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Practice》：Interpretation service partnerships in clinical practice: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for the CBT clinician
编辑推荐：
口译服务是认知行为疗法中一个有效且必要的组成部分。口译伙伴关系技能符合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和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的胜任力要求
口译服务是认知行为疗法中一个有效且必要的组成部分。口译伙伴关系技能符合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和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的胜任力要求。与口译员合作包括尊重口译员，并以协作者身份共同工作。需要开展准备和培训，以便与口译员建立伙伴关系并充分利用口译服务。本文描述了在口译伙伴关系中保护临床医生培训的途径。
有效利用口译服务是提供胜任、公平的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人员撰写本文所立足的美国及其领地，2019年约有22%的家庭至少有一人在家中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与语言不一致临床情境相关的压力源包括健康沟通焦虑、健康宣教减少以及临床照护质量下降。临床医生有责任为不同身份的来访者提供有效、可及的服务，却很少获得关于如何与口译服务合作的明确指南或培训。如果临床医生不知道如何与口译员合作，且所在机构提供的支持有限，他们可能会感到困惑、烦躁或焦虑，从而导致专业失误。更严重的是，如果临床医生相信各种关于口译的迷思，他们可能完全避免使用这些服务。然而，通过培训，CBT临床医生可以与口译服务建立伙伴关系，以惠及来访者和照护团队。这种伙伴关系包括通过规划（例如为口译员准备介绍材料）以及在会谈中实施有效沟通策略（例如约定暂停口译的信号），主动向来访者和口译员传达尊重与尊严。这种伙伴关系还需要元沟通（meta communication），即明确沟通临床会谈中的沟通将如何进行。
口译服务（interpretation services，由口译员在会谈中实时传递语言含义的服务）是保障心理健康服务公平可及的重要环节。研究背景显示，美国有大量家庭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语言不一致的临床情境会导致沟通焦虑、健康宣教减少和照护质量下降。然而，临床医生普遍缺乏与口译服务合作的正式培训，临床机构也往往缺少相应政策与资源，甚至存在“家庭成员可替代专业口译员”“口译只是逐字翻译”等迷思，造成口译服务使用不足或被不当使用。为此，Rieger、Orengo-Aguayo、Green、Espeleta和Cohen等研究人员面向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临床医生，基于文献综述、临床与督导经验以及口译员视角，提出了一套以“伙伴关系”为核心的实用导引，强调临床医生应像对待来访者一样尊重和信任口译员，并通过会谈前联系、会谈前问候、会谈中沟通与纠正、会谈后汇报等具体行为落实这一伙伴关系。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的方法包括：叙述性整合已有口译服务研究与CBT胜任力文献；结合自身作为临床医生、培训者、督导者和口译员的多重经验，提炼临床常见的“迷思与事实”；开发可直接使用的沟通脚本和流程性建议；利用基于经验但经过虚构加工的临床案例进行示范；运用社会生态模型（socio-ecological model，分析个体行为如何受机构、区域和国家政策等多层面影响）梳理口译服务的威胁因素与培训需求。本文属于实践导引性质，没有经验样本队列。
研究结果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医疗口译培训与标准。研究人员区分了认证医疗口译员（certified medical interpreter，经过标准化培训和认证）、合格口译员（qualified interpreter，具备相应能力但未完成认证考试）以及双语员工或双重角色口译员（bilingual staff/dual-role interpreter，未接受正式口译培训的机构员工）。研究表明，双重角色口译员的语言能力可能不足，一项包含840名此类口译员的研究中，约五分之一的人无法用目标语言提供准确口译。因此，临床医生需要了解口译提供者的培训背景和伦理标准。
