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ures》：Co-producing sociotechnical and spatial imaginaries on the MOSE megaproject: Media frames of continuity, stabil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Ve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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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MOSE这样的巨型项目（megaproject）具有高度争议性。MOSE为威尼斯提供抵御海平面上升的保护。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与空间想象（spatial imaginaries）在使MOSE合法化的过程中居于核
像MOSE这样的巨型项目（megaproject）具有高度争议性。MOSE为威尼斯提供抵御海平面上升的保护。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与空间想象（spatial imaginaries）在使MOSE合法化的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这些想象与时间维度（temporal dimensions）和空间-等级维度（spatial-hierarchical dimensions）相互交织。想象构建了集体的过去、现在和想象性未来。
**论文解读：媒体框架如何共生产MOSE巨项目的社会技术与空间想象**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到2100年，意大利沿海地区将面临0.94–1.45米的海平面上升，数千平方公里土地面临淹没风险。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的威尼斯，正遭受日益频繁的洪水（acqua alta）侵袭，城市及其古迹岌岌可危。MOSE（实验性机电模块，Modulo sperimentale elettromeccanico）作为意大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是一套可暂时将威尼斯泻湖与亚得里亚海隔开的高科技移动屏障系统，旨在为威尼斯提供抵御海平面上升的保护。然而，巨项目具有复杂、高风险、造价高昂和建设周期长等特点，其发展路径不仅受技术因素影响，更受社会内部认知、框架和功能塑造。已有理论指出，社会技术想象——集体想象的国家科学或技术项目所体现的未来社会生活和秩序——以及空间想象——社会对地方和空间安排所赋予的规范性共享意义——共同构成并合法化此类项目的未来愿景。但目前少有实证研究关注这两种想象在时间维度（连续性、稳定性或转型）和空间等级维度（哪些地点被优先保护、哪些被边缘化）上如何交织与共同生产。为此，研究人员提出三个核心问题：意大利媒体以何种方式框定并合法化或去合法化MOSE？这些框架建构了怎样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维度？想象建构了怎样的等级意义？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将空间维度纳入社会技术想象的分析，理解媒体如何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塑造未来愿景并再生产空间等级秩序。
**二、数据与方法**
研究人员对意大利三家媒体进行定性框架分析：全国性报纸《共和国报》（La Repubblica）和《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以及地方报纸《新威尼斯报》（La Nuova Venezia）。通过在媒体网站检索关键词“海平面上升”（innalzamento del livello del mare），获得2013–2023年间共279篇文章；经编码筛选，119篇讨论某种海平面上升适应策略，其中77篇涉及防护策略，57篇明确提及MOSE并构成最终分析数据集。研究人员使用NVivo软件对材料进行开放编码，将反复出现的主题归纳为三个分析框架：独特性框架（53个编码）、创新框架（41个编码）和生态批评框架（44个编码）。样本覆盖从MOSE投入运行前的最后阶段到其嵌入威尼斯日常生活的时期，时间跨度完整。
**三、研究结果**
**（一）动员社会技术与空间想象以保护独特性**
该框架以威尼斯的历史和文化为核心，将城市建构为异常脆弱且独特的地方，使用最高级修辞强调其“最受威胁”的地位，形成过去、现在与未来连贯的“永恒威尼斯”空间想象。媒体通过对比1966年和2019年洪水等历史记忆，将MOSE塑造为“救世主”，恢复居民生活的可预测性和控制感；同时也通过采访MOSE专员和威尼斯潮汐中心主任等技术权威，解释系统运作并强化公众信心。在此框架中，空间想象为MOSE提供了文化和历史基础，社会技术想象则保护和延续“威尼斯永不改变”的集体观念，二者相互强化：空间想象提供合法性，社会技术想象提供解决方案。
**（二）无限创新的技术乐观主义**
创新框架将MOSE描绘为全球对抗海平面上升的先驱，强调其技术知识可出口、可复制，例如媒体建议英国向威尼斯学习相关技术。该框架中行动者主要是政治人物、工程师和学者等技术官僚权威，话语中充满“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威尼斯向世界提供解决方案”等表述。虽然媒体承认MOSE存在使用寿命限制，但主张需要更宏大的后续基础设施项目，例如用永久性水坝将泻湖改造为人工湖，以将水位恢复到文艺复兴时期水平。此框架将技术变革与怀旧相结合：技术乐观主义旨在确保连续性而非社会转型，空间想象将威尼斯置于需要保护的独特地位，而MOSE则被建构为可扩展的全球方案。未来愿景最终指向一种由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干预必然到来的“后MOSE时代”。
**（三）生态批评的反框架**
生态批评框架将MOSE重新定义为风险本身，而非解决方案。与前两个框架不同，此框架将空间等级颠倒：不是历史城市，而是泻湖生态系统乃至自然本身被置于最高位置。媒体为此框架中的地方协会、环保主义者、活动家和批判性科学家提供了话语空间，例如报道绿党领袖Gianfranco Bettin批评国家层级的决策忽视地方环保声音。媒体也报道了科学家关于“海平面上升加速可能使MOSE在完工前就过时”的警告，并提及腐败丑闻和环境破坏问题。该框架将适应重新定义为“改变我们的习惯以适应将要到来的新世界”，认为适应气候变化需要社会变革而非更多巨项目。在生态空间想象下，空间想象与社会技术想象之间发生断裂，生态优先性解构了技术乐观主义，使技术本身成为当下和未来的风险源。
**四、讨论与结论**
三种框架表明，社会技术想象与空间想象的共同生产取决于媒体所选择的时间性和等级秩序。前两种框架中，想象以保护连续性为核心，建构了海平面上升背景下威尼斯无需改变的确定性未来，支持了“未来想象往往并非导向社会转型，而是延续过去至未来”的既有观点；第三种框架则揭示了预防性想象所强调的技术发展风险。媒体通过决定哪些行动者拥有话语权来组织和再生产权力关系：前两个框架巩固技术官僚权威与现有权力等级，第三个框架则向批判性行动者开放空间，打破原有秩序。MOSE可被理解为预期实践与治理安排组合而成的“预期性集合体”（anticipatory assemblages），其想象在基础设施物质化之后依然持久存在，继续塑造基础设施的意义与合法性。同时，社会技术想象和空间想象再生产了地方的价值等级——历史城市及其文化遗产被置于比泻湖生态系统更优先的保护地位。研究结论表明，社会技术想象与空间想象始终共同生产，它们不仅预测未来，更通过影响社会如何想象自身未来来建构和合法化特定社会秩序；空间维度的纳入丰富了社会技术想象的分析，深化了气候变化转型领域对想象与空间交织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