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Critical Care》：Determining ICU staff's conceptions, opinions, views, experiences and reflection (DISCOVER) of organ donation – Results from a Swiss multicenter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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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研究人员旨在检查重症监护病房（ICU）专业人员对死后器官捐献（post-mortem organ donation）的感知、观点和理解，及其与个人和职业经历的关联。方法：2024年10月至2025年4月，研究人员在瑞士三家ICU开展横断面调查，评估对器官
背景：研究人员旨在检查重症监护病房（ICU）专业人员对死后器官捐献（post-mortem organ donation）的感知、观点和理解，及其与个人和职业经历的关联。方法：2024年10月至2025年4月，研究人员在瑞士三家ICU开展横断面调查，评估对器官捐献的感知、信念和理解（主要终点），及其与人口学特征和职业经历的关系（次要终点）。情感和伦理观点采用利克特量表（Likert scales）评分。结果：在338名专业人员中（中位年龄39岁；75%女性；80%护士；中位ICU经验15年），多数照护过脑死亡（brain death）器官捐献者，理解和认可程度高。虽然75%愿意接受器官，70%持开放态度，41%完全承诺捐献；“帮助他人”激励30.7%的开放者和13.9%的完全承诺者。迟疑源于尊严顾虑、对脑死亡的疑虑或害怕给亲属增加负担。较低捐献意愿与较高年龄（ρ = ?0.309）、较长ICU经验（ρ = ?0.335）和死后生命信念（ρ = ?0.168）相关，而对脑死亡概念的认可呈正相关（ρ = 0.253；所有p ≤ 0.002）；医生比护士更愿意（10 vs. 9；p = 0.001），捐献意愿与希望接受器官一致（10 vs. 2；p < 0.001）。后者与较低年龄（36 vs. 50）、较少ICU年限（13 vs. 28）、更强捐献意愿（10 vs. 2）和更好脑死亡理解（10 vs. 9；所有p = 0.002）相关。结论：瑞士ICU专业人员支持器官捐献，但捐献自身器官的强承诺有限，帮助他人未被报告为主要动机。注册：NCT06640088，2024年10月10日注册。
Pascale Grzonka、Raoul Sutter等开展的DISCOVER多中心调查聚焦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收治危重症患者的病房）专业人员对死后器官捐献（post-mortem organ donation；死亡后捐献器官）的认知、观点、看法、体验与反思。研究背景在于，死后器官捐献/移植伴随法律与伦理挑战，脑死亡（brain death, BD；以神经功能不可逆丧失为核心的死亡判定概念）的法定与监管定义及器官获取条件在不同司法辖区差异显著，这些差异在请求继续死后器官支持时可能引发冲突，尤其涉及医护人员或患者亲属的宗教、文化或个人信念。美国神经科医生调查显示近半数曾遇到此类请求，相当比例主要因担心诉讼而维持器官支持，提示需要明确法医法律指南和公众教育。尽管全球移植需求增长且相关协议更清晰，但针对ICU医护人员个人感知和概念理解的研究仍稀缺。瑞士历史上采用扩展同意模式（extended consent model；需死者同意，未知时由亲属按推定意愿同意），脑死亡后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DBD）和循环死亡后捐献（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 DCD）均实践，DCD于2011年重新引入；2022年全国投票后法律框架计划转向扩展选择退出模式（extended opt-out model；推定同意，除非生前反对），预计2027年实施。因此，理解医护人员感知和态度重要。该研究旨在调查ICU医护人员对死后器官捐献/移植的概念理解、个人感知和信念，并识别其与个人、教育及职业经历的相关性。
方法上，2024年10月至2025年4月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医院、Aarau州医院和Baselland州医院三家ICU开展横断面问卷调查研究。问卷为研究专门开发、非验证性心理测量量表，采用数字REDCap和纸质版，覆盖人口学、宗教与死后信念、职业经历、器官捐献卡、脑死亡知识与接受度、捐献/接受意愿及情感伦理态度等，主要采用1–10利克特量表（Likert scale；1为非常不确定/绝对不，10为非常确定/绝对）。纳入护士和医生，完成问卷视为知情同意；人口学与临床经验缺失且超过50%问题未答者排除。主要终点为ICU专业人员对器官捐献的感知、观点、信念和概念理解；次要终点为其与人口学、个人宗教信念及教育社会职业经历的关系。统计采用描述性分析、Shapiro–Wilk检验、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Spearman秩相关、单/多变量线性及逻辑回归，Bonferroni校正显著性阈值≤0.003，使用STATA? 16.1。
