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中心重构公共卫生：社会使命、健康公平与结构性决定因素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People at the centre

　　

自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以来，美国许多机构受到扰动，众多领导层更迭、预算重新分配与削减以及立法和政策变化，震动了全球公共卫生金融架构，损害了相关机构在全球和国内的角色。关键在于，这一动荡时期也为重新定位公共卫生领域及其一个多世纪前采取的方向提供了机会。19^th世纪，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成为主导，公共卫生大幅减少了对不利生活条件的关注——此前的策略支撑了许多基础性进展，当时卫生运动（sanitary movement）的进步要素与社会运动结盟，以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多年后，这一定位使公共卫生在日益增长的企业影响、私有化以及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方面基本保持沉默。美国持续存在的种族等级制度（racial hierarchy）也增加了将人置于中心——改善人民健康的总体目标——的难度。

论文解读：以人为中心重构公共卫生

研究背景与问题。该文指出，当前全球与各国公共卫生机构、学术公共卫生以及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实践的公共卫生均处于严峻境地。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后，美国许多机构受到扰动，领导层更迭、预算重新分配与削减、立法和政策变化共同动摇了全球公共卫生金融架构，损害了机构在全球和国内的角色。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全球卫生专门机构）和《巴黎协定》，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据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IHME，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数据，美国全球发展援助下降67%，超过US$9 billion；多国亦伴随甚至先于美国削减发展援助，并导致2026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应对延迟。美国国内，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Susan Monarez被任命一个月后遭解职后近一年无国会批准领导人，许多高级职位空缺；既往公开数据库访问受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研究申请的政治审查增加，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拟在传统同行评议外增加政治监督；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数据提示，到2034年可能新增14·2 million人无保险，并预计节省$990 billion；食品福利已减少；最高法院一系列决定结束平权行动、结束联邦堕胎权并削弱1965年《投票权法》，2026年国情咨文攻击多样性、公平和包容（DEI）。作者认为，重建不仅是保护、重建和扩展基础设施，更是重新想象如何促进人民健康的机会；需要明确当前并非寻常时期，审视公共卫生为何易受公众不信任，并识别极化时代行动机会。论文发表于《The Lancet Public Health》，作者为Mary T Bassett。

研究人员开展的研究、结论与意义。该文为评论/观点文章，通过政策、历史与数据证据综合，主张公共卫生应重新以人为中心，回归对社会使命、健康公平和结构性决定因素的关注；其意义在于为未来10年公共卫生战略方向提供框架，强调在保护基础设施的同时重新定位公共卫生与健康公平。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该文未报告实验试剂、培养或质粒构建等操作，也未涉及样本队列来源。研究人员主要采用政策与文献证据综合、历史制度分析、政策案例归纳，并引用IHME数据及CBO预测数据，对美国及多国公共卫生政策变化进行论述。

研究结果。A retreat from public health's social mission（公共卫生社会使命的退却）：研究人员通过梳理美国及多国政策变化、机构数据和历史文献指出，发展援助削减、退出WHO和《巴黎协定》、解散USAID和PEPFAR可造成生命损失；美国国内CDC领导空缺、数据库访问受限、NIH研究审查、OMB拟增政治监督、无保险增加、食品福利减少、民权与生殖权倒退及对DEI的攻击，均显示公共卫生社会使命退却。历史上，19^th至20^th世纪公共卫生进步主要来自水、环境卫生和住房等结构性改善，公共卫生曾与社会运动结盟争取安全工作条件、妇女选举权、生活工资、食品与住房安全等；细菌学进展后，公共卫生将领导权让渡给基础科学、工程和临床医学，转向生物医学和个体风险，导致对私有化、企业影响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致收入不平等保持沉默，公众对政府公共卫生和科学的信心亦受侵蚀。The USA as an outlier（美国作为例外）：研究人员通过与其他高收入国家比较健康结果和制度特征指出，美国健康结果较差，1980年以来相对寿命下降，2010年整体预期寿命停滞甚至下降，2024年回升至79·0岁；美国缺乏全民医保，不要求雇主提供育儿假或联邦强制年假，监禁规模大且非裔比例过高，收入和种族财富差异大；奴隶制和原住民土地夺取历史以及19^th世纪城市卫生运动以欧洲移民健康为中心，均构成不平等延续背景。Conclusions（结论）：作者总结应以人为中心，并翻译其研究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讨论强调，追踪人口健康的监测数据收集与可及性仍是优先事项；地方和州层面参与在短期和中期最可能成功；公共卫生应继续采用数据驱动政策和项目干预，包括成瘾药物治疗、限制高盐高糖高脂高热量食品、烟草控制、枪支控制以及癌症和高血压筛查。卫生官员和倡导者可能无权单独应对大型食品、大型制药、大型烟草（Big Food, Big Pharma, Big Tobacco）、能源行业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但授权不足不意味着对利润驱动健康危害和不公平收益保持沉默。结构性赔偿不太可能，甚至倡导亦可能有风险；较小规模的现金支持如密歇根州Rx Kids项目已获两党支持。失去研究经费或社会服务削减可能损害地方经济；基于共同目标的联盟建设可容纳对立政治观点。公共卫生应与承担不良政策负担的社区合作，向倡导团体提供专业和证据支持，并支持劳工运动、民权、LGBTQ、移民和妇女权利；人权保护不应因因果推断细节而受限。

研究结论翻译。1946年制定的WHO宪章表达了当时所有会员国的观点：“享有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不分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社会状况。”确保未来10年公共卫生以这些文字为指导并非易事；这也不是作出乐观预测的时候。始终将人置于中心是最好的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