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Research advances and clinical management of drug interactions between voriconazole and antituberculosis agents
背景：当结核病合并真菌感染时，可能需要联合使用伏立康唑和抗结核药物，而药物相互作用会影响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本结构化叙述性综述采用系统性文献检索策略，检索了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CNKI），时间范围从各数据库建库至2026年5月，并结合预设的纳入标准和证据分层。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治疗药物监测（TDM）研究、观察性研究、病例报告和病例系列研究被纳入作为主要证据基础。相关的体外研究仅作为机制性、产生假说的证据进行回顾，不作为主要的临床证据。由于研究设计、人群、干预措施、药代动力学终点和报告完整性存在显著异质性，本研究采用叙述性综合而非定量综合的方式呈现结果。根据不同证据类型，总结了相互作用的方问、潜在临床意义以及TDM的关键考量因素。
结果：共识别出2198条记录，最终纳入17项主要临床研究。多数为病例报告或小型回顾性研究，配对抗结核药物暴露数据及临床结局有限，因此结果的普适性受限。现有的临床药代动力学证据主要集中在利福霉素类药物。利福平会显著降低伏立康唑的暴露量，且其诱导效应可能在停药后持续存在，因此应避免两者联用。利福喷丁也可大幅降低伏立康唑的血药浓度，且诱导效应的消退存在个体间差异；剂量调整及停药后的重新给药需要连续进行TDM。利福布汀存在双向相互作用：它可降低伏立康唑暴露量，同时伏康唑可能增加利福布汀及其活性代谢物的暴露量。目前美国伏立康唑说明书将利福布汀联用列为禁忌证，罕见的超说明书用药个案经验并不能将其确立为安全的替代方案。对于异烟肼、乙胺丁醇、利奈唑胺及其他非利福霉素类药物，现有证据多为机制性或产生假说性质，尚不能确定因果关系，也不支持经验性地调整伏立康唑剂量。
结论：临床管理应优先遵循现行说明书规定，避免伏立康唑与利福平和利福布汀联用，并在可行情况下避免与利福喷丁联用。若无法避免利福喷丁暴露或患者近期停用该药，则应通过连续TDM指导伏立康唑给药。对于非利福霉素类抗结核药物，应根据可疑风险（如暴露变异性、QT间期延长、肝毒性、视神经毒性、神经毒性或血液学毒性）进行相应的监测，而非基于未经验证的经验性剂量调整。
1 引言
伏立康唑是一种第二代三唑类抗真菌药物，因其对曲霉菌属及其他病原真菌的活性，已成为侵袭性曲霉病的一线治疗方案之一。结核病仍是全球范围内的重大传染病，标准治疗通常涉及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和吡嗪酰胺。在慢性肺部结构破坏、免疫功能受损或长期抗感染治疗的背景下，结核病患者可能发生真菌合并感染，例如曲霉病。一项系统评价显示，亚洲和非洲肺结核患者中曲霉菌合并感染的患病率约为15.4%。因此，当诊断或高度怀疑侵袭性或慢性肺曲霉病时，部分患者在抗结核治疗期间需要使用伏立康唑。
然而，这两类药物联合使用常受限于药代动力学相互作用。伏立康唑主要通过细胞色素P450（CYP）酶系CYP2C19、CYP2C9和CYP3A4代谢，其血浆浓度个体间差异大，且治疗窗相对狭窄。在抗结核药物中，利福平和利福喷丁可显著降低伏立康唑暴露量，而利福布汀则存在双向相互作用风险：它可降低伏立康唑暴露量，同时伏立康唑可增加利福布汀本身的暴露量。现有证据主要来源于病例报告、回顾性研究、小样本药代动力学研究和有限的体外数据，其强度和普适性存在异质性。本综述总结了伏立康唑与常用抗结核药物之间的药代动力学相互作用，重点关注不同药物组合的证据强度、临床风险以及基于治疗药物监测（TDM）的管理策略，旨在为这些共存疾病患者的个体化药物治疗提供参考。特别地，本研究区分了由人体药代动力学数据支持的相互作用与主要基于机制考虑、体外研究或安全性信号推断出的潜在风险。因此，本文是基于系统性文献检索的结构化叙述性综述，而非正式的系统评价或荟萃分析。
