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酒精与其它药物（AOD）治疗中的能力扩展：一种社会参与式路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Capability expansion: A socially-engaged approach to alcohol and other drug treatment for young people

　　

本文运用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重新审视青少年在酒精与其他药物（Alcohol and Other Drug, AOD）治疗中的经历。能力方法聚焦于自我决定与社会机会，而非诊断与治疗，因此有望拓宽AOD治疗的关注范围，将实现"美好生活"的条件纳入考量。基于对17名曾接受过治疗的青少年进行的深度访谈，本研究探讨了他们的抱负、感知到的实现抱负的机会，以及物质使用在这些人生轨迹中的位置。参与者从四个领域构想"美好生活"：安全与保障（主要通过稳定住房实现）、参与（通过有意义的工作实现）、平衡（以心理健康为基础）以及认可（感受到被尊重和被赋予责任）。然而，参与者实现"美好生活"抱负的能力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住房选择受限且无法拒绝不安全的安置；就业服务不足以及生存需求的紧迫性；难以获得适当且响应迅速的心理健康护理；以及认可体验主要局限于专门的青少年服务机构，而非更广泛的社会融入。管理物质使用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实现安全、参与、福祉和归属感的能力。因此，扩展获得住房的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培养找到工作、建立日常规律的能力，进而减少物质使用。本研究认为，以能力为导向的框架促使AOD政策与实践进行重新定位，转向扩展青少年的实质性机会，而非仅仅治疗个体障碍。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澳大利亚，针对青少年的酒精与其它药物（Alcohol and Other Drug, AOD）治疗系统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过度依赖生物医学和心理化的干预模式。这些模式遵循“诊断-治疗”（diagnose and treat）的逻辑，虽然对部分青少年有效，却常常忽视了许多未被满足的需求。进入AOD治疗的青少年往往伴随多重劣势，他们从小到成年都需应对多种社会问题组合。与年长客户相比，他们治疗停留时间更短、参与的服务次数更少，且结局更差，包括急诊住院率和死亡率增加，土著青少年尤其如此。青少年常在被要求多次介入和“干预循环”的治疗系统中感到矛盾与停滞。尽管支持自主权有助于提升治疗参与度，但青少年常被认为缺乏决定自身治疗旅程的能力。在此背景下，改善AOD系统以支持青少年构建积极的人生轨迹显得尤为必要。

在澳大利亚，AOD治疗主要通过专业卫生服务提供，包括戒断管理、康复中心、心理疗法和药物技术。大多数治疗干预受限于简化论的生物医学逻辑，将问题性物质使用视为一种可孤立诊断和治疗的原发性疾病，这种逻辑反映在政府政策和资金安排中，即治疗以短期“护理片段”（episodes of care）形式交付，旨在限定时间内治愈。这种模式未能充分认识到青少年的社会和物质需求，反而可能让他们承担自身治疗成败的责任。服务提供者虽深知社会劣势与物质使用密切相关，但受限于偏重生物医学、交易性和管理主义逻辑的政策与行政体系，其满足客户需求的愿望常因系统的财务和实践压力而妥协。因此，亟需一种替代性的指导框架。

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研究运用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来分析青少年问题性物质使用与AOD治疗的经历，并识别青少年的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和能力（capabilities），以期拓宽AOD干预的范围，使其聚焦于培养能力而非仅诊断和治疗。具体而言，研究呈现了青少年对“美好生活”的看法及物质使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分析了他们实现这些抱负的能力或真实机会，并最终探讨基于能力扩展的AOD实践框架可能呈现的面貌。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研究设计，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的专业青少年AOD组织招募了17名曾有物质使用问题和AOD治疗史的青少年（年龄18-28岁，平均首次治疗年龄15.8岁，含9女8男，1人认定为原住民，6人性别/性取向多元）。纳入标准为受访时正积极管理自身物质使用且过去12个月内未接受AOD治疗。数据收集采用改良传记叙事访谈法，结合Nussbaum（2011）框架引导问题，涵盖工作、教育、家庭、归属等领域，并设置开放性提问以捕捉地方性诠释。数据分析遵循“迭代分类”（iterative categorisation）流程，结合演绎编码（基于研究目标和能力概念框架：美好生活的抱负与视角、实质自由或实际机会、转换因素、通过机会和转换实现的积极成果）和归纳编码（源自参与者叙述的活码），使用NVivo 15软件进行，并通过五轮写作、讨论和重新排序确定主题模式。

研究结果

研究发现，参与者对“美好生活”的描述可归纳为四个主题：

安全与保障——拥有安全的家

安全稳定的住房是“美好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当获得安全住房后，新的未来可能性得以开启，包括更好地管理物质使用，因为不稳定住房会严重破坏减少使用的努力，而稳定的家则通过需要赚取收入、支付租金和建立日常惯例来强化减少使用。参与者普遍经历了获取真正安全住房的艰辛历程，包括被迫接受与陌生人合住、高层高密度不安全住所，甚至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房屋。客户仅有三次拒绝机会，否则将被移至等待名单末尾。安全住房是实现“美好生活”的起点，也是管理物质使用的关键能力扩展器（capability expander）。

