精确诊断一致性 | 6/8 | 75.0 | 34.9–96.8 |
| 肿瘤性vs非肿瘤性分类的敏感性 | 7/7 | 100.0 | 59.0–100.0 |
| 肿瘤性vs非肿瘤性分类的特异性 | 1/1 | 100.0 | 2.5–100.0 |
| 阳性预测值 | 7/7 | 100.0 | 59.0–100.0 |
| 阴性预测值 | 1/1 | 100.0 | 2.5–100.0 |

讨论

唾液腺FNAC用于提供初始形态学评估，帮助临床医生区分炎症性或反应性疾病与肿瘤，并计划进一步检查。当细胞学发现与临床和影像学信息整合时，其价值最大，而组织病理学对于切除病变的确诊分型仍然是必要的[3–10]。

本研究描述了尼泊尔一家三级医院的56例唾液腺FNAC标本。肿瘤性病变略占多数（51.8%），多形性腺瘤是最常见的单项诊断。腮腺是最常见的部位。这些模式与尼泊尔和其他地区的报告大体一致，在这些地区腮腺受累和良性上皮性肿瘤占主导地位[14–18]。回顾性映射至米兰系统仅作为描述性报告练习[11]。

8例配对病例中有6例观察到精确的细胞学-组织病理学一致性。2例不一致的诊断说明了FNAC已知的局限性。囊性病变可能产生不具代表性的液体或稀疏的上皮细胞，而多形性腺瘤和基底细胞腺瘤在特征性基质材料有限时可能重叠[2,3,18]。

重复超声引导采样、细胞块制备和辅助检测在初始标本量稀少或形态学难以判定时可能有帮助。对诊断效能估计值的解读需格外谨慎。仅14.3%的病例可获得组织病理学资料，且并未系统性获取。在同一机构接受活检或切除的患者可能与保守治疗或在其他机构治疗的患者存在差异，从而产生部分验证偏倚和选择偏倚。尽管分类水平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在数值上均为100%，但其置信区间极宽，尤其特异度和阴性预测值仅基于一例非肿瘤性参照病例。此外，配对子集中未纳入任何组织学恶性病例，因此该研究无法评估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FNAC）在恶性病变检测方面的效能。因此，75%的精确一致性率及探索性准确率估计应视为描述性观察结果，而非FNAC可靠性的验证依据。未来研究应采用前瞻性纳入方式，记录所有筛查及排除的参与者，在细胞学报告时应用米兰分级系统，并进行系统性组织病理学检查或结构化临床随访。此类研究应基于预设的诊断准确性参数计算样本量，并报告用于恶性病变检测的灵敏度、特异度、预测值、似然比及置信区间。优势与局限性。本研究的优势在于描述了资源受限的三级医疗机构中所遇到的细胞形态学谱，并将所有诊断明确归类至主要类别，同时还指出了囊性病变及形态学重叠病变中的实际诊断陷阱。本研究存在显著局限性：研究在单一中心进行，样本量较小；初始筛查的分母及不合格标本数量未被保留；仅8例病例可获得组织病理学验证，且方案并未强制要求，由此产生部分验证偏倚及潜在的选择偏倚；配对子集中不含组织学恶性病变，无法进行恶性特异性准确率分析；SUMP病例缺乏配对的组织病理学及纵向随访资料；米兰分级是基于最终细胞学标签回顾性赋值的，而非在报告时前瞻性判定；最后，所提交文件中存档的显微照片缺乏客观放大倍数及校准比例尺信息。结论。在该尼泊尔三级医疗机构环境中，FNAC为涎腺病变提供了一种实用的初始细胞形态学分类方法，其中多形性腺瘤和涎腺增生分别为最常见的肿瘤性和非肿瘤性诊断。然而，极小且经选择的组织病理学子集不足以支持FNAC具有可靠性和诊断准确性的确定性结论。当获得组织标本时，组织病理学检查仍是确诊的金标准。需要前瞻性、样本量充足且验证系统化的研究来量化中低收入国家环境中的诊断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