2 方法与质量评估
2.1 数据来源与检索策略
本研究设计为采用系统性文献检索、预设的纳入标准、叙述性综合和证据分层的结构化叙述性综述，并非正式的系統评价或荟萃分析。检索了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CNKI），时间范围从各数据库建库至2026年5月，以识别关于伏立康唑与抗结核药物相互作用的临床和机制性证据。检索策略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综合指南中常用的和二线抗结核药物列表。将“伏立康唑”与“抗结核药”、“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乙胺丁醇”、“利福喷丁”、“利福布汀”、“贝达喹啉”、“普托马尼”、“利奈唑胺”、“莫西沙星”、“左氧氟沙星”、“德拉马尼”、“氯法齐明”、“环丝氨酸”、“特立齐酮”、“乙硫异烟胺”、“丙硫异烟胺”、“对氨基水杨酸”、“阿米卡星”、“链霉素”、“亚胺培南-西司他丁”、“美罗培南”等关键词成对组合。同时还结合了“结核病”和“侵袭性曲霉病”等疾病相关术语，以提高对结核病并发侵袭性真菌感染的覆盖范围。针对CNKI检索，使用了相应的中文药物名称、疾病名称以及“药物相互作用”、“药代动力学”和“治疗药物监测”等术语。
2.2 纳入与排除标准
为降低遗漏相关报告的风险，还对纳入研究的参考文献列表、相关指南和药品处方信息进行了手动筛选。去除重复后，标题/摘要筛选、全文资格评估和数据提取由两位研究人员独立使用预定义的标准化数据提取表完成。分歧通过两位研究者讨论和协商解决。纳入标准包括：研究涉及伏立康唑与一种或多种抗结核药物联合使用；研究报告了与相互作用相关的血浆浓度、药代动力学参数、TDM结果、剂量调整过程或临床结局；健康志愿者的药代动力学研究、患者TDM研究、病例报告、病例系列、回顾性队列研究和前瞻性观察性研究。体外实验、药品处方信息和指南主要用于解释可能的机制或补充临床管理证据，不被视为临床结论的主要证据。
排除标准包括：重复发表；无法从中提取有效药代动力学或TDM信息的研究；仅提及联合用药而未分析相互作用的研究；研究人群、干预措施或结局与本综述主题不一致的研究；未提供原始病例或药代动力学数据的综述、社论和指南；动物实验；以及纯粹体外研究且未为临床讨论提供明确机制支持的研究。
2.3 数据提取与质量评估
从纳入研究中提取以下信息：第一作者、发表年份、研究类型、研究人群、样本量、年龄、性别、体重或身体质量指数（BMI）、抗结核药物类型、伏立康唑给药途径和剂量、联合用药或停药时机、伏立康唑血浆浓度或药代动力学参数、剂量调整过程、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对于报告不完整的研究，按原文可获取的信息进行提取，未报告的项目予以标记。
由于纳入的研究在研究设计、基础疾病、合并用药、给药方案、采样时间和药代动力学终点方面存在异质性，未进行荟萃分析。这些报告未提供共同的效应指标或足够可比的时间点用于定量合并，且大多数为病例报告、病例系列或回顾性观察性研究。因此，采用了描述性叙述综合与证据分层。病例报告采用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BI）病例报告清单进行评估，病例系列或单臂观察性研究采用JBI病例系列清单，回顾性队列研究采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OS）。JBI评分仅描述报告完整性，不代表证据确定性、因果强度、普适性或推荐强度。
