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代表性雇员样本中职场欺凌的患病率及按来源区分的关联:一项横断面分析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and Toxicology》:Workplace bullying in a German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employees: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3日 来源: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and Toxicology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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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职场欺凌(workplace bullying, WB)与受影响个体的多种不良健康结局相关,同时也会给相关企业带来负面组织后果。本研究旨在更新WB的患病率,并在德国代表性雇员样本中调查按欺凌来源(来自同事、上级或两者)区分的WB关联。方法:本研究基于一项

  
背景:职场欺凌(workplace bullying, WB)与受影响个体的多种不良健康结局相关,同时也会给相关企业带来负面组织后果。本研究旨在更新WB的患病率,并在德国代表性雇员样本中调查按欺凌来源(来自同事、上级或两者)区分的WB关联。方法:本研究基于一项代表性横断面电话调查(representative cross-sectional telephone survey),样本包括N = 5,015名在职成年人。WB定义为受访者表示在过去六个月中每周经历来自同事和/或上级的不公正批评、骚扰或公开羞辱。为识别WB的关联(associations),研究人员运行了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并按欺凌来源进行区分。结果:WB总患病率(prevalence)为6.5%,其中4.4%报告来自同事的WB,3.5%报告来自上级的WB。WB随年龄增长而下降,18至29岁年轻成年人的患病率最高(11.5%)。学徒身份者(12.3%)或蓝领岗位者(10.2%)的WB患病率最高。在多变量分析(multivariable analyses)中,只有年龄在所有WB来源中与WB显著相关,显示年轻雇员具有更高脆弱性。来自同事的WB与来自上级的WB强烈相关。结论:在德国,每十五名在职个体中有一人经历WB。年轻年龄是与WB最一致的关联因素。某些变量(性别、地区、职业地位)的部分关联凸显了WB的情境依赖性(context-dependent nature)。此外,来自同事的WB与来自上级的WB之间的强关联强调了这一工作现象的系统性(systemic nature)。需要实施专门针对WB的预防策略以维持雇员健康。
研究背景:职场欺凌(workplace bullying, WB)被描述为工作中反复发生的敌对或排斥行为,借由利用或压制受害者使其处于劣势并产生无助感;为区别于一般冲突,频率和持续时间是关键,按Leymann定义需每周发生并持续至少六个月。WB可发生于任何方向,但同事间及上级对下属的欺凌最常见。其患病率(prevalence)受方法学和地理因素影响,国际meta分析估计总体为14.6%,部分研究报道职业生涯中可达30%;德国代表性样本既往估计为5.5%至6.7%。既往研究提示不同文化背景者、未婚者、女性或年轻员工风险较高,卫生保健部门风险较高,但跨职业领域比较少,且按欺凌来源(上级向下 vs. 同级横向)区分相关因素的分析仍缺失。德国代表性WB数据已十余年未更新,未反映近五至十年远程工作等组织与工作环境变化;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以估计当前WB患病率,并分析社会人口学和职业因素与不同来源WB的关联。研究人员开展的是德国在职成年人代表性横断面电话调查,最终分析样本N = 4,925;结果显示总体WB患病率6.5%,同事WB 4.4%,上级WB 3.5%,1.4%同时经历两者;年轻年龄是最一致关联因素,建筑、建筑学、测量与技术建筑服务职业领域与总体WB及同事WB显著相关,女性与总体WB相关,蓝领与总体WB相关,东德上级WB较低,同事WB与上级WB强关联。其意义在于更新德国WB患病率、揭示来源特异性关联并强调WB的系统性,提示需实施针对性预防策略以维持雇员健康。

关键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样本来源于Leipzig University社会医学、职业医学与公共卫生研究所(ISAP)受德国联邦劳动和社会事务部委托的“德国劳动人群职场欺凌代表性研究”项目;USUMA GmbH于2023年8月至2024年1月实施计算机辅助电话访谈;采用ADM抽样和双帧设计(固话与手机,手机占41%),固话家庭以Kish选择格随机选取合格成员;纳入18岁及以上、德语能力足够、在职且每周有偿工作至少1小时者,排除自雇、自由职业、家庭帮工、学生及失业/中断就业者;最终分析N = 4,925。WB按过去六个月每周/每天来自同事和/或上级的不公正批评、骚扰或公开羞辱定义。采用设计加权(design weighting)和调整加权(adjustment weighting);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总体、同事、上级三模型,协变量含年龄、性别、教育、职业地位、地区、职业领域,来源模型互调,检验交互项,稳健标准误,STATA 16.1 SE。