第二，口译服务指南中的两个细微问题。研究人员指出，培养多语种临床医生与使用口译服务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如果机构仅仅因为某位临床医生掌握某种语言就持续将对应语言的来访者分配给他，可能造成多语种临床医生的负担和不公平，甚至导致其接待超出专业范围的个案。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使用口译服务的来访者还可能面临种族歧视、排外、健全主义等系统性压力。
第三，在个体实践中使用口译服务的理由。研究人员认为，与口译员合作可以锻炼并提升APA专业胜任力框架中的专业性、关系和系统领域能力，也能强化CBT核心胜任力，例如议程设置、苏格拉底对话、暴露疗法、心理教育、协作透明等。理解CBT技术之所以有效的“功能”，有助于临床医生在口译介导的情境中灵活调整干预方式，并更好地进行元沟通。
第四，临床案例。研究人员提供了三个经验性案例：一名聋哑青少年在接受创伤聚焦认知行为疗法（TF-CBT）时，与能熟练使用美国手语（ASL）的认证口译员合作，口译员的文化知识帮助纠正了有关“ASL不是真正语言”的适应不良认知；一名西班牙语来访者在接纳承诺疗法（ACT）中，口译员协助调整隐喻和术语，使干预更符合其文化背景；一名普通话老年来访者通过远程口译完成社交焦虑的CBT治疗，轮换的口译员反而成为其暴露练习的一部分。
第五，与口译员合作的核心理由。研究人员主张将口译员视为宝贵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工具。尊重口译员、在服务前澄清角色、在互动中保持协作、在服务后提供汇报，能够促进治疗联盟、鼓励口译员继续承接心理健康工作，并有助于留住口译人力。
第六，会谈前联系口译员。当条件允许时，临床医生应在会谈前联系口译员，发送介绍邮件，说明会面时间、议程、即将使用的评估工具或工作表，并表达感谢。对于远程口译员，提前提供材料有助于其在自己的屏幕上查看文件。
第七，口译员问候。研究人员建议临床医生在来访者到达前约10分钟会见口译员，以建立关系、设定规则并排查技术问题。问候内容应包括感谢、合作意图、会谈时长、内容概述、暴露练习的简单说明、中断信号、所需的口译类型以及责任分工。即使时间紧张，也应在来访者面前进行简短的欢迎和指令。
第八，会谈中与口译员的沟通与纠正。临床医生应避免越过或打断口译员，避免在口译员暂停、重复或请求复述时表现出烦躁。纠正口译员时应使用中性语气，简要提醒所需的口译类型，例如要求直接口译而非摘要式口译。同时，临床医生也应接受口译员的实时反馈，例如建议缩短句子或去除术语。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口译员提出可能有害的干预建议，临床医生应保持冷静尊重，简要解释继续干预的理由，然后通过口译员将解释传达给来访者。
第九，口译员汇报。研究人员强调，无论临床医生对当次服务是否满意，都应安排约5至10分钟的口译后汇报。汇报应包括询问口译员的状态、提供支持与资源、回答非保密问题、征求口译员对临床医生行为的反馈，以及表达感谢。若时间不足，可通过邮件发送资源列表和治疗方法说明。
第十，其他复杂性。研究人员还讨论了多重口译员接力、志愿者或学生口译员、口译连接突然中断、会谈外沟通以及夫妻与团体干预等特殊情况。在这些情况下，需要更充分的规划、保密提醒和情感支持，也不能用志愿者短期替代专业口译服务。
第十一，临床医生培训、支持与机构层面考虑。研究人员认为，所有临床医生都应接受口译伙伴关系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来访者权利、机构政策、可用资源、会谈空间安排、口译机构惯例以及口译员体验。有效的培训形式包括45至90分钟的现场工作坊、角色扮演、演示、核对清单和流程图。机构领导层应明确口译服务的重要性，提供资金、政策和持续教育机会。研究人员还指出，社会政治环境会对面语言服务保护产生影响，因此机构层面的承诺尤为重要。
讨论与结论方面，研究人员总结认为，临床医生对口译服务的使用发生在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口译服务始终具有相关性，同时机构也应努力雇佣能反映服务区域语言人口构成的多语种临床医生。本导引提出的口译员问候、会谈中尊重而清晰的互动、会谈后汇报等做法，具有较好的表面效度，并基于研究证据和以来访者为中心的心理健康服务实践经验。未来研究应关注不同类型口译方式的效果、问候与汇报方案的可扩展性、培训与督导对口译员体验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和自动口译服务可能带来的机遇与伦理限制。尽管如此，人际连接在CBT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明确确认，因此研究人员仍鼓励临床机构和培训项目继续着力培养临床医生与人类口译员合作的能力，以实现公平、深思熟虑的CBT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