NOS评分分为高质量（7-9星）、中等质量（5-6星）和低质量（0-4星）。对于JBI清单，根据“是”回答的比例预设描述性阈值来描述报告完整性：≥70%表示报告相对完整，50%-69%表示报告完整性中等，<50%表示报告完整性有限。JBI评分的计算方式为“是”回答数除以适用的清单条目数；“不适用”回答不计入分母，而“否”和“不清楚”仍属于适用条目。病例报告清单包含8个条目，病例系列清单包含10个条目。这些阈值和评分用于描述性展示，不应解释为JBI认可的证据确定性评级。JBI检查表结果表明的是报告质量和完整性，而非证据确定性、因果强度、普适性或临床推荐强度。因此，即使报告良好的病例报告和病例系列，由于其缺乏对照组，易受混杂、选择性报告和发表偏倚影响，在因果推断中仍被视为低水平证据。
3 结果
3.1 文献筛选结果
数据库检索共获得2198条记录。去除615篇重复后，1583条记录进入标题和摘要筛选，在此阶段排除了1451篇。对132篇记录进行了全文评估，其中115篇在资格评估后被排除，最终17项研究被纳入叙述性综合。全文排除原因包括：细节不足无法提取数据、综述、与药物相互作用焦点不相关、动物实验、非研究药物、无法获取全文以及比较对象错误。纳入的证据根据明确的层级进行解释。直接药代动力学研究被认为对量化伏立康唑暴露量的变化最具信息价值。观察性和TDM研究提供了临床相关但控制较少的证据。病例报告和病例系列有助于识别时间关联、异常毒性和可能的恢复模式，但因果推断力有限。药物警戒分析被视为信号检测证据，不能建立因果关系或定义药代动力学变化的方向。机制性和体外研究被认为是产生假说的证据。指南和产品标签作为监管或临床管理背景，而非相互作用的原始证据。
3.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对于浓度的解释，纳入报告中普遍引用的血清或血浆伏立康唑谷浓度参考范围为1.0-5.5 mg/L。这并非通用治疗阈值，目标值因感染部位、病原体、检测方法、治疗阶段、毒性风险以及指南或机构实践而异。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可能需要不同的暴露目标，并且谷浓度不应与最大血药浓度（Cmax）、药时曲线下面积（AUC）或表观口服清除率（CL/F）混淆。大多数纳入研究测量了伏立康唑谷浓度；少数也报告了Cmax或AUC。
总体而言，现有的临床证据高度集中于利福霉素类药物与伏立康唑的相互作用。利福平和利福喷丁在更多研究中得到检验，且这些研究大多提供了联合用药期间或停药后的TDM数据；利福布汀的研究较少，但其双向相互作用和安全性风险具有临床重要性。相比之下，伏立康唑与其他一线或二线抗结核药物之间几乎没有直接、可提取的临床药代动力学证据。
3.3 方法和报告质量评估
在主要分析中包含的队列和回顾性观察性研究中，NOS方法学质量主要为中到高。所有11篇病例报告和病例系列在使用预设的描述性JBI阈值时均达到“报告相对完整”类别。此称谓仅指报告的完整性和清晰度，并不表示高确定性证据、普适性或已确认的因果关系。由于病例报告和病例系列缺乏对照组，易受混杂、选择性报告和发表偏倚的影响，无论报告完整性如何，其推断力仍然有限。一些病例系列在连续性纳入、完全纳入或统计分析方面也存在不确定性。
3.4 利福霉素类抗结核药物对伏立康唑药代动力学的影响
可提取伏立康唑血浆浓度或药代动力学参数的临床证据主要集中在利福霉素类药物。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药物-药物相互作用指南中，强诱导剂通常定义为使敏感底物药物的AUC降低≥80%；此定义并非专门针对伏立康唑对利福平的正式分类。然而，报道的利福平使伏立康唑AUC降低约96%，这与临床上强诱导效应的表现一致。利福布汀和利福喷丁也会降低伏立康唑暴露量，但在幅度、持续时间和双向风险方面的差异使得需要连续进行TDM，而非假定它们具有相同的诱导强度。
3.4.1 利福平
