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Interaction patterns of internalized and perceived stigma with antidepressant adverse reactions on medication adherence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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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病耻感和感知病耻感与药物不良反应对重性抑郁症患者用药依从性具有非线性交互作用。•当药物不良反应严重时，内化病耻感对依从性的损害更为显著。•当药物不良反应轻微时，感知病耻感的负面效应最强。•这些交互作用模式在72周内保持稳定，为分层干预策略提供了支持。引言重性抑郁症（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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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病耻感和感知病耻感与药物不良反应对重性抑郁症患者用药依从性具有非线性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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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药物不良反应严重时，内化病耻感对依从性的损害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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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药物不良反应轻微时，感知病耻感的负面效应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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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交互作用模式在72周内保持稳定，为分层干预策略提供了支持。
引言
重性抑郁症（MDD）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主要表现为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和精力下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2023）。据估计，全球MDD的发病人数为3.57亿例，患病人数为3.32亿例（Rong等人，2025）。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显示，中国成人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6.8%，其中MDD为3.4%，目前中国MDD患者人数已达9500万。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全球MDD病例数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18%以上，并预测到2030年该疾病将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的首要原因（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5）。
循证指南表明，抗抑郁药物是MDD的主要治疗手段（Cleare等人，2015）。然而，以往研究已确立，对药物治疗方案的不依从是导致MDD预后不良的关键因素（Bodden等人，2022）。Sansone等人在文献综述中报告，抗抑郁药物的不依从率在刚开始治疗时为13.0%至55.7%，在六个月随访时达到52.0%（Sansone和Sansone, 2012）。因此，提高用药依从性是MDD管理中的基本问题。
抗抑郁药物的不依从源于多种因素，包括对疾病的病耻感、对不良反应的担忧、对药物依赖的恐惧以及对治疗无效的感知（Zolnoori等人，2018）。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关注病耻感和不良反应。与MDD相关的病耻感包括内化病耻感（IS）（即MDD患者对自己的消极态度）和感知病耻感（PS）（即普通人群对MDD患者的偏见）。一项中国研究显示，MDD患者中病耻感普遍存在，76.0%报告存在IS，而PS达到84.5%（Shi等人，2024）。多项研究表明，抑郁症病耻感与用药依从性之间存在显著相关（Abdisa等人，2020；Halim等人，2025；Sirey等人，2001）。这种关联可能归因于患者对社交排斥的恐惧，导致他们通过隐瞒病情和避免治疗来建立自我保护机制。然而，此类行为可能延误诊断和治疗，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治疗中断或依从性不佳。
抗抑郁药物的不良反应是导致不依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抗抑郁治疗的初始阶段，患者通常会经历各种药物不良反应（ADRs），具体反应因所服药物类型而异（Guo等人，2023；Kodali等人，2021）。这种不耐受往往导致患者擅自停止治疗，损害有效的疾病控制，最终导致病情复发。研究表明，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因ADRs在第一个月内停止服用抗抑郁药物，三个月内停药的比例达44%（C等人，2023）。此外，证据表明，ADRs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与患者用药依从性呈负相关（Ismail, 2023; Kane, 2021; Tedla和Bautista, 2016）。
病耻感和ADRs并非独立因素，它们经常相互作用，共同加剧用药不依从。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严重的病耻感直接损害用药依从性，并放大对ADRs的敏感性，进而导致用药接受度进一步降低（Wang等人，2016）。一项欧洲研究发现，高达80.3%的精神障碍患者合并慢性疾病，由于高合并症率导致的多药联用会产生累积的ADRs，而患者对多种药物依赖的负面标签的担忧使其更可能自行减少用药（M等人，2024）。此外，MDD的治疗是一个长期且多阶段的过程，病耻感和ADRs的强度在治疗过程中呈现动态变化。关于病耻感，治疗初期的患者由于对疾病缺乏了解以及对社会评价的担忧，通常表现出较高的PS；而部分患者随着症状改善IS可能降低，另一些患者则可能因长期用药暴露病情而面临病耻感复发或加重（Babatunde等人，2018）。关于ADRs，胃肠道不适和头晕等急性ADRs通常发生在治疗初期，随着身体耐受性的提高逐渐减轻；而体重增加和性功能障碍等慢性ADRs可能在长期用药过程中逐渐出现并加重（Anjali等人，2022；TT和C, 2025）。这两者不同的时间变化可能导致其交互作用的强度和模式并非恒定，从而动态影响用药依从性。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病耻感（包括IS和PS）与ADRs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MDD患者的用药依从性，以及这种交互作用的强度和模式如何随时间变化。
因此，本项针对MDD患者的纵向研究旨在评估IS和PS与ADRs对用药依从性的交互作用，并探讨这些交互作用的时间效应。
片段摘要
研究设计与参与者
数据来源于中国抑郁症队列研究（DCC）（ChiCTR注册号：1900022145），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基于人群的海量纵向研究，旨在促进阈下抑郁症状和MDD的早期识别、干预、预防和管理。DCC研究设计此前已有描述（Zhang等人，2022）。
DCC研究于2019年3月在中国深圳启动。所有研究参与者年龄为18至65岁，自愿入组
基线特征
本研究纳入了1770名患者，平均年龄为28.74（7.90）岁，其中女性占68.53%（表1）。根据基线用药依从性将其分为次优依从组（n = 942）和最优依从组（n = 828）。在次优依从组和最优依从组之间，教育水平（P = 0.038）、吸烟（P = 0.022）、既往病史（P = 0.016）、焦虑
讨论
据我们所知，本研究首次考察了病耻感和ADRs对MDD患者用药依从性的影响。这项纵向队列研究表明IS和PS均与ADRs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且这些交互作用模式随时间未发生改变。我们的发现为提高患者的长期治疗依从性和改善临床结局提供了循证支持。
本研究强调了用药依从性对MDD
结论
本研究证实，MDD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受到病耻感与ADRs之间显著非线性交互作用的影响，且这种交互作用模式在长期治疗过程中保持稳定。具体而言，当ADRs严重时IS对依从性的损害更为突出，而当ADRs轻微时PS的效应更为显著。这些发现提示需要差异化临床干预：对于高IS患者，重点应放在管理ADRs上，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柳川辉：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原始草稿，监督，资金获取，概念构思。刘乐荣：撰写—原始草稿。李青儿：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原始草稿。小佳琪：方法学，数据整理。范北方：撰写—审阅与编辑，可视化，验证，方法学。陆慈勇：调查，数据整理。许中智：撰写—审阅与编辑，监督，资源，项目管理，资金获取。
资金来源
本工作部分得到了中国非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编号：2024ZD0543300）的支持，部分得到了深圳市医学三名工程（资助11）的支持，部分得到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科技发展基金（FDCT）的支持（编号：0004/2025/AKP），部分得到了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编号：2025A1515012013）的支持，以及部分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编号：）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已知的竞争性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这些关系可能影响本文所报告的工作。
致谢
作者感谢中国抑郁症队列研究（DCC）的所有参与者和现场研究人员。
柳川辉|刘乐荣|李青儿|小佳琪|范北方|陆慈勇|许中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