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性文化环境：治疗性景观概念的本土认识论拓展

《Health & Place》：Therapeutic cultural environments: An indigenous epistemological expansion of the therapeutic landscapes concept

　　

摘要 背景：自Gesler于1992年发表奠基性论文以来，治疗性景观（therapeutic landscapes）概念催生了一个丰富且富有成效的研究纲领，探讨场所如何支持疗愈与福祉。然而，该领域主要在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的西方认识论传统中发展，这引发了关于其解释或切实支持全球4.76亿原住民健康之能力的严重质疑。 目的：本文批判性审视治疗性景观概念的认识论基础，识别其文化特定性假设，并借鉴原住民健康哲学，提出一个整合性框架——治疗性文化环境（Therapeutic Cultural Environments, TCE），以扩展并重新定位该领域。 方法：研究人员基于治疗性景观文献与来自毛利（Māori，新西兰奥特亚罗瓦）、澳大利亚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s，澳大利亚）以及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加拿大）传统的原住民健康认识论进行批判性概念综合，沿三个轴映射西方与原住民框架之间的根本性分歧：场所的本体论（ontology of place）、健康的定义以及治疗过程的理解，并考察殖民化如何将治疗性景观的剥夺（dispossession）付诸实践，将该概念直接与由此产生的健康差异联系起来。 发现：原住民框架挑战了治疗性景观概念的三个基础性假设：即“场所”是健康过程的空间容器；疗愈本质上是个人化的生理恢复；以及人与景观之间的关系是偶然性的而非构成性的。研究人员提出TCE框架作为整合性回应，将场所的本体论从空间背景扩展为关系性共同构成（relational co-constitution），将健康的定义扩展至涵盖身份、归属感与代际连续性，并将治疗过程的理解从个体层面扩展至共同体与祖先层面。 结论：治疗性景观概念需要的不仅是多样化，而是认识论扩展；TCE框架为迈向更具包容性、认识论上扩展的景观-健康范式提供了有理论依据的路径。

治疗性文化环境框架：对治疗性景观概念的本土认识论拓展与重构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自1992年Gesler提出治疗性景观概念以来，健康地理学领域围绕“场所具有促进疗愈与福祉的属性”这一核心命题形成了丰富的研究传统，相关文献已超过400篇。然而，该领域长期在西方后启蒙认识论传统中发展，其核心概念架构——将场所视为有界空间背景、将健康视为个体体验的生理与心理状态、将治疗过程视为人与环境之间的交易——具有显著的文化特定性，却极少被系统审视。对于全球4.76亿原住民而言，健康、土地与身份是关系性构成的而非偶然关联的，现有框架的解释力严重不足。Wilson（2003）在《Health & Place》发表的标志性论文首次明确指出了这一缺口，但此后二十年间，鲜有研究从原住民认识论立场对治疗性景观概念发起有理论根基的挑战，同时提出整合性的替代框架。本研究正是旨在完成这一任务。

二、研究内容与核心结论

研究人员通过批判性概念综合，系统分析了治疗性景观文献与原住民健康认识论之间的根本分歧，识别出该概念的三项基础性局限：其一，场所被理解为健康过程的空间容器而非健康的共同构成要素；其二，疗愈被理解为个体化、生理性的恢复过程；其三，人与景观的关系被视为偶然性关联而非构成性关系。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提出治疗性文化环境（TCE）框架作为整合性回应，从三个维度扩展原有概念：将场所本体论从空间背景扩展为关系性共同构成；将健康定义扩展至涵盖身份、归属感与代际连续性；将治疗过程的理解从个体层面扩展至共同体与祖先层面。研究还揭示了殖民化作为治疗性景观剥夺的运作机制，以及气候变化作为当代形式剥夺的持续影响，建立了治疗性景观概念与原住民健康差异之间的证据性关联。该框架不仅适用于原住民情境，更通过更丰富的场所本体论和更全面的健康理解，为一般性的景观-健康研究提供了更强的理论基础。