利福平与伏立康唑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研究最充分的，表现为伏立康唑暴露量的显著降低。病例报告描述了1例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首次单次口服伏立康唑400 mg产生的Cmax为3.92 mg/L，AUC0-inf为27.4 h·mg/L；在伏立康唑治疗36天（其中联合利福平30天）后，总伏立康唑暴露量下降约99%，Cmax降至0.038 mg/L，AUC0-12 h仅为0.145 h·mg/L。同时，N-氧化物、羟基-伏立康唑和二羟基-伏立康唑的代谢物/母药比值分别增加了约45倍、178倍和422倍，支持利福平诱导了伏立康唑的代谢。
回顾性TDM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相互作用的临床意义。一项回顾性TDM研究纳入了18名接受伏立康唑和利福平的患者，94.44%的患者伏立康唑浓度低于1.0 mg/L，72.22%的浓度低于定量下限。第二项回顾性研究纳入了32名患者，在联合用药组中，平均谷浓度为1.58 mg/L，66.7%的浓度低于目标范围下限，达标率为26.7%；在非联合组中，平均谷浓度为3.67 mg/L，无患者低于下限，达标率为82.4%。这些结果表明，即使在常规负荷和维持剂量下，利福平也能显著降低伏立康唑谷浓度，且常规剂量递增无法可靠地抵消其诱导效应。
利福平的诱导效应在停药后可持续数天或更长时间，这在重启伏立康唑时容易被低估。在一个队列中，停药后6天内采集的标本中91.67%低于1.0 mg/L，而在7天或更长时间采集的标本中83.33%高于1.0 mg/L。在后续的队列中，平均Cmin从第1-3天的0.36 mg/L和第4-6天的0.49 mg/L增加到第7天或更长时间的1.34 mg/L。尽管如此，个别病例表明诱导效应可持续10-13天或更长。这些数据支持大约7天是在某些队列中观察到的最小恢复间隔，而非生物学上的保证；残留诱导效应以及疾病、炎症、肝功能、基因型、依从性和合并用药的影响可能会延长或缩短恢复时间。
因此，利福平-伏立康唑联合用药应被视为禁忌或强烈避免。如果近期停用了利福平，不应立即以常规剂量重启伏立康唑。大约7天的间隔可用作初始观察参考，但不能确保完全去诱导；重启应在连续谷浓度TDM、临床反应、毒性、肝肾功能、炎症状态和完整合并用药情况的指导下进行。该间隔在个别患者中可能需要更长，且应避免经验性剂量递增。
3.4.2 利福喷丁
利福喷丁的作用方向与利福平相同，可降低伏立康唑暴露量，但关于这种相互作用的幅度和持续时间的证据仍然有限。一项队列研究纳入了49名接受伏立康唑TDM的结核病患者，联合用药组的平均谷浓度为1.39 mg/L，低于非联合用药组的2.82 mg/L，目标达标率分别为22.22%和83.87%。亚组分析显示，利福平亚组（4名患者）的平均谷浓度为3.37 mg/L，而利福喷丁亚组（14名患者）为0.82 mg/L。然而，利福平亚组仅纳入4名患者，且部分样本是在利福平停药后6-9天采集的，此时酶诱导可能已经开始消退，伏立康唑浓度正在上升；因此少数高值可能对平均值产生显著影响。现有证据普遍表明，利福平降低伏立康唑暴露量的程度比利福喷丁更强，尽管缺乏直接的面对面临床比较。然而，利福喷丁仍可能导致临床上显著的伏立康唑暴露不足，且其诱导效应可能在停药后持续数天或更长时间。
一项队列研究纳入了109名患有慢性肺曲霉病的结核病患者，获得了124个伏立康唑浓度。利福平组所有22个浓度均低于治疗范围，平均值为0.14 mg/L；利福喷丁组32个浓度中仅有6个在1.0-5.5 mg/L的治疗范围内，平均值为0.63 mg/L。在另外2名患者中，利福喷丁前的伏立康唑浓度分别为1.38和2.52 mg/L，在服用利福喷丁7-10天后降至0.25和0.72 mg/L，降幅约为71.4%-81.9%。这些数据支持利福喷丁降低伏立康唑暴露量的程度弱于利福平，但仍具有临床显著性。
病例报告补充了利福喷丁相互作用的时间进程。一份报告描述了一名69岁男性结核病合并真菌感染患者，在服用利福喷丁5天后，伏立康唑谷浓度从1.95 mg/L降至0.37 mg/L；停用利福喷丁并调整伏立康唑剂量后，浓度恢复至2.18 mg/L。另一份报告描述了一名85岁患者，停用利福喷丁后第3天伏立康唑谷浓度为0.55 mg/L，第5天低于0.5 mg/L，直至第10天才达到1.81 mg/L。最近的一个病例显示，在利福喷丁联合用药期间，伏立康唑谷浓度为0.4 mg/L；停用利福喷丁并将伏立康唑增至300 mg每12小时一次后，浓度短期内仍较低，但随后在第14天升至3.0 mg/L，第18天升至10.8 mg/L，超出了治疗窗。