参与——工作与从事“关怀工作”（care work）的能力

定期就业被视为生活顺利的主要原因，能带来当下和未来的实用性与本体论安全感，并有助于管理物质使用（如保持忙碌、消耗精力）。然而，参与者获得和维持有偿工作的自由受到就业支持服务不足、日常生存需求紧迫以及自身技能知识有限的制约。他们常被导向短期低薪、缺乏学习和发展空间的工作，且在职场冲突管理方面遇到困难。犯罪记录、生存压力以及需要制造“稳定”工作史的压力迫使他们留在不珍视的岗位上。尽管如此，参与者普遍高度珍视关怀类工作（青年工作、AOD工作、心理学、护理等），将其视为有目的、道德高尚且可行的职业路径，其自身作为受助者的经历拓宽了他们关于可能性的认知。然而，家庭价值观有时也会限制其高等教育抱负。

平衡——拥有健康的心灵

实现“平衡”、感觉“平静”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特征，通常在与过往问题性物质使用和不稳定经历的对比中被描述。这包括身体健康，但更关乎心理和情感健康。物质使用管理与心理健康能力的培养内在相连。参与者实现和维持良好心理健康的机会受到获取所需医疗保健能力有限以及不良心理健康症状（如嗜睡、倦怠、不堪重负）本身的制约。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也限制了他们的实质自由。当参与者与服务提供者建立起易于获取、支持其自决并关注全人的关系时，其管理心理健康问题的能力得到扩展。这类服务通过关注生活条件、提供长期灵活支持、允许按需逐渐减少支持，并秉持友好、开放、不强制的原则，培养了信任感和参与能力。

认可——尊重、包容与归属感

体验到归属感和包容性是“美好生活”的另一核心要素。参与者珍视被尊重对待、自主权和自决得到承认和支持，并获得承担责任机会的经历。这种认可最常在青少年健康服务机构中获得，但在学校、工作场所和社区团体中也有体现。认可体验极大地扩展了参与者管理物质使用的能力，例如，服务人员将其从危险环境中解救出来的行动传递了尊重和价值，成为转变思维、开始寻求帮助的关键转折点。然而，获得认可的机会主要局限于专门服务于边缘化青年的机构。尽管有参与者通过稳定工作和付费会员资格在社区拳击馆获得了归属感，但这暗示了扩大就业能力可以进一步培育更广泛的社区认可机会。

总结与讨论

通过询问青少年对“美好生活”的看法并运用能力概念进行分析，研究揭示了他们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的性质及其实现这些功能的自由。核心发现是，管理物质使用的能力与其他能力（实现安全、参与、福祉和归属）紧密相连并衍生自后者。例如，安全住房是发展找工作、建立日常惯例和减少物质使用能力的关键；来自AOD专业人士的认可能激发“真正想要获得帮助”的意愿。这些其他能力作为“能力扩展器”，共同增强了管理物质使用的能力。

能力方法为推进AOD政策与实践框架提供了显著潜力。首先，通过将物质使用概念化为社会情境化和关系性的，它识别出住房、就业等功能性活动是减少物质使用的核心机制，从而扩大了可能的干预范围，鼓励服务整合与协调，并减少了生物医学模型强调的个人责任。其次，聚焦于抱负使政策与实践转向对青少年重要且有意义的机会。第三，它通过识别政策与实践框架中可操作的干预领域，提供了变革的路线图。这要求改变服务设计和资助模式，例如，将资助与客户长期参与、留治和积极体验挂钩，而非完成固定数量的治疗事件；将稳定住房和有意义就业视为价值成果。能力方法还强调了能动性和自决的重要性，超越了现有“以人为中心护理”和“消费者参与”的局限，要求服务系统围绕使用者对“美好生活”的愿景进行重组。

研究结论

通过关注本地相关的抱负和实际机会，能力概念有潜力将实践框架重新导向更符合青少年独特价值观和社会状况的行动与干预，这是生物医学和心理化方法无法做到的。后者追求普遍且通常狭窄的目标（减少物质使用和痛苦），而能力方法的目标是扩大对青少年最重要的机会范围。这意味着要认识到青少年管理物质使用的多种非线性路径。采用这种方法允许研究人员更广泛地思考项目成果及其实现过程，鼓励评估超越临床指标的结果，包括那些关乎青少年渴望的生活方式的指标。通过解决这些问题，AOD治疗可以成为“一项社会工程，而不仅仅是一种治疗方案”，为个人和社区带来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