三、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为批判性概念综合研究，主要方法包括：对治疗性景观文献的系统性批判分析；对毛利（Māori）、澳大利亚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s）以及加拿大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健康认识论的比较分析；沿场所本体论、健康定义与治疗过程理解三个轴映射西方与原住民框架的根本分歧；通过殖民剥夺与气候变化案例建立概念与健康差异之间的证据关联。研究基于已发表文献而非一手实证数据。

四、研究结果

4.1 治疗性景观概念：成就与认识论局限

Gesler（1992）的原始构想借鉴了人本主义地理学对场所与意义的强调，其现象学传统具有欧洲中心特征，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经验性遭遇，自然在本体论上外在于人。Conradson（2005）的关系转向虽引入了社会与心理维度，但即便在最关系性的表述中，体验景观的个人仍是离散、有界的个体，景观仍是健康过程的背景而非共同构成要素。该领域的地理多样化并未带来认识论多样化，非西方情境的研究仍多将原住民视为研究对象而非理论知识的来源。

4.2 原住民健康框架：认识论上的独特性

原住民知识体系具有地方性、口头传承性、经验性、整体性等特征，包含智识、经验、精神、神话与共同体五种认知方式。在土地本体论上，原住民框架消解了人与景观的本体论区分：澳大利亚原住民与“Country”的关系、毛利人的“tangata whenua”（土地之民）概念、加拿大第一民族的“七代人教导”（Seven Generations Teaching）均表明，身份、健康与土地是构成性关联而非偶然关联。原住民健康模型如Te Whare Tapa Whā（四基石模型）与安尼希纳贝克药轮（Anishinabek medicine wheel）均呈现四维或多维健康观，身体仅是同等权重的维度之一，社会、精神与共同体维度是构成性要素而非背景条件。

4.3 殖民化作为治疗性剥夺

土地在原住民健康框架中不仅是背景而是构成性要素，因此土地剥夺不仅是经济或政治伤害，更是对健康本体论基础的直接攻击。证据表明，澳大利亚原住民因土地权利被否认、被迫迁移与剥夺，预期寿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年；毛利社区因城市化导致的wairua（精神健康）中断产生持续的健康后果；加拿大第一民族经历类似过程。治疗性景观理论对殖民化的沉默并非文献缺口，而是其认识论基础的结构性后果。气候变化同样构成当代形式的治疗性剥夺：澳大利亚原住民社区因气候变化遭受传统文化、社区结构与社会经济福祉的交织损害；加拿大因纽特社区因海冰丧失而失去维持健康的文化实践与知识系统。

4.4 迈向治疗性文化环境框架

TCE框架基于三项扩展命题：第一，场所不是健康过程的空间容器，而是健康、身份与归属的关系性共同构成要素；第二，健康不可还原为个体生理与心理状态，而涵盖精神、共同体与代际维度；第三，治疗过程不是个体与环境的交易，而是共同体性、祖先性与本体论事件。该框架对研究、政策与设计实践均有直接启示：研究方法需转向参与式、社区主导与纵向设计；政策上，土地权利、文化主权与原住民自治应被视为健康政策议题；设计实践需从特定共同体的关系场域出发，而非套用西方恢复性环境概念。

五、讨论与结论

TCE框架开辟了实质性的研究议程，首要任务是社区参与式研究的实证验证，此类研究本身必须与框架的认识论主张相称，即社区主导、关系性设计、面向原住民知识生产与验证方式。该框架不是原住民应用的特殊补充，而是利用原住民认识论作为透镜揭示现有框架局限、提出使其真正更具普遍性的理论重定向，这正是Tuhiwai Smith（2012）所描述的“去殖民化”路径。研究局限包括：基于文献的概念性研究需实证检验；对三个原住民传统的涉猎存在概括化风险；设计实践的运作化尚未完成；非原住民学者书写原住民认识论需承担伦理责任，建议未来工作与原住民合著者合作开展。结论指出，治疗性景观概念需要的是认识论扩展而非简单多样化。若该概念无法解释原住民的健康与景观经验，它便不是关于健康与景观的理论，而只是关于某一种文化特定版本的理论。治疗性景观学术本身需要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