3.4.3 利福布汀
利福布汀与伏立康唑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相互作用。利福布汀可诱导伏立康唑代谢并降低其暴露量，而伏立康唑抑制CYP3A4，可能增加利福布汀及其25-O-去乙酰基-利福布汀的暴露量。目前美国伏立康唑说明书将利福布汀联用列为禁忌证。病例报告中描述的罕见超说明书使用并不能将利福布汀确立为安全的替代方案；管理应遵循适用的当地产品标签并涉及专科医生审评。
一份病例报告描述了一名30岁女性，混合感染鸟分枝杆菌和烟曲霉，在接受多种药物治疗时使用了伏立康唑和利福布汀。在口服伏立康唑300 mg每日两次治疗期间，谷浓度分别为0.22和0.12 mg/L，均低于报告的历史谷浓度目标（>0.5 mg/L）。当伏立康唑增至300 mg口服每日三次后，谷浓度升至0.68 mg/L，超过了该历史目标。在该单一患者中观察到的利福布汀浓度不能量化反向相互作用或确立安全性。该病例支持对伏立康唑暴露不足的担忧，以及在无意或超说明书联合用药后需同时监测两种药物暴露量和毒性的必要性。
Debraine的一份报告描述了利福平替换为利福布汀后数天内伏立康唑浓度升高的情况，该报告在一篇综述中被总结。此二手报告并未确立利福布汀的安全性。健康志愿者数据和有限的临床报告表明，利福布汀仍可降低伏立康唑暴露量，而反向相互作用可能增加利福布汀或其代谢物的暴露量。鉴于当前的说明书，这些报告应被视为超说明书或无意暴露的证据，而非支持常规替代的依据。
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了6名接受伏立康唑和利福布汀的患者，其中4名出现了不良反应。尽管伏立康唑剂量约为推荐剂量的1.81倍，但浓度最初仍低于1.0-5.5 mg/L。在脓毒症休克期间，这个小队列中患者的浓度相对于基线增加了13.7至36倍。这些观察结果无法确定可预测的幅度，也无法将脓毒症休克孤立为原因。严重疾病和炎症可能改变CYP介导的代谢，并混淆对利福布汀效应的解释；这是一个潜在的修饰因子，而非对每个个体病例的明确解释。因此，连续的TDM、炎症标志物和临床评估优于固定的剂量更改。
当前美国伏立康唑说明书将利福布汀联用列为禁忌证。如果已经发生无意或不可避免的超说明书暴露，应立即寻求紧急专科医生意见，遵循当地说明书，并连续监测伏立康唑谷浓度，同时监测肝功能、QT间期、神经精神症状和视觉症状，以及利福布汀相关的葡萄膜炎或骨髓抑制；在可行时测量利福布汀或其代谢物浓度。应避免固定的经验性剂量递增，因为诱导、炎症和器官功能之间的平衡可能迅速变化。
3.5 其他抗结核药物的证据
3.5.1 乙胺丁醇
乙胺丁醇-伏立康唑联合用药的主要临床关注点是可能的叠加性视神经毒性。一份病例报告描述了一名15岁的囊性纤维化肺移植术后患者，在伏立康唑基础上加用乙胺丁醇后出现视觉功能障碍。视力持续恶化直至伏立康唑也被停用，之后视觉功能逐渐恢复。该报告和药物警戒信息提出了一个机制上合理的假设，即乙胺丁醇可能通过CYP2C19相关效应导致神经-眼毒性，但未提供伏立康唑浓度或基因型信息。此单个病例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或可重复的药代动力学相互作用；当也怀疑暴露变异性时，临床管理应强调眼科评估和个体化TDM。
3.5.2 利奈唑胺
利奈唑胺-伏立康唑相互作用的证据有限且机制尚未明确。一篇会议摘要描述了5名患者，其中伏立康唑清除率增加，4名在联合用药期间出现亚治疗浓度。这些观察结果提示可能存在暴露变化，但样本量小、无对照且仅为会议报告，无法进行因果归因。对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的分析发现了该组合的安全性信号，但自发报告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或浓度变化的方向。因此，利奈唑胺不应被归类为与利福平相当的确诊药代动力学相互作用；如果联合用药不可避免，应使用TDM，同时监测骨髓抑制、神经毒性、肝损伤和治疗反应。
