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organisms》：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he FilmArray BCID2 Multiplex PCR Panel Applied to Excised Heart Valve Specimens from Patients with Infective Endocard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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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 IE）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快速识别致病病原体对于合理的抗菌治疗至关重要。尽管血培养仍是标准微生物学方法，但补充性分子技术有可能在特定临床情况下提高病原体检出率。本研究评估了FilmArray B
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 IE）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快速识别致病病原体对于合理的抗菌治疗至关重要。尽管血培养仍是标准微生物学方法，但补充性分子技术有可能在特定临床情况下提高病原体检出率。本研究评估了FilmArray Blood Culture Identification 2（BCID2）多重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panel超说明书应用于切除心脏瓣膜标本的诊断性能。研究人员采用BCID2 panel分析了来自47例接受IE手术患者的切除心脏瓣膜标本，并将BCID2结果与血培养及瓣膜培养结果进行比较。其中42例纳入血培养比较，46例纳入瓣膜培养比较。以血培养为临床参考方法，BCID2检测显示灵敏度为78.4%（95%置信区间（CI）：61.8–90.2%），特异度为60.0%（95% CI：14.7–94.7%），阳性预测值（PPV）为93.5%（95% CI：78.6–99.2%），阴性预测值（NPV）为27.3%（95% CI：6.0–61.0%）。BCID2检测与血培养之间的一致性较低（Cohen’s κ = 0.253；95% CI：?0.068–0.573；p = 0.067）。在以传统瓣膜培养进行的次要比较中，灵敏度为8.8%（95% CI：1.9–23.7%），而特异度为100%（95% CI：75.3–100%）。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特定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中，将BCID2 panel超说明书应用于切除的心脏瓣膜标本可补充传统微生物学方法。然而，BCID2阴性结果不应被用于排除感染性心内膜炎，需要更大规模的多中心研究以进一步评估该方法的临床效用。
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 IE）是一种危及生命的感染性疾病，微生物进入血流并定植于心内膜，最常累及心脏瓣膜。其临床表现高度可变，常可模拟神经、风湿、外科或皮肤科疾病，导致诊断困难。虽然发热、新发心脏杂音和血培养阳性构成典型三联征，但这些表现在老年人和合并症患者中常不完整或缺如，因此诊断需整合临床、影像和微生物学证据。血培养仍是诊断的基石，但结果回报通常需3–7天，且部分患者因既往抗菌治疗、低微生物载量或苛养菌感染而呈血培养阴性。近年来，分子微生物学技术已能直接从临床标本中快速检测病原体，但在切除的心脏瓣膜组织上的诊断性能尚未充分确立。基于此，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前瞻性研究，评估FilmArray Blood Culture Identification 2（BCID2）多重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panel超说明书应用于切除心脏瓣膜标本的可行性和微生物学一致性。
该研究入组2023年5月至2025年12月在波兰华沙Medicover医院因IE接受瓣膜手术的47例患者，共进行50次BCID2检测（3例患者对两个瓣膜分别检测，结果一致，故仅纳入每例患者一次结果）。以血培养作为临床参考方法，另以传统瓣膜培养作为次要比较对象。结果显示，在42例有血培养结果的患者中，BCID2检测微生物阳性的灵敏度为78.4%，特异度为60.0%，阳性预测值（PPV）为93.5%，阴性预测值（NPV）为27.3%，与血培养的一致性较低（Cohen’s κ = 0.253）。在46例有瓣膜培养结果的患者中，与BCID2相比，瓣膜培养的灵敏度仅为8.8%，但特异度为100%。研究人员认为，BCID2超说明书应用于切除瓣膜标本可作为传统微生物学方法的补充，尤其在血培养和瓣膜培养阴性时可能提供临床有用信息，但BCID2阴性不能排除IE，需要更大规模多中心研究验证。
