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Climate Change》：Exploring Climate Knowledge Making, Usability, 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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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科学知识为何以及如何被使用（或未被使用）的问题。就科学气候知识（Scientific Climate Knowledge, SCK）而言，解释其缺乏使用的两种流行论点认为：（1）尽管SCK本身具有有用性，但在气候知识的生产与可
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科学知识为何以及如何被使用（或未被使用）的问题。就科学气候知识（Scientific Climate Knowledge, SCK）而言，解释其缺乏使用的两种流行论点认为：（1）尽管SCK本身具有有用性，但在气候知识的生产与可获取性方面存在“赤字”；（2）SCK缺乏可用性或可行动性，因为它不符合用户的需求。为应对有用性/赤字问题，学者们主张我们需要（a）生产更多且更好的知识；（b）改进气候科学家传播知识的方式；或（c）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相应地，应对可行动性缺失问题则需要科学家与潜在用户进行互动和迭代，以更好地理解并考虑用户的需求与约束条件。近期，第三类文献应运而生，其通过聚焦用户如何进行决策来理解SCK的使用。然而，尽管尤其在气候适应领域，关于SCK有用性与可行动性的实证文献日益增多，但关于其使用的证据仍相对不足。在本评述中，研究人员认为，为更好地解释SCK如何及为何被使用或未被使用，这三类文献需要在其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方法论与研究设计方案以及研究发现之间实现调和。
本文分类如下：
•气候变化知识的社会地位 > 气候科学与决策制定
•气候变化知识的社会地位 > 知识与实践
论文主体内容总结
1 引言
本部分阐述了科学气候知识（Scientific Climate Knowledge, SCK）为何及如何被使用或未被使用这一长期研究焦点。文献主要分布于三个脉络：第一，知识有用性（knowledge usefulness）文献，主张SCK本质上是有用的，使用不足源于知识生产与可获取性的“赤字”；第二，可行动性（actionability）文献，认为知识的可用性取决于其可信度（credibility）、合法性（legitimacy）与显著性（salience），并强调科学家与用户之间的共同生产（co-production）可提升知识适配性（fit）与交互性（interplay）；第三，知识使用与决策制定（knowledge use and decision making）文献，从用户决策过程出发理解知识何时及为何被纳入决策。本评述指出，尽管三类文献均聚焦SCK使用，但其理论假设、分析框架、研究设计及发现尚未实现调和，三者互补整合方能更全面解释SCK使用的驱动因素与制约条件。
2 方法论
研究采用整合性文献评述（integrative literature review）方法，聚焦但不限于气候适应与韧性研究。与系统性评述不同，整合性评述跨越不同实践社群，允许纳入异质性材料（包括实证与非实证研究、观点文章与政策文件），并适用于探索性综合。研究团队使用Web of Science、Scopus和Google Scholar进行初步文献检索，检索词涵盖科学、知识、研究与使用、决策制定、影响、可行动性及可用性等组合，随后以SCK相关术语（尤其是气候知识、适应与韧性）缩小范围，并进一步聚焦SCK使用与决策制定的驱动因素研究。此外，研究还归纳性回顾了科学的社会研究、可行动知识科学（Science of Actionable Knowledge, SOAK）、公共政策与政策研究、组织研究及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等领域的经典文献，主要依赖高被引论文（100次以上引用）。通过滚雪球抽样直至主题饱和，最终形成189篇文献的评述语料。
3 知识有用性/赤字、可行动性与使用
3.1 有用知识与知识赤字
该文献脉络基于知识本身具有内在有用性的假设，认为知识未被使用是因为知识质量不高、供给不足或难以获取。知识-态度-实践（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KAP）模型主张知识增长可改变态度，进而改变实践。为应对知识可用性与可获取性的赤字，科学家需生产更多更好的知识，并通过政策简报、新闻稿等多元渠道传播科学知识，同时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然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增加知识暴露并不必然改变公众态度或使用方式，有时反而加剧用户对科学分歧与不确定性的感知，导致决策瘫痪或被用作不作为的借口。批评者还指出，量化公众科学理解往往建构了理想化的狭隘指标，忽视了更广泛、非技术性的科学理解。尽管存在上述证据，赤字论仍持续影响SCK生产实践，例如气候科学家致力于开发更精细尺度的气候预估以增强模型输出的有用性，但提高质量与适配性预期反而可能延迟知识使用。
3.2 知识可行动性
可行动性文献主张，科学知识需满足用户的关键需求方可被使用。Cash等人提出知识可行动性的三个核心特征：可信度、合法性与显著性。Lemos等人进一步提出适配性（fit）与交互性（interplay）作为显著性的关键变量。共同生产——即科学家与用户之间的迭代互动以共同创造知识与工具——被视为提升知识可行动性的核心机制。共同生产有助于建立研究者与用户之间的信任，提升用户对知识可信度与合法性的感知，并增强知识与用户情境的适配性及与其他知识的交互性。此外，共同生产还可促进不同政策部门之间的协调，并提供了思考气候问题解决的新方式。然而，实证证据显示共同生产对知识使用的提升效果并不一致，其机会成本仍缺乏研究。过度强调“完美适配”可能反而在潜在用户中制造不切实际的预期，且共同生产可能强化权力不平等、限制问题框架，或未能充分承认原住民群体在正式科学组织之外自行创造和使用可行动气候知识的传统。
