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感染防控：高风险住院患儿照护者对感染预防与控制（IPC）的理解与参与——一项定性描述研究

《Journal of Child Health Care》：Frontline of infection control: Parents caring for high-risk children

　　

照护者在患儿住院期间的照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感染预防与控制（IPC）。尽管如此，其在IPC中的角色尚未被清晰界定。本研究探讨了入住澳大利亚一家三级儿科医院的患儿的照护者如何理解并参与IPC举措。研究在肿瘤/血液科、青少年科和外科病房开展了一项定性描述研究，对24名照护者和2名成熟未成年人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数据分析采用知识、态度与实践模型作为演绎框架进行主题分析。研究得出三个主题，突出照护者对IPC的参与。提高的照护者警觉性包括维持卫生、监测患儿状况、教育儿童，以及在临床沟通或工作人员实践不一致时寻求澄清。在感染风险与日常生活之间取得平衡包括认识到感染的普遍存在、管理社区暴露，并权衡风险与患儿正常生活的需要。医院照护被视为风险也是必需，强调对治疗的依赖以及对潜在感染暴露的担忧。照护者的IPC努力持续进行，并适应家庭、社区暴露和住院的现实。其在管理感染风险中的作用突显了将照护者纳入儿科照护IPC的重要性。

研究背景：医疗保健相关感染（HAIs；住院期间获得或相关的感染）是儿科三级照护中免疫抑制或危重患儿的重要问题，婴幼儿、重症监护或长期住院者感染风险更高。此类高风险患儿独立执行感染预防与控制（IPC；为降低感染传播而采取的措施）的能力有限，常依赖家庭照护者完成卫生相关任务。家庭手卫生依从性证据不一，照护者知识和一致性存在缺口。澳大利亚国家标准强调与消费者合作，家庭中心照护转向将家庭作为主动伙伴。家庭对IPC最佳实践的理解和参与信心影响其参与意愿和能力。COVID-19提高公众感染风险意识并使手卫生、口罩使用和隔离等预防行为常态化。既有证据多考察照护者对IPC措施的依从和遵从，较少探讨其住院期间对IPC的理解和实践，尤其高风险患儿照护者的生活经验未被充分探索。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

研究方法：采用定性描述研究，在澳大利亚一家三级儿科医院的肿瘤/血液科、青少年科和外科病房开展半结构化访谈，纳入24名父母/主要照护者和2名成熟未成年人（mature minors；被认定足以提供知情同意并反思自身照护的较大青少年），共26名参与者，样本来自澳大利亚大都市儿童医院。访谈在床边进行并音频记录，时长10—40分钟。资料采用Braun和Clarke六阶段主题分析，以知识、态度与实践模型（KAP model；用于组织认知、态度和实践的框架）为演绎框架，两名研究人员独立编码、第三名审核；样本量由信息权力（information power；定性研究样本充分性判断原则）指导，持续至深度和变异充分。伦理获批。

研究结果：基于半结构化访谈的主题分析，研究得出三个主题。主题一：照护者在感染预防中的高度警觉（Heightened parental vigilance in infection prevention）。子标题“感染预防融入日常 routines（Infection prevention woven into daily routines）”显示，照护者将个人和患儿卫生、口腔卫生、食物处理等嵌入日常生活，COVID-19措施提高其感染风险意识。子标题“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Child-focused education）”显示，照护者教育儿童洗手、遮盖口鼻，但幼儿实施存在困难。子标题“监测、提问和倡导（Monitoring, questioning, and advocating）”显示，照护者监测伤口和生命体征、记录并展示观察证据、向工作人员提问并要求具体信息，既往住院经历影响其倡导。未发现因入院原因不同而 vigilance 或倡导有明显差异。

主题二：在感染风险与日常生活间平衡（Balancing infection risk with daily life）。子标题“感染无处不在（Infections are everywhere）”显示，照护者认为感染不可避免或常见，部分较放松、不强制防护，或认为儿童感染后果不重，或认为医院工作人员卫生足够。子标题“对社区暴露的持续担忧（Constant concerns about community exposure）”显示，照护者避免病人接触、限制游泳或托幼，免疫抑制患儿家庭更警惕。子标题“在管理感染风险中保持生活质量（Preserving quality of life while managing infection risks）”显示，照护者避免过度无菌，青少年照护者需平衡社交与限制，权衡保护与参与。

主题三：医院照护既是风险也是必需（Hospital care as a risk and necessity）。子标题“医院安全与环境风险（Hospital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risks）”显示，照护者担忧共享空间、急诊、工作人员进出和手套使用等，有患儿住院期间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子标题“平衡治疗需要与感染恐惧（Balancing treatment needs and infection fears）”显示，免疫抑制患儿照护者担心HAI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等耐药菌，但认为不治疗风险更大，出院时机受感染风险影响。子标题“医院感染预防的高与低（The highs and lows of hospital infection prevention）”显示，可见手卫生、口罩和病房设计带来安心，操作不一致如不换床单、不戴手套、手卫生不可见削弱信任；经验少者更担忧，熟悉急性照护者一般信任除非实践不达标。

讨论与结论：讨论指出，照护者 vigilance 是重要发现，其视自己为保护患儿中心，将IPC责任带入日常生活；这与丹麦儿科隔离病房照护者更关注风险并限制访客一致。国际上家庭纳入IPC政策不一致，提示照护者主动警觉可能超出正式承认。保护本能导致更严格卫生、教育儿童和倡导，符合易感性意识驱动警觉的观点。教育儿童重要但受年龄和发育限制，IPC策略需适应发育阶段；COVID-19提高意识，公共卫生信息帮助正常化IPC，部分警觉延续，是否持久需进一步研究。医院被视为必需和感染源，HAI负担增加住院和费用；既往不良事件使担忧更强；可见IPC措施增强安全感知，失误削弱信任，IPC是人际行为，可见性和一致性建立信任。与同一健康服务机构护士研究相比，护士认为照护者依从不一致，而本研究中许多照护者高度关注，提示医护人员与家庭感知差距而非缺乏承诺；可见一致IPC和清晰沟通是维持信任和有效感染控制关键。局限包括部分参与者可能不愿批评照护，且无消费者/社区代表参与设计或主题验证。实践意义包括清晰沟通感染风险、预防措施和治疗；教育考虑临床脆弱性、发育阶段和照护情境；支持平衡IPC与发育、社会和生活质量需求。结论部分翻译：照护者表现出对IPC的强烈意识，将卫生融入日常和医院照护；其警觉性受既往疾病经历、患儿脆弱性和COVID-19后意识增强影响；照护者在IPC与维持正常家庭生活间平衡，并对医院IPC实践表达信任和担忧；一致性、可见性和沟通是支持儿科环境中安全协作IPC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