在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人员将切除的瓣膜标本置于无菌容器中，室温运至Maria Sk?odowska-Curie国家肿瘤研究所临床微生物学部门。在II级生物安全柜中，将瓣膜碎片放入无菌研钵，加入2 mL无菌生理盐水匀浆5–10分钟，再加2 mL盐水混匀，静置5–7分钟取上清液，取200 μL上清液加入BCID2 pouch，使用FilmArray Torch系统自动完成核酸提取、扩增和检测，约70分钟出结果。血培养在患者所在的不同医院进行，结果从病历回顾获取；瓣膜培养在外部微生物实验室采用常规程序进行，菌种鉴定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统计分析使用Clopper-Pearson方法计算95%置信区间（CI），并用Cohen’s κ评估一致性。
结果部分：
3.1 研究人群：该研究共纳入47例IE患者，其中男性35例（74.5%），女性12例（25.5%），中位年龄55岁（范围21–82岁）。排除5例血培养结果缺失者后，42例纳入主要分析；46例有瓣膜培养结果。血培养与手术之间中位间隔13天（范围0–50天）。
3.2 患者层面微生物学发现：BCID2在35例（74.5%）中检出微生物，最常见目标为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 spp.），见于16例（34%）；肺炎链球菌（S. pneumoniae）和无乳链球菌（S. agalactiae）各1例（2.15%）；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MSSA）10例（21.3%）；粪肠球菌（E. faecalis）6例（12.8%）；甲氧西林敏感表皮葡萄球菌（MSSE）2例（4.3%）。1例同时检出MSSA和E. faecalis。所有标本均未检出BCID2 panel所覆盖的耐药基因。在有血培养结果的42例中，37例阳性，5例阴性。
3.3 BCID2与血培养比较：42例中，BCID2和血培养均阳性29例，均阴性3例，不一致10例（2例BCID2阳性/血培养阴性，8例血培养阳性/BCID2阴性）。以血培养为参考，BCID2检测微生物阳性的灵敏度78.4%（29/37；95% CI 61.8–90.2%），特异度60.0%（3/5；95% CI 14.7–94.7%），PPV 93.5%（29/31；95% CI 78.6–99.2%），NPV 27.3%（3/11；95% CI 6.0–61.0%），准确率76.2%（32/42；95% CI 60.5–87.9%），Cohen’s κ=0.253（95% CI ?0.068–0.573；p=0.067）。在37例血培养阳性患者中，属水平一致率70.3%（26/37），种水平一致率43.2%（16/37）。
3.4 瓣膜培养与BCID2比较：46例中，两种方法均阳性3例，均阴性12例，不一致31例，均为BCID2阳性而瓣膜培养阴性。以BCID2为参照，瓣膜培养检测微生物阳性的灵敏度为8.8%（3/34），特异度100%（12/12），PPV 100%（3/3），NPV 27.9%（12/43），准确率32.6%（15/46），Cohen’s κ=0.048（95% CI ?0.011–0.107；p=0.287）。3例瓣膜培养阳性中，属水平一致率100%（3/3），种水平一致率66.7%（2/3）。
在讨论中，研究人员指出，BCID2对微生物阳性检出的高PPV和低NPV提示，阳性结果可提供临床上有意义的病原学证据，而阴性结果不能用于排除IE。与既往研究相比，不同分子方法报告的灵敏度、特异度差异较大，可能反映了研究人群、标本处理、参考标准和试验设计的不同。本研究中，BCID2在多个瓣膜培养阴性的标本中检出微生物，支持其作为传统培养的补充手段。研究人员也讨论了不一致结果的可能原因，例如病原体不在BCID2覆盖范围内、瓣膜取样未包含感染灶、既往抗菌治疗导致血循环中微生物清除但瓣膜组织中DNA仍可检测，以及血培养污染等。局限性包括样本量小、单中心、血培养阴性病例数少、BCID2仅覆盖panel内病原体、血培养作为参考方法并不完美、缺乏既往抗菌治疗数据等。
结论部分：总之，FilmArray BCID2检测超说明书应用于切除心脏瓣膜标本，在手术治疗的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中似乎是传统微生物学方法的一种可行补充。尽管该检测不能替代既有的微生物学技术，但在常规血培养和瓣膜培养阴性时，可能提供临床上有用的补充微生物学信息。由于其灵敏度中等且检测靶标局限于预设panel，BCID2阴性结果不应被用于排除感染性心内膜炎。需要更大规模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进一步明确该检测的诊断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