3.5.3 其他抗结核药物
除利福霉素类、乙胺丁醇和利奈唑胺外，其他抗结核药物如异烟肼、吡嗪酰胺和贝达喹啉与伏立康唑联合用药的直接人体药代动力学研究普遍有限。本节因此区分了三类证据：基于代谢酶的机制推断；药效学或毒性叠加风险，如QT间期延长、肝毒性和肾毒性；以及由个别病例报告或体外研究支持的潜在药代动力学相互作用。
异烟肼在体外抑制CYP2C19和CYP3A活性，因此伏立康唑暴露量增加在机制上是合理的。然而，尚无直接的人体研究报告联合用药后的伏立康唑谷浓度、AUC、清除率或剂量调整结局。因此，异烟肼应被视为产生假说而非确证的强相互作用药物。当患者具有CYP2C19慢代谢者表型、肝功能障碍、严重疾病或多药联用时，进行TDM和肝功能监测是合理的，但不支持常规的经验性剂量更改。
吡嗪酰胺主要通过肝脏酰胺酶代谢为吡嗪酸，再通过黄嘌呤氧化酶相关途径进一步代谢。将吡嗪酰胺与伏立康唑联用的主要风险不是明确的CYP介导的药代动力学相互作用，而是叠加的肝毒性。缺乏吡嗪酰胺改变伏立康唑浓度的直接临床证据，因此临床管理应侧重于连续肝功能监测、症状识别以及在需要评估暴露量时进行伏立康唑TDM。
贝达喹啉主要通过CYP3A4代谢；理论上，伏立康唑可通过抑制CYP3A4增加贝达喹啉暴露量。尚无该组合的直接人体药代动力学研究，因此这仍然是一个机制上合理的担忧，而非确定的相互作用。不建议经验性地调整伏立康唑剂量。应关注贝达喹啉相关的毒性、肝功能异常、QT间期延长，并进行连续心电图和电解质评估。德拉马尼、氯法齐明、莫西沙星和左氧氟沙星同样缺乏与伏立康唑的明确直接药代动力学证据；主要关注点是叠加的QT间期延长及相关药效学风险。
普托马尼的代谢部分涉及CYP3A通路。现有研究表明，CYP3A诱导剂可降低普托马尼暴露量，而CYP3A抑制剂增加其暴露量的临床证据相对有限；普托马尼单独使用未显示出临床关注的QT间期延长效应，当与莫西沙星联合使用时，QT变化主要与莫西沙星的作用一致。因此，普托马尼-伏立康唑组合仍应被视为缺乏直接相互作用数据，需要密切监测。如果方案中也包含贝达喹啉、氯法齐明或氟喹诺酮类药物，QT间期和肝毒性应是优先关注点。
环丝氨酸、特立齐酮、乙硫异烟胺、丙硫异烟胺、对氨基水杨酸、阿米卡星和链霉素目前缺乏与伏立康唑的直接人体药代动力学/TDM研究。对于环丝氨酸和特立齐酮，应更多关注中枢神经系统不良反应；乙硫异烟胺、丙硫异烟胺和对氨基水杨酸需关注胃肠道反应、肝功能异常和甲状腺功能障碍；阿米卡星和链霉素主要通过肾脏排泄，管理重点是肾毒性、耳毒性和电解质异常，而非经验性调整伏立康唑剂量。
在碳青霉烯类药物中，美罗培南是一个值得注意但不确定的信号。一份病例报告描述了1例肾功能衰竭患者在接受高剂量美罗培南时，伏立康唑清除率显著降低，随后的体外研究提示CYP2C19/CYP3A4抑制作用。该证据是产生假说性质的，不能确定美罗培南可重复地改变伏立康唑暴露量。在危重患者、肾功能不全患者或接受高剂量美罗培南的患者中，进行TDM和毒性监测是合理的；常规经验性减量并无依据。亚胺培南/西司他丁尚无类似的直接证据。
总之，大多数非利福霉素类抗结核药物缺乏与伏立康唑的直接人体药代动力学/TDM证据。乙胺丁醇、利奈唑胺、异烟肼、贝达喹啉和美罗培南应被描述为潜在的、机制上合理的或产生假说的相互作用或毒性信号，而非已建立的因果关系。管理应采用风险匹配的监测：当暴露变异性具有临床相关性时进行连续伏立康唑TDM；针对叠加性肝毒性进行肝功能检测；针对QT间期延长组合进行心电图和电解质监测；并根据所用药物进行眼科、神经科、血液学、肾脏或听觉评估。
总体而言，证据基础仍然有限，主要由病例报告、小型病例系列、回顾性TDM研究和观察性队列组成。利福霉素类提供了最清晰和最重要的临床证据，而乙胺丁醇、利奈唑胺和其他非利福霉素类药物的发现应被解释为有限、机制性或产生信号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