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基于作者长期在视网膜研究方面的个人经验。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最初出于好奇心驱动的生理学问题逐步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转化意义。视网膜提供了一个特别有益的实验环境，用于检验转化潜力，因为其易于获取且高度有序的神经和血管结构使得在实验模型中确定的机制能够作为潜在的治疗靶点进行测试。本文讨论了我们实验室的三条研究轨迹，作为不同转化结果的示例。对生长抑素能系统的研究表明，强有力的机制依据和有说服力的临床前疗效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相当程度的临床获益。对uPA/uPAR系统及其药理抑制作用的研究表明，即使某个候选药物未能进入临床应用，它仍然可以提供对疾病机制的持久洞察并确定生物学相关通路。相反，关于早产儿视网膜病变中β肾上腺素能受体信号传导和普萘洛尔的研究表明，药物重新定位如何缩短实验证据与临床研究之间的距离，同时仍然留下关于剂量、安全性和给药剂量的重要问题。这些经验还强调了模型选择、疾病阶段、药代动力学、组织暴露、可重复性和患者异质性是转化成功的关键决定因素。总而言之，我在视网膜研究方面的经验表明，转化不应被视为从实验台到病床的单向进程，而应被视为一个迭代过程，在其中实验发现、临床结果甚至失败的治疗尝试都会不断重塑生物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