3.3 知识使用与决策制定
3.3.1 知识使用
Pelz提出的知识使用类型学将社会科学知识在公共政策中的使用区分为工具性（instrumental）使用、概念性（conceptual）使用与象征性（symbolic）使用。将该类型学应用于SCK时，研究发现难以将某一使用类型单独区分出来，也难以将使用归因于某一特定知识。SCK使用在实践中往往是非线性、非理性的，受知识本身及知识（共同）生产过程之外的因素影响。SCK使用的成果评估严重不足，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对政策制定的影响鲜有正式评估。一项关于社区抵制气候适应的研究发现，缺乏气候科学获取渠道或信任并非抵制的主要驱动因素，制度、基础设施与实际考量才是关键。
3.3.2 治理、组织与制度的作用
政策与组织研究关注组织（定义为实现既定目标的理性有序工具）及其行动者的偏好、结构与决策情境如何解释SCK使用及政策结果。“垃圾桶模型”（garbage can model）指出，问题偏好模糊、技术不明确与参与流动性可导致“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决策者需同时处理多重决策因素流。制度结构（定义为规则、规范与实践）同样塑造知识使用。实证研究表明，SCK需兼顾用户短期政治与组织时间线及长期气候预估时间线，并考虑其制度规范的刚性与灵活性。知识使用可通过跨部门对话、政策网络与实践社群（如市政气候网络或农业实践社群）得以扩散。参与式研究过程可通过同时纳入多个部门实现组织各层级的主流化，并通过影响跨辖区决策的行动者改变更广泛的制度规范。
3.3.3 心理-社会过程
社会心理学研究关注决策如何受心理-社会因素影响，以及SCK如何整合这些因素以促进使用。系统1（System 1）思维涉及情绪驱动、快速、非逻辑的过程；系统2（System 2）思维则包含理性行为者模型的成分，如深思熟虑与成本-收益分析。2010至2020年间气候决策科学的大规模评述表明，不同决策尺度（个人、家庭、组织与国家）的用户普遍偏好系统1与系统2的混合过程。气候变化决策易触发多重认知偏差，增加决策者对系统1的依赖。虽然可行动性文献中的SCK多设计用于服务系统2，但实证证据表明可同时使SCK与系统1更好对齐以增加使用。创造预期积极情绪或希望感、通过个人气候影响故事激发同情心、以及气候倡导者通过魅力与热情等情感触发因素重构气候行动，均可促进SCK接受与使用。
3.3.4 以决策支持工具应对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应对SCK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策略包括将复杂气候问题分解为更易管理的离散行动项。研究者可从“先预测后行动”（predict then act）模式转向“评估政策风险”（assess-risk-of-policy）框架，与现有可实施政策方案配合。决策支持工具（Decision Support Tools, DSTs）——如多准则决策支持、无悔解决方案组合及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可通过应对多种未来情境将气候知识与决策选项匹配。DST实证研究表明，知识的包装方式对其使用至关重要。学者同时关注知识质量指标（知识内容与创造）与使用质量指标（知识界面与用户友好性），如工具相关性、成本、可获取性、通用性、时间要求、美学与导航等因素均驱动或阻碍DST的采用与使用。
4 调和知识有用性、可用性与使用
调和三类文献意味着理解其假设、框架、方法与发现如何交叉互补，以及如何相互权衡或制约。仅关注提供更多或更好获取SCK可能使用户信息过载并导致“分析瘫痪”（analysis paralysis）。过度强调共同生产知识的可行动性可能制造不切实际的预期，导致用户因知识不完美适配而拒绝或延迟决策。心理-社会策略若被误用，可能无法产生预期效果，因为情绪并非总是清晰可辨或易于操纵以达到预期结果。然而，三类文献各自触及SCK使用的关键部分。决策制定文献虽挑战知识作为决策首要驱动因素的角色，但也表明知识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者与从业者之间的互动可增加SCK使用。整合三类文献可扩展对使用及使用情境的理解，并为促进使用的研究设计与实践提供信息。例如，在参与式研究项目早期了解用户的典型决策模式，可使SCK设计适配这些模式；用户若知晓同行正在使用或参与创造了共同生产的知识，可能更愿意参与。其他有前景的方法包括：创造结合数据驱动与情感性气候知识的知识；在共同生产过程中纳入有动力且有影响力的“倡导用户”（champion users）以扩大影响；以及在共同生产中考虑制度与组织条件，如参与时机与组织知识使用模式。
5 结语
本评述初步揭示了三类文献如何更紧密地对话，但也显示出三类文献在SCK实证关注上的不均衡性。基于社会科学理论与框架的SCK有用性与可用性研究发展较快，而决策制定、知识使用与影响评估的关注相对有限。这部分归因于SCK影响实证评估面临的多重挑战：将气候行动的成功在更大程度上归因于SCK而非其他决策因素十分困难；气候决策往往非线性，使因果研究复杂化；且缺乏衡量“好”或“坏”气候行动的一致基线，因为未来气候条件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此外，尽管近几十年来生产更可行动SCK的资金有所增长，但大多数SCK研究项目并未专门拨款用于衡量其影响，研究者也缺乏开展纵向评估的充分支持。因此，未来研究不仅需要更好地调和三类文献，还需更深入地实证探索知识使用与决策制定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