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Rural Studies》：From state-le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o hybrid governance: A county-level case study of Lake Fuxian, China
编辑推荐：
•县级生态治理通过阶段性转型而演进。•强有力的环境管控改善了治理成效，但也产生了社会压力。•经济与行政逻辑导致了治理的结构性失衡。•需要混合治理来平衡生态与社会目标。•基于地域性和参与式的战略有助于实现可持续转型。引言解决环境问题需要重视强制性的权力形式和干预手段（Oph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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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生态治理通过阶段性转型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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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环境管控改善了治理成效，但也产生了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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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行政逻辑导致了治理的结构性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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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混合治理来平衡生态与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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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域性和参与式的战略有助于实现可持续转型。
引言
解决环境问题需要重视强制性的权力形式和干预手段（Ophuls, 1973）。超越僵化的二元分类，人们已普遍接受成功的治理不仅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集中控制和管理，还依赖于结合公共与私人权力、以及国家与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Ostrom, 2009）。地方行动者嵌入生态治理关键决策点的方式看似是技术性措施，但本质上却是社会协商事务。它们高度依赖于地方合作、补偿机制、农民意愿以及土地所有者的自愿参与。在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下，高标准治理可能会改善环境质量。然而，它重塑生计、转变社会关系以及重新引导地方发展的方式所产生的紧张关系，为可持续发展和韧性治理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挑战。
这一问题在中国西部的源头地区尤为突出，那里生态富集与脆弱性并存，环境退化不仅影响地方发展，还影响区域、国家乃至跨国的生态安全。对此，中国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生态保护，特别是通过2021年云南的"湖泊革命"，引入了严格且迅速实施的措施。虽然这些干预措施改善了环境质量，但也给地方经济和生计带来了巨大压力，并产生了非自愿搬迁、农业失业以及地方社会结构侵蚀等意想不到的后果（While and Eadson, 2022）。与此同时，生态治理已嵌入更广泛的制度转型之中。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整体世界观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项目共同提供了关键的规范性和制度性基础（Cobb and Pang, 2016）。自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生态治理已整合为更具法典化的框架，在严格的制度和法律约束下优先考虑全流域监管。因此，湖泊治理已从地方行政事务转变为与国家生态安全和区域发展挂钩的战略问题，水质目标成为地方政府必须遵守的约束条件。
这种绿色转型在县级层面尤为困难。县级既是国家政策转换器，也是地方发展引擎（Tian, 2024），但其结构性劣势依然明显，尤其是在中国西部，工业基础薄弱，现代化差距依然存在（Wang, 2023; Liu and Ling, 2023）。同时，中国现代化被期望在绿色转型的约束下推进，通过培育新生产力并对齐经济、社会和生态目标（Li, 2021; Zhuang et al., 2024）。在此背景下，在欠发达的西部县城实现公正转型尤为困难。核心挑战是如何协调生态保护与现代化，同时保障边缘化农村群体的可持续生计，并回应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基本诉求。
抚仙湖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案例。云南的九大高原湖泊被官方分为三类治理范畴：保护导向、修复导向和预防导向。抚仙湖属于第一类，而云南高原湖泊系统是"亚洲水塔"的一部分，支撑着中国西南及东南亚大陆地区。本文将生态治理不仅仅视为环境监管，而是考察县级生态治理如何跨阶段演进、不同的治理模式如何产生了不同的政策效果和社会风险，以及常被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所边缘化的地方社会如何被重新纳入分析框架。更具体地说，本研究追求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追踪县级生态治理的阶段性演进及其后果；分析从增长依赖向国家主导管理的转变如何重塑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并识别县级混合治理变得既必要又可行的条件。
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为关于当代中国绿色治理、国家-社会关系以及绿色转型的更广泛讨论作出了贡献。生态治理的意义不仅在于环境成果，还在于生态保护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通过对国家-社会边界、中央-地方关系及其互动逻辑变迁的更广泛讨论，本研究提供了一种治理转型的过程性解释。它还解释了为何在治理新常态阶段，随着治理强度的持续提升，混合治理变得愈发必要。
章节片段
文献综述
近期的全球评估表明，水文循环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更为严重且难以预测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涉水灾害正威胁着生命和生计（Allan et al., 2022）。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来，通过后来的千年发展目标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治理已成为全球发展讨论的核心议题。然而
研究范式
本研究采用纵向解释性案例研究设计。与其考察孤立的政策成果，不如追踪县级生态治理在多个阶段的演进过程。
生态治理被视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治理事件流，而非单一制度安排。通过双向解释范式，首先记录并系统化经验观察，随后将理论反思反馈至地方
结果
抚仙湖的生态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经济依赖型治理、权威主导的行政整合、以及高标准治理（见表1）。以下分析将这些阶段不仅视为政策事件，更视为在生态监管下土地利用、生产关系、聚落格局及地方社会关系被重新组织的进程。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而是受既有条件塑造的
讨论：转型过程中的新兴张力与深层挑战
在制度规制、资源供给和社会调整三大体系中，制度规制体系相对较强，而发展型和服务型资源供给不足。尤其是社会调整体系，仍不发达且薄弱。这种失衡构成了深层矛盾，制约了向混合治理的结构性转型。
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抚仙湖生态治理的阶段性演进，追溯了从经济依赖型治理向权威主导的环境管理转变，并最终走向混合治理的迫切需求。混合治理能否为这一转型提供稳定的支撑，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还取决于县级治理在平衡生态目标与社会韧性及财政可持续性方面的能力。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刘佳妮：撰写——原始草稿，方法论，经费获取，形式分析，概念化。李淑勋：撰写——原始草稿，验证，调查，数据整理。吴硕：撰写——审阅与编辑，监督，项目管理。刘航飞：撰写——审阅与编辑，可视化，资源。
伦理批准与知情同意
本研究的伦理批准由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授予（决定：批准，低风险）。批准涵盖的时间范围为2019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所有参与者在参与前均提供了知情同意。
资助
本研究得到以下机构资助：2022年中国农村社会调查（CRSS）；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欠发达地区社区转型项目（项目编号：19BRK035）；云南省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405AC350110）。
致谢
作者感谢所有访谈参与者和地方利益相关者付出的时间与见解，并感谢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支持。
刘佳妮|李淑勋|吴硕|刘航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