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均衡收益：越南各省可持续发展的证据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Uneven Gain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ross Vietnamese Provinces

　　

专业摘要翻译 外国直接投资（FDI）被广泛视为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可能因地方环境而异。本研究考察了2019-2022年期间越南省级层面外商直接投资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利用平衡面板数据以及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省级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当使用FDI项目数量衡量外商直接投资，以及采用工具变量法作为额外的稳健性检验时，这些发现基本保持一致。在发展投资水平较高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强；而在多维贫困程度较高的省份，这种关系则更弱。进一步分析显示，这种关联在不同收入群体和经济区域之间存在差异。基于这些发现，该研究为设计与地方发展条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更为紧密契合的外商直接投资战略提供了一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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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外国直接投资（FDI）被视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引擎。然而，现有文献对FDI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仍存在显著局限。首先，多数研究聚焦于可持续发展的单一维度，如经济增长、社会不平等或环境绩效，而未能采用涵盖经济、社会和环境多层面的综合指标。其次，大量实证分析基于跨国或国家层面数据，这可能会掩盖一国内部显著的地区差异。例如，越南各省份在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投资、贫困状况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可能深刻影响FDI的本地化效益。第三，对于FDI收益在不同发展条件下分布不均的问题关注不足，尤其是国内发展投资和贫困状况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探讨。

鉴于上述研究空白，该研究旨在利用越南63个省份2019-202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从省级视角系统考察FDI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并特别关注地方发展条件（如发展投资和多维贫困）如何调节这一关系。这一研究不仅填补了空间尺度和条件异质性方面的文献空白，也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因地制宜的FDI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二、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包含252个观测值（63个省份×4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集。核心被解释变量为省级可持续发展指数（PSDI），该指数由越南计划投资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合作编制，基于14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分量指标等权加总而成。主要解释变量为实际到位的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单位：百万美元）。关键调节变量包括发展投资（investment）和多维贫困率（poverty）。控制变量涵盖地区生产总值（GRDP）、森林覆盖率（forest）、固体废物处理量（waste）和环境税收（tax）。

在计量方法上，研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s），同时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吸收不随时间变化的省份特征和共同的时间冲击。标准误聚类至省级层面。为检验调节效应，研究人员引入交互项。此外，研究还进行了分收入组和分经济区域的异质性分析。在稳健性检验中，研究人员使用FDI项目数替代FDI流入额，并采用基于行业份额转移（shift-share）的工具变量（IV）方法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三、研究结果

1. 基准回归结果

研究发现，FDI与省级可持续发展指数（PSDI）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并聚类标准误后，FDI的对数系数为0.106，在1%水平上显著。将PSDI分解为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后发现，FDI与经济维度和社会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但与环境维度的关联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FDI的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层面，而非环境层面。

2. 调节效应结果

发展投资的调节作用：FDI与发展投资的交互项系数为正（0.072），在10%水平上显著，支持假设H2。这意味着在发展投资更高的省份，FDI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正向关联更强，表明国内发展投资为FDI发挥效益提供了互补性条件。

多维贫困的调节作用：FDI与多维贫困率的交互项系数为负（-0.034），在1%水平上显著，支持假设H3。这表明在多维贫困程度更高的省份，FDI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正向关联更弱，反映了贫困所代表的社会经济约束限制了FDI收益向更广泛发展成果的转化。

3. 异质性分析结果

按收入分组：无论是在80百分位还是75百分位的分类阈值下，低收入省份中FDI与可持续发展的正向关联更为明显，而高收入省份的关联则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低收入省份从额外资本和技术中获得的边际收益更大。

按经济区域分组：六大经济区域的结果呈现显著差异。红河三角洲（Region 1）的系数为负（-0.335，10%显著性），可能与高度城市化带来的拥挤和环境压力有关；北中部和南中部海岸（Region 3）以及西原地区（Region 4）的系数分别为正（0.316和0.487），表明在这些相对欠发达地区，FDI的积极贡献更为突出；其余三个区域的系数不显著。

4.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使用FDI项目数替代FDI流入额后，结果依然保持正向显著。采用行业份额转移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结果显示，FDI流入额的IV系数为0.642，在5%水平上显著，进一步支持了基准结果的可靠性。第一阶段F统计量（20.08）超过Stock-Yogo临界值，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

四、讨论与结论

该研究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FDI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非同质化，而是高度依赖于地方的特定条件。研究明确指出，发展投资和多维贫困是调节这一关系的关键因素，这促使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将关注点从“FDI是否有益”转向“FDI在何种条件下更有益”。这一发现与近期关于制度质量、绿色技术创新与脱碳效果之间条件依赖性的研究相呼应。

研究结论指出，在2019-2022年期间，越南省级层面的FDI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正向关联，但这种关联是不均衡的。具体而言，该正向关系在发展投资水平较高、多维贫困水平较低的省份更为显著；并且在不同收入群体和经济区域间表现出显著差异。基于此，研究提出了明确的政策启示：吸引外资不应成为唯一目标；地方政府需将FDI吸引政策与更广泛的发展政策相结合，优先提升本地发展投资和减贫能力；不同区域应实施差异化的FDI策略，欠发达地区应着重改善基础条件，而发达地区则应注重提升FDI的质量和可持续性。研究也指出了未来方向，包括延长面板时间跨度、使用企业或行业层面的微观数据以探究传导机制，以及继续改进内生性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