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总样本平均42.7岁,男性51.8%,中等教育52.4%;与未受WB者相比,受WB者更年轻(36.9 vs. 43.1),更多为学徒(7.4% vs. 3.7%)或蓝领(19.6% vs. 11.9%),更多在建筑、建筑学、测量与技术建筑服务领域工作(13.2% vs. 7.4%);平均每周工作36.5小时。
职场欺凌患病率:总体WB为6.5%(95% CI 5.6–7.5),同事WB略高于上级WB(4.4% vs. 3.5%),1.4%(N = 65)同时经历两者;18–29岁总体WB最高(11.5%),并随年龄组下降,此模式见于各来源;女性略高于男性(总体7.1% vs. 5.9%);低、中等教育者总体WB均为7.3%,高于高等教育5.2%;学徒(12.3%)和蓝领(10.2%)最高;建筑、建筑学、测量与技术建筑服务领域总体WB最高(11.1%),同事WB类似;上级WB在运输(含交通、物流、安全与军事;4.9%)和制造(4.8%)最高;每周≥25小时亚样本(N = 4,311)结果相似。
职场欺凌关联:多变量logistic回归显示,总体WB与年龄(每增一岁OR 0.96,95% CI 0.95–0.97)、女性(OR 1.51,95% CI 1.05–2.17)、建筑等职业领域(OR 2.31,95% CI 1.46–3.63)、东德地区(OR 0.67,95% CI 0.48–0.92)和蓝领(OR 1.59,95% CI 1.02–2.48)相关,但地区和职业地位的Wald检验整体不显著,需谨慎解释。同事WB与年龄(OR 0.96,95% CI 0.94–0.98)和建筑等职业领域(OR 2.38,95% CI 1.31–4.31)相关,并与上级WB强关联(OR 19.21,95% CI 11.38–32.42),与教育、性别、职业地位、地区无显著关联。上级WB与年龄(OR 0.97,95% CI 0.95–0.99)和东德地区(OR 0.59,95% CI 0.39–0.88)相关,并与同事WB强关联(OR 18.97,95% CI 11.28–31.88),与性别、教育、职业地位无显著关联。年龄×职业领域交互与总体WB(χ2 = 21.61,p = 0.005)和同事WB(χ2 = 19.38,p = 0.013)显著相关,建筑等职业领域中年轻成人的脆弱性更明显。

讨论部分总结:本研究6.5%的WB患病率与既往德国代表性研究(6.7%)相近;国际患病率差异部分可由评估和操作化方法不同解释,本研究结合自我标签与行为经历以提供较稳健估计。年龄在不同来源WB中均一致相关,提示年轻雇员可能因较低层级和较少工作经验而更易暴露;女性与总体WB相关,但性别与WB关系复杂且受职业情境影响;蓝领与总体WB相关,可能与低层级权力不对称有关;建筑、建筑学、测量与技术建筑服务领域风险较高,可能与工作环境隐私、组织文化、角色模糊、低自主性和领导方式等有关;东德上级WB较低的原因尚待研究;同事WB与上级WB强共现提示系统性问题。局限性包括电话调查应答率19.1%可能导致选择偏倚、自报测量、职业领域为部门与职业的混合操作化、缺失数据排除者教育较低可能低估患病率、横断面设计不能推断因果。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本研究强调,最值得注意的是,年轻雇员经历职场欺凌的风险升高,无论其感知来源是同事还是上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常从较低职位开始、工作经验有限,因而可能更频繁暴露于工作中的敌对行为。同事欺凌与上级欺凌的强共现强调了这一现象的系统性。本研究结果说明WB具有复杂和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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