结果部分保留原文小标题。基线特征：基于问卷描述性统计，338名ICU专业人员纳入最终分析，中位年龄39岁（IQR 31–47），75%为女性；47%有子女，92%有兄弟姐妹，86%经历过亲人丧失且多数多次；53%为基督教，43%无宗教归属；80%为ICU护士、20%为ICU医生，中位ICU经验均为15年；97%曾在职业生涯中接触脑死亡和器官捐献，65%照护过接受死后器官捐献的患者；自评对脑死亡理解清晰及对脑死亡概念认可的中位数均为9（IQR 8–10）。主要终点：基于描述性分析，61%完成自身器官捐献卡，29%以其他方式记录捐献意愿；无捐献卡者最常见原因为拒绝捐献、缺乏时间等；72%愿意接受匿名死者器官，75%愿意接受亲属或朋友活体器官；死后捐献总体意愿高（中位9，IQR 5–10），但仅41%完全承诺，70%在某种程度上开放；愿意捐献的动机包括赋予死亡意义、使部分器官延续、帮助亲属应对丧失，帮助患者由30.7%的开放者和13.9%的完全承诺者自发报告；不愿捐献者占10.4%，最常见理由为认为捐献过程不尊严（54.3%），其他未指明原因占48.6%，担心亲属额外负担占25.7%，害怕过程中有意识或疼痛占17.1%，强烈不同意脑死亡概念占14.3%；无人报告宗教原因或仅愿捐献特定器官作为主要原因；对照护器官捐献者总体态度积极（中位8，IQR 7–10），少数报告不适、情绪负担或偏好照护活人。次要终点：基于Spearman相关和Mann–Whitney U检验，死后捐献意愿与较高年龄（ρ = ?0.309）、较长ICU工作年限（ρ = ?0.335）、较强死后生命信念（ρ = ?0.168）负相关，与对脑死亡概念认可（ρ = 0.253）正相关（所有p ≤ 0.002）；医生比护士更愿意捐献（10 vs. 9；p = 0.001），捐献意愿与希望接受器官一致（10 vs. 2；p < 0.001）；希望接受器官者更年轻（36 vs. 50）、ICU年限更少（13 vs. 28）、捐献意愿更强（10 vs. 2）、脑死亡理解更好（10 vs. 9；所有p = 0.002）。基于单/多变量线性及逻辑回归，对脑死亡概念的认可和希望接受死者器官是死后捐献意愿的独立关联因素；死后捐献意愿是希望接受死者器官的唯一独立关联因素。
讨论部分总结：该调查显示ICU专业人员对器官捐献总体支持广泛，但强烈个人承诺较少，利他动机并非主要报告动机；迟疑与尊严顾虑、对脑死亡的疑虑、恐惧或担心亲属负担有关，尽管对捐献者照护支持广泛。捐献意愿随年龄、ICU经验和死后生命信念增加而下降，随脑死亡认可、医生身份和接受器官意愿增加而上升；接受器官意愿在年轻、经验较少、捐献意愿较强和脑死亡理解较好者中更高；多变量分析显示脑死亡认可和接受器官意愿是捐献意愿的独立关联因素，捐献意愿是接受器官意愿的唯一独立关联因素。作者指出，自评理解并认可脑死亡与对器官获取过程中意识或疼痛的担忧并存，提示单纯事实知识不能完全解释迟疑，教育需覆盖神经与法律定义以及实践和情感层面。该结果与既往ICU护士、法国多中心调查及中东和亚洲调查相互印证并扩展，显示职业身份、既往暴露和培训影响知识与参与意愿；年龄和ICU经验相关较低意愿的机制未被研究设计确定，作者列举的可能解释包括复杂终末期经历、代际差异、公众教育与捐献实践变化、身体完整与尊严感知差异，并强调不能解释为因果机制。作者还指出，同一瑞士队列关于脑死亡的前期结果显示概念模糊持续存在，尤其见于护士和缺乏直接临床暴露者，临床经验强化接受和理解，培训与暴露塑造对生物医学定义的一致，伦理和情感反应更多与职业身份相关。比较数据方面，该研究提供瑞士医疗系统内高度细化的捐献和接受行为相关因素，多中心、混合职业样本及多重比较校正增强内部效度；教育应处理跨专业差异、床边现象学张力和一般支持与个人强承诺之间的脱节。局限包括横断面设计不能推断因果或纵向变化，自报可能带来社会期望偏倚，护士占比78.1%而医生19.2%限制跨专业比较，排除超过50%缺失问卷可能引入选择偏倚，瑞士法律文化宗教框架限制外推，问卷未明确区分DBD与DCD，未进行机构间比较，未全面捕获不愿捐献的全部原因，未纳入肝、心、肺移植中心，连续变量效应量有限。研究结论（翻译）：该调查显示，在瑞士ICU专业人员中，参与器官捐献的意愿广泛，但强烈的个人承诺较少，利他动机并非报告的主要动机。不愿捐献反映对器官捐献过程尊严的顾虑、对脑死亡概念的疑虑以及害怕给亲属增加负担。捐献意愿在年龄较大、ICU经验较长和死后生命信念较强者中较低，但在认可脑死亡、身为医生和希望接受器官者中较高。同样，接受器官意愿在较年轻、经验较少、捐献意愿较强和脑死亡理解较好者中更高。这些结果表明，个人信念和职业背景显著塑造ICU工作人员对器官捐献的准备度，提示针对性教育可能增强未来参与和临床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