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ge Open》：Environmental Acts and Divine Judgment: Religious Perceptions of Sin and Bless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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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已发现宗教归属（religious affiliation）可影响环境态度与行为（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在此，研究人员探讨此类关联的潜在机制：重要宗教概念（如罪、审判、祝福）如何与环境相联结。研究
大量研究已发现宗教归属（religious affiliation）可影响环境态度与行为（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在此，研究人员探讨此类关联的潜在机制：重要宗教概念（如罪、审判、祝福）如何与环境相联结。研究人员通过对宗教个体的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考察环境行为如何在宗教与道德框架（religious and moral frameworks）中被看待。宗教信徒以何种方式（如有）将宗教后果与正向或负向环境行为相关联？损害环境是否被视为有罪，或关怀环境是否带来祝福？研究发现，多数受访者认为环境退化或污染是罪的标志，几乎所有受访者均认同贪婪与环境问题之间存在联系。多数受访者还认为，未善尽地球管家职责（stewardship）可能带来负向宗教后果。环境行为背后的意图与动机在这些道德判断中具有重要作用。当受访者感知到全知审判（omniscient judgment）时，该效应可能增强，使意图与行为及结果同样显著。此外，许多受访者认为，尝试参与正向环境行为会带来奖赏（自我提升、幸福感与宗教满足感），无论环境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这种关注“尽力而为”的个人奖赏而非实际结果，提示了一种激励大规模环境问题行动的替代路径。
已有跨学科研究考察宗教与环境之间的关联，通常关注宗教归属（religious affiliation）是否影响环境态度或行动；由于宗教多样，研究发现宗教信念对环境态度与行为既有正向也有负向影响，提示存在多重机制。既有研究较多关注宗教或教派成员身份与环境结果之间的关联，较少研究为什么以及如何将信仰与环境信念或行动相连接；尤其从社会科学角度，宗教信徒是否感知环境损害与环境关怀行为会带来宗教后果，仍未充分探讨。原文指出，理解罪、审判、祝福等重要宗教概念如何映射到环境问题，有助于揭示态度与行为背后的因素。环境问题常具有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与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s）中的行动难题，个人难以感知气候变化等议题对自身的影响，因此理解激励与抑制因素对公共动员和框架共振（frame resonance，指信息框架与受众既有世界观的契合程度）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因此以30名宗教个体为对象，采用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一种以开放式问题引导并允许追问的质性访谈方法）和简短人口学调查，开展探索性社会科学研究；其目标不是从神学上定义罪，而是考察受访者是否认为环境损害与环境关怀行为可能带来宗教后果，以及这是否影响其自身环境行动。研究结论显示，多数受访者将环境退化或污染视为罪的标志，几乎全部将贪婪与环境问题相联系；多数认为未善尽地球管家职责（stewardship，指人类照料并保护上帝创造的环境）可能有负向宗教后果；意图与动机在道德判断中居核心地位，感知全知审判（omniscient judgment，指神知晓人的行为与内在动机并据此判断）会强化这一效应；正向环境行为可带来自我提升、幸福和宗教满足等个人奖赏，且不依赖环境问题是否实际解决。其意义在于揭示宗教信念影响环境态度与行为的机制，并为环境传播提供替代性激励框架。关键技术方法如下：研究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沃斯堡地区通过海报、宗教组织、校园事工、宗教学生团体和宗教大学招募；样本为更大55人访谈项目中的30名宗教个体，访谈于2023年4月至2024年5月进行，线上Teams或线下形式约各半，平均45分钟；访谈后完成简短人口学调查，获知情同意、使用化名，并经UT Arlington伦理审查（Protocol 2023-0223）。资料分析采用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在质性资料中识别和组织意义模式的方法）、in vivo编码（in vivo coding）和ATLAS.ti（version 24.1.1）辅助，并进行描述性频次计数（descriptive frequency counts，统计表达某主题的受访者人数或比例），访谈持续至数据饱和（data saturation，新增访谈不再产生新主题）。以下结果均来自对30名宗教个体半结构式访谈回答的主题分析与描述性频次计数。
（1）The Environment and Sin（环境与罪）：访谈显示，受访者对罪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意见分化，略少于半数确定存在关系（是46%；否32%；可能21%）；当问题转向环境退化或污染时，更多受访者确认其与罪相关（是69%；否21%；可能10%）。认为无关系者常将罪个人化或置于非环境领域；认为有关系者常强调管家职责，或以神创造地球因而人应照料为理由。许多受访者在回答时表现出犹豫，显示其首次思考该问题；是否构成罪很大程度取决于意图，故意伤害更可能被视为罪，无意或受资源限制的行为较少被视为罪。全知神看见动机这一点，使意图与行为及结果同样具有道德意义。
（2）Sin and the Environment: Framing the Problem as Greed（罪与环境：将问题框定为贪婪）：访谈显示，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贪婪与环境问题存在联系（是93%；否0%；可能7%）。部分受访者在被问及贪婪前已主动提及贪婪是罪的形式；受访者将贪婪联系到金钱欲、公司逐利、权力、声望、地位和个人舒适等，并常将其视为内在于个体、需要约束的问题。原文指出，贪婪在全部访谈中均是突出主题，并被感知为与环境问题深度交织。
（3）Religious Consequences of Good and Bad Acts toward the Environment（对环境善恶行为的宗教后果）：访谈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不妥善照料地球存在或可能存在宗教后果（是62%；否24%；可能14%）。少数否认者中，有人强调救赎只取决于是否信仰耶稣基督，但这种观点不常见。认为存在后果者常以对神的不敬、对神所赐礼物的不珍惜或不顺从来解释；原文指出，这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对自然要素造成伤害”的框架，即缺乏管家职责被视为对神的不敬，并涉及对神权威的服从。
（4）Positive Religious Consequences of Environmental Acts（环境行为的正向宗教后果）：访谈显示，受访者对帮助照料环境能否获得祝福存在分歧（是50%；否42%；可能8%）。认为可获得祝福者多将祝福理解为个人性而非物质性回报，如幸福、自我提升、与神更近的关系、宗教满足感，以及成为他人的祝福。访谈还显示，意图在此同样重要；受访者强调不能以善行“交换”祝福，行为须出于善意而非炫耀或交换。原文指出，即使问题关于环境，受访者仍常转向人的福祉与关系，这与可持续性讨论中环境、社会和经济福祉并置的取向相近。
（5）Negative Religious Consequences of Environmental Acts（环境行为的负向宗教后果）：访谈显示，受访者更反对“失去恩典或祝福”的说法（否55%；是30%；可能15%）。多数认为人不能失去恩典，常将恩典定义为神的爱与宽恕，并强调神知道人的缺陷且会宽恕。少数认为可能失去者仍强调意图：故意破坏地球者可能面临负向宗教后果，而受资源限制者会被神理解。也有受访者表示，虽不能失去恩典，但忽视环境会显示个人真实状态并指向其宗教道路。
（6）The Upshot of Beliefs: Effects on Action（信念的结果：对行动的影响）：访谈显示，约半数受访者认为宗教后果影响其选择或行动（是48%；否26%；可能26%）。认为无影响者常表示其行善是因为认为正确；认为有影响者也常将环境行为置于次要位置，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传播福音更重要。访谈显示，受访者更常谈论回收、减少塑料、不乱丢垃圾等个人行动，且不少人此前未将宗教信仰与环境行动强烈连接；有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首次思考罪与气候变化等联系，显示该议题对部分人而言是新思路。
讨论部分总结：原文指出，本研究在既有宗教归属与环境态度行为关联研究基础上，考察受访者如何感知宗教后果并将其与环境相连接，识别出意图与动机评估、神圣审判感知、预期宗教后果等机制。由于受访者相信全知神，动机与思想具有道德后果；环境行为不仅反映社会或生态责任，也反映对神的问责与尊重；宗教信念通过感知神判、追求自我提升等塑造激励。讨论强调，意图核心地位意味着环境目标不必实际完成即可获得奖赏，“尽力而为”本身被承认，这对应对气候变化等大规模环境问题具有潜在策略意义；受访者常强调对“自我”的益处，如幸福、自我提升、与神关系，而非仅强调拯救自然；从管家职责角度，照料地球可显示对神的尊重与顺从。讨论还指出，环境传播可从复杂、抽象、未来和他人导向的后果，转向即时激励与奖赏，如避免罪、与神意一致；许多受访者以对人而非对自然的伤害表达宗教后果，提示强调环境问题的人类后果可匹配既有罪世界观；贪婪是更有前景的信息切入点，较罪更具体且可吸引世俗群体，“爱钱”被视为罪的提醒可反驳重利话语。局限包括宗教与教派差异、样本年轻且多元、政治倾向以温和为主、部分受访者怀疑气候变化与罪的关联、部分更重视以人为中心的行动，以及这些主题对部分受访者仍是新想法；未来可用实验设计检验引入罪或宗教后果与环境联系后对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研究结论翻译：总体而言，本研究识别了受访者理解宗教概念与环境关系的不同方式，描绘了宗教信念可能影响环境态度与行为的多种机制，包括环境损害与环境关怀行为如何纳入神圣审判。研究还就宗教信念如何通过神圣问责感知、精神上有意义的奖赏以及自我提升愿望塑造激励与抑制，提出了若干洞见。该研究具有若干应用价值，尤其涉及环境议题与气候变化的框架策略。Gifford 识别了气候变化的一些心理障碍，即“dragons of inaction”（不作为之龙，指阻碍行动的心理障碍隐喻），例如气候变化被视为抽象、影响远方他人或发生于未来。研究发现提示了与宗教受众产生共鸣的可能策略：从复杂概念（温室气体排放）和抽象、未来、他人导向的影响，转向即时激励与奖赏（如避免罪、与神的愿望一致）。许多受访者以对人而非对自然的伤害来表达宗教后果，提示强调环境问题的人类后果可能与既有罪世界观有效匹配。相关地，贪婪成为有前景的信息切入点；对许多宗教受访者而言，它比罪更具体，也能吸引世俗群体。生产过程中常推崇省钱与获利，提醒“爱钱”被视为罪，可能构成潜在反驳。最终，学者与实践者可利用本研究信息，制定策略以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他大规模、长期环境问